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感受到希特勒崛起的威胁，最近才刚命令共产国际放弃极左的国际路线。莫斯科现在拼命想在欧洲资产阶级政府里寻找盟友。苏联加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承诺协助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对抗***主义，并与法国、捷克签了协定。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斯大林就期待与中国能有类似的务实外交政策，现在似乎时机成熟，可以推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莫斯科当局不能期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的中国，因此斯大林看到中共立刻突围，不再与国民党军事对峙，对苏联有相当重大的好处。中共若仍在江西苏区顽抗，国民党就不太可能接受国共联合阵线、中苏联手抗日的构想。如果中共能杀出重围，撤退到北方，中国民意说不定就会逼促蒋介石接受国共二次合作的构想。再者，如果中共在撤退过程中遭到失败，仍无碍于苏联推动与蒋介石强化合作关系。
蒋经国由莫斯科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之后，中国政府主动“与俄国正式交涉”恢复南京与莫斯科之双边关系，以及“遣返蒋经国”的议题。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牛兰夫妇仍然羁押在南京监狱；但是老蒋并没旧事重提，拿宋庆龄1931年提议的换人之议来谈。大约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毫无疑问秉持斯大林的意旨，建议江西的中共“撤退，另寻安全之地——必要时亦可撤到‘外蒙古’”。
1934年10月16日，中共把大约八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持有枪械）分成几个纵队，开始撤出江西的长征。周恩来负责协调突围策略；年方二十七岁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彭德怀领导红三军团。在江西负责主编党报《红星报》的邓小平，熬过留苏派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一次整肃，也参加了这次漫漫长征之旅。
斯大林一连几个月都在细细盘算蒋介石要求放经国归国一事。蒋经国在回忆录中提到，从8月到11月，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突然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两名特务每天形影相随跟踪他。在紧密监视的过程中，蒋经国被拔擢为乌拉尔马许工厂报刊《重工业日报》（Heavy Machinery）的副主编。按一般常理，受到严重怀疑的人，不会有机会得到这个宣传机关的职位，因此，特务可能是要查证经国的忠诚度。
过了几个星期，内务人民委员会乌拉尔地区主管李希托夫（Lishtov）召见蒋经国，通知他，中国政府要求把他送回国。蒋经国说，李希托夫表示，内务人民委员会希望他写信给莫斯科的外交部，表明“你不愿意回中国”。蒋经国声称他拒绝听命，几天后，李希托夫又对他说，中国大使馆有位秘书希望跟他会面。蒋经国和这位中国外交官单独会面，但邻室坐了两个人。这表示蒋经国不能自由发言。“我当然不敢多说话，也不敢透露希望回中国。我们只能谈谈国内的进步，以及我家人多么盼望我回国等等。”
中国驻苏大使馆立刻把和蒋经国接触的情形，向南京方面呈报。六十多年之后，台北当局还不肯公开当年南京和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就这个议题的来往函电，显然忌讳蒋经国当时亲苏、反国民党的言谈会引起难堪、尴尬。1934年12月1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当我听到经国不愿由俄国回来，知道这纯是俄国敌人编造，故能平静处之。我能对此一笑置之，应该算是有了进步。”
1935年1月，共产国际又要蒋经国回到莫斯科，很可能是要他参加就中国国内以及中共党内各项发展的讨论。[长征展开之后几个月，毛泽东在政治角力中赢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这批留苏派；邓小平成为毛泽东最倚重的一位副手。]这一次，蒋经国也得以和斯大林共进晚餐，“喝浓汤，吃荞麦面包，还有果汁”。斯大林此时正在国内发动血雨腥风的大恐怖整肃（Great Terror），蒋经国和俄国国内老百姓一样，必须谨言慎行，必须表现出政治正统立场。所有迹象全都指出，事实上这个阶段的蒋经国，思想大体都符合共产主义正统。
蒋经国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3月间经由简单的注册程序，和芳娜结为夫妻，此时他月薪七百卢布，相当可观。小两口分配到一户两个房间的公寓，照当时的标准，公寓“相当好”。此后，叶利扎罗夫（蒋经国）公寓每逢假日，不时招待宾客；由于境遇比俄国人好，他不吝以高加索舞蹈、俄罗斯歌曲和客人同欢。蒋家常客有地区党委书记李奥波德·艾维巴赫（Leopold Averbach，托派分子），以及工厂厂长弗拉基米洛夫（Vladimirov）同志，蒋经国和芳娜还到克里米亚度假——这可是最受组织赏识的工人和干部才得享受的特殊待遇。
蒋经国在两份工作、研修工程学和社交活动之外，还抽出时间开始替乌拉尔马许工厂写史，就国际事务发表演讲。当他要演讲时，老祖母们都不愿在家照顾小孩，坚持要听听叶利扎罗夫同志演讲。大家公认，蒋经国是仅次于艾维巴赫书记的最好的国际新闻分析家。玛丽亚回想说：“天啊！他真聪明，又博学！”
蒋经国完全没有露出思念祖国的迹象。有位朋友说，他从来没有提到双亲或中国。12月，年仅十九岁的芳娜早产，生下一个仅有三磅半的儿子，经国给他取名“爱廉”（Ai-lian。译按：即蒋孝文），后来这个儿子的英文名字就成了Alan。头三个月，芳娜和经国夜里必须轮流起床，以点眼药水的小管喂婴儿。[33]
1935年春天，苏联正式和法国、捷克签订盟约。虽然中共部队仍在长征途中，斯大林决定应在中国积极推动联合阵线策略。大约在5月、6月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领导人，应该主张和蒋介石合作（直到这个时候，中共一直诟骂蒋是万恶的土匪），唯一的条件是，蒋氏必须放弃“对付自己人的作战”，组成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8月1日，中国共产党正式呼吁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蒋介石立刻峻拒。10月间，毛泽东率领大约九千名残部，抵达陕西省北部荒凉的延安地区；一年前由江西突围时的八万人，现在仅剩下一成左右，加上陕北原本的共产党人，以及张国焘率领的另一支部队，中共现在只剩下大约两万人，而且不是全都配备步枪。蒋介石命令少帅张学良调动兵力进击中共残部；经过一番血战，红军与东北军双方均伤亡惨重。
同一时期，日本军方已在东北扶持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野心更炽，又夺占北平周围的河北各县，北平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抗议日本侵略行为，却遭到北平警察镇压。南京及其他城市亦相继爆发抗日示威。痛恨日本的少帅开始起了是否应该响应抗日联合阵线的念头。然而，蒋介石还是相信，在对抗日本之前，必须先歼灭共产党、强化中国军事力量。
他下令张学良再度对中共增强压力。然而，中共大力活动，号召成立抗日联合阵线，打动了老家横遭日本占领的东北军若干军人的心，许多人开始投向中共。2月间，张学良首次和中共人员秘密见面。
**德国和日本关系日益密切，德国对中国武装部队的援助，势必有中断之虞，不过，蒋介石仍然尽最大能事，维系与德方之关系。1936年他派次子纬国前往慕尼黑军校就读，这个决定跟他十一年前让经国前往莫斯科学习，何其相似。
在这段局势混沌不明的时期，《真理报》刊出一篇蒋经国写给母亲毛福梅的信。[34]语气与上海“清共”后他痛斥父亲如出一辙。他谴责蒋介石是“全体人民公敌，因此也是他儿子难以和解的敌人”。经国声称“以这样的父亲为耻”，没有意愿回到中国。他对母亲重提往昔遭到丈夫虐待的苦楚：“母亲！您记得否？谁打了您，谁抓住您的头发，把您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哀求让您留在家里，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谁打了祖母，以至于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亲上的孝悌与礼义。”蒋经国又称颂他在苏联的经验：“您的儿子现在非常了解人的生活，以及解放受榨欺、压迫人民的方法……他绝不会回国去宣扬那个吹嘘大话的父亲手中勉强抓住的怯懦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