然而经历过长期“阶级分析”训练的大脑，将会立马作出反应：这绝对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而且一定会被“绝对正确的革命”打倒在地下，再踩上一只脚。
有的话，由历史上某些政治人物说出来，可谓鞭辟入里。
**宣传部长戈培尔就曾经写道：“宣传与真理绝对没有关系。”
据说林彪也说过：不说假话，不能成大事。
钱理群说：“真正的文学大师的语言，是具有生命的灵性的，它有声，有色，有情感，有厚度、力度与质感，是应该细心地去体味、沉吟、把玩，并从中感受一种语言的趣味。”
这众多赞美的词语中，最值得细心体味的，是“质感”；最需要把玩出来的，是“趣味”。
可是，什么是“质感”？为何是“趣味”？意可会，言难传。
在《读书》杂志里读到一篇小文章，其中两段文字当即让自己联想到语文课程改革，大有顿然憬悟之感，随手抄摘如下：
“多如牛毛的新理论、新见解，轻易的体系建造，除了表明社会浮躁心理外，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
“……在任何一种相对成熟的社会体系内部必然存在革新与保守两种倾向，相反相成、并行不悖，共同构成社会体系稳定和发展的两翼。政治文化上革新倾向，在西方被称之为——自由主义，与之相对的是保守主义。社会也是个有机体，社会领域中的革新与保守、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就功能而言，犹如生物学上的变异与遗传。……变革，是通过不断地适应环境的变化使社会体系的生存能力得到加强；保守，是不断地向制度的本质复归，通过对固有价值的肯定来巩固社会体系的稳定。变革和保守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体系都是必需的，变革与保守之间并无优劣之分。但遗憾的是在我国当代文化中，乃至在语言中，保守都是一个贬义词，这是当代中国文化不够成熟的一种表现。”
课改实施以来，不问历史上的母语教学有哪些固有价值需要肯定，而随便抓住些例子，不做具体分析，便从整体上对旧有的一套加以抹杀，力图重新建立全新的教学体系，也正反映了教育文化的幼稚不成熟，以及教育改革人士的浮躁心理。
当代的文风见诸遣词造句，行文谋篇，有太多的近似，甚或雷同。上个世纪的前50年间，文风不算鼎盛，但各具风格的作家，毕竟还数得些出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都尽了文体和语言创新的努力。周作人有一个意见，我认为很值得作家作为语言创造的追求，他在《燕知草·跋》和《苦竹杂记·后记》里曾谈过，要“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并借杂糅口语、欧化语、古文、方言等，以造成“有雅致的俗语文章”。
上述一段话，会不会是夫子自道？或欲以自己的文章，替别人竖起标杆？
文洁若在《晚年的周作人》中写道：“八道湾周宅是周作人一直居住的地方，……不论什么时候去，他的书房里总是窗明几净。书桌上只摆着笔砚、稿纸和原著，此外，连张纸片都不见。多年后我曾问过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的妻子张菼芳，是否因为出版社有人来谈工作才特别收拾一下。她说，周作人向来极爱整洁，书稿井井有条。工具书各有固定的地方，用毕必放回原处。她还告诉我，周作人每天伏案工作达十小时以上，而且都是自己研墨，毛笔正楷，从来不用钢笔。他不打底稿，改动很少，考虑好了再下笔。”
文化人的这种斯文洁癖，也跟传统基因的承续有关系，不是可以勉强学来的。
文洁若还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周作人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的从8世纪到18世纪的日本古典作品，以至20世纪的《石川啄木诗歌集》，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译起来都挥洒自如，与原作不走样。最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哪个时代的作品，他都能够从我国丰富的语汇中找到适当的字眼加以表达。这充分说明他中外文学造诣之深。”
即便不是翻译，而是写作，“都能够从我国丰富的语汇中找到适当的字眼加以表达”，也是何等的造诣！
1965年4月4日，周作人在致鲍耀明的信中说：“知海内报刊时常提及鄙人，无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
周作人所着意的，分明是人们是不是还记得他。
朱自清在《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中，曾明确表示反对“将‘人的教育’的全副重担子都放在国文教师的两肩上”，强调要注重语文教学自身的特点，由此来确定它在“人的教育”这一总目标中所应与所能担负的任务。
林炜彤说他1987年在全国中语会第四次年会上曾经说过，当前中学语文教学形势，还是处在宋公明二打祝家庄时期，虽闻千军万马厮杀之声，看见各具胜负的争战之状，但到头来并没能有效解决根本问题——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最终还是走不出盘陀路。他希望有钟离老人能告诉老师，学生如何能走出盘陀路，指点红灯。
时过二分之一世纪，语文教学仍在盘陀路上转悠。四面八方，红灯高照，不是没有钟离老人，而是钟离老人太多，难辨是真是假。
个人最喜欢也最切记体认的一句话，是——
“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
有的道理，如何只一两句话即把本质说透，这在阅读分析，尤其在作文表达中要特别予以重视和加强训练。例如：
◇片面强调无私奉献，就等于将人置于价值真空之中。
◇教育行动的最终目的在于使其自身成为不必要。
◇潜规则，就是拿不到台面公开讲，但却实际存在的行为方式。
作文字无非是一为资用，一为遣兴。二者均能得心应手，亦人生一大快事。学习语文，其实也无非是这样两个目标而已。
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福州一中校友林群院士告余曰：
⒈“近代数学始于微积分。要让所有学生都懂得微积分。如果微积分不能让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读懂，那就不是微积分了。”
这话是说微积分并不难，关键是教材好不好，教师善不善教。但不说“那就不是数学教师了”，而归咎于微积分。有什么区别吗？
⒉“数学之中几何最重要。要大力提倡看图，对图形进行思考。哲学家认为哲学最后的归宿是只要看，不要想。”
这只是极言看的重要性。以看代想乃至取消想，不可思议。
⒊“学生不要读太多书。华罗庚当年常讲点金术比金砖更重要。要做飞机，不要做火车。”
这是说要像飞机一样自由飞翔，不要像火车只能在固定轨道跑动。我想，应该先做火车，后做飞机。知道了怎么跑，将来才可能自由飞。
⒋“死读万卷书，活听一句话。”
这是说，读了万卷书你可能还是个死脑袋，有时只听一句话，你的心灵就活了。关键是要会听。
⒌“文理不要再分家。”
这话科学家讲最可信。但，什么时候已经团圆过，而今“不要再分家”？看来永远不太可能不分家。
据说，国外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有三层次：一是社会良心，二是智慧传播者，三是对真理与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
一，很重要，不可少。二，常识，但强调的是智慧，不是知识。三，此处的“真理与神圣”，是中性的，即需要加上引号的。“亵渎”，也不可作贬义看。
古语云：“人至清则无徒。”
确是见过几个“准至清”（在彼看来可能认为是“至清”）者，其身边却是少徒，严格说是无徒。有几个常接触的，只是客，而不是徒。
糊涂一点，就会有徒吗？是什么样的徒？人一定要有徒吗？古人的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王蒙读王小波，写了《王小波——难得明白》，其中有云：
“从王身上，我深深感到我们的一些同行包括本人的一大缺陷可能是缺少自然科学方面的应有训练，动不动就那么情绪化模糊化姿态化直至表演化。一个自然科学家要是这种脾气，准保一事无成——说不定他不得不改行写呼吁性散文杂文和文学短评。”
不强调自然科学知识，而说“应有训练”，是对的。唯有经过科学训练，才会冷静和趋于理性。科学家改行写散文杂文和文学短评，也许倒是件好事，因为一旦科学理性与文学脾气结合起来，则一定要比今天情绪化表演化的文人好得多。例子也早就有了。
董桥有文题曰：“袖手观棋，低眉阅世。”
这是何等理想！但必须是棋无涉我，世不来问。过去有多少知识分子躲避现实，不问政治，以为可以远害全身，结果偏被政治揪了出来。袖手低眉，谈何容易！所以有人说“你不可不读董桥”，是对的，因为“你不可不懂董桥”。
1998年，张斌生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说：现在除了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还存在以情藐法、以钱枉法。
20年前，法与情与钱的关系，似尚比较暧昧，但实已存在，张斌生以法律界代表身份呼吁关注，因余曾有现实社会乃由3Q（权、钱、情）支撑一说，故闻之特别敏感。
爱因斯坦为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而去画出一幅简化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相对论体系终于诞生了。
沉浸于科学的抽象的世界，可以忘却人世的日常的粗俗与沉闷，这也许是可能的，而驰骋于文学的形象世界，必将更接触那粗俗与沉闷。
我有时也感觉语文教学现状令人沉闷，既不能突破，又无从逃避，便愈加觉得苦闷。于是也曾想到，是否有一个本然的教与学的简易图像，可以寻求，能够描出，就像爱因斯坦的质能公式？
理科学得好的学生，语文成绩往往不怎么好，何以故？是不是智力与慧性，未必两全？
汪曾祺说鲁迅的《二十四孝图》是“气势磅礴、纵横挥洒的‘大散文’”，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果树园》则是用意识流方法写出的精致的小品。
这一“大”一“小”，汪老是以什么样的目光去看，怎样的心理去感受的？值得仔细去读一读想一想。
余秋雨说：“所谓性情中人，就是在哪一方面都不装‘假正经’。”
这当然未必全面，但却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一个重要的标准。当今社会，很多人根本就分不清什么是正经、什么是不正经，故难见真正的性情中人。
语文文本解读究竟是从形式还是从内容入手，有不同看法。
叶老认为应该侧重形式的讨究，当然是认为要从形式入手。
李海林认为：“21世纪语文教育必须重新回到‘语文专门化’的历史交叉路口上，选择语言功能教学作为新的起点。”
朱贻渊认为：“而与义理统一的语言经验，为什么不能在统一的语言经验涵育之后再强化语言的表达形式学习呢？真正有效的语言学习不正是在充分感受、体验、思考义理之时才进入形式语言的接受过程吗？”
魏占峰认为，语言学习者主要关注材料的内容而不说语言形式。研究表明：语言交际能力“只能在语言信息和心理信息同时传递、同时加工的交际活动中形成”，而“理解语言表达意思的过程就是习得的过程。”“几乎所有作文尖子都认为他们良好的写作能力主要得益于课外自由的读写。不少作家也有类似的经历。”
赖瑞云教授则认为：“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都可以。”
这里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点：
⒈侧重，不是“只重”。侧重，是指明语文学科有它的特殊任务。
⒉李的观点可取，但不仅仅是回到语言专业化的路，还应该同时回到基础教学的起点。
⒊朱的观点，可以理解为只要在熟读熟诵、深潜涵泳之中，即可同时学习语言形式。这是有道理的，也符合事实。古人也就是这么做的。但在语文课程中，这只是很重要的一种“进入”方式，而不是唯一的方式。要想达到“充分感受、体验”等等，是不可能不注意形式的学习的。
⒋魏的观点，只不过强调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不可分割，尤其不可忽视课外的自由读写。但说学习语言主要是关注内容而不是形式，则又把二者割裂开了。这一见解符合一般阅读，却不适合语文课程。语文课程有其特殊性质和任务。
⒌赖瑞云的看法，也是基于统一的观点。但真要从内容入手，则同样离不开形式。
安贝托·艾柯是西方有影响的反对过度诠释的学者，他在读者理论走向极端，解构主义风靡之时，提出诠释的三条标准，是值得我们在解读教学文本时加以注意的。
其一是，简洁，经济；其二是，指向某一单个的原因而不是诸多不相干的杂乱的原因；三是与别的证据相吻合。（《诠释与过度诠释》）
弘一法师自道其字：“朽人之字所表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致马冬涵信）
我本以为，法师的字是信手落笔，毫不用意着力，故有极其自然随便之态，一点没有人间烟火气。但看来还是有“所表示”，即有所追求。法师毕竟不是一般的出家人，而且极富艺术气禀。
读知堂《堕民的生活》，甚生同情。文中介绍浙江绍兴一带的堕民（俗称堕贫），多以炒豆麦糖换取鸡毛破布烂铁以谋生。因忽忆儿时，福州也有人以麦糖换取鸡毛之类的废品，其糖主要是给孩子解馋的，呼曰“kiakia糖”，是用两个铁片敲出kiakia的声音，以代替沿街叫唤。担子里的麦糖，是整个一大块，颇硬，也是须以铁片加小槌将之敲下来的。其人亦堕民之俦欤？
沙叶新说：“所谓名人都是社会形象，是社会根据各种需要，人为地塑造出来的。只要你一出名，你便不再完全是自己了。知名度越高，就越不是自己。”
鲁迅早说过：“我想不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1927年2月25日致章廷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