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张佩纶结过两次婚。元配夫人叫朱芷芗，是浙江余杭人朱学勤的女儿。这位朱学勤，也是晚清的一个风云人物，是辛酉政变时期“军机四章京”的领班，常年穿梭于京城与热河之间，穿针引线，传递信息，是恭亲王奕訢门下的得力干将，可惜此人死得早，未能飞黄腾达。朱学勤是光绪元年（1878）去世的，他死后的第四年，女儿朱芷芗也尾随而去。这年张佩纶35岁，中年丧妻，人生之大不幸矣。看着两个尚未成年的幼子张志沧、张志潜，张佩纶潸然泪下。
续弦的继室边粹玉，也是名人之后。其父边宝泉，字廉溪，原籍奉天辽阳，祖先随清军入关，属镶红旗汉军籍。此人性情耿直，直言敢谏，官位从陕西按察使做到闽浙总督，是显赫的封疆大臣。光绪二十四年（1898），边宝泉病逝于住所，据后人说他的死与戊戌变法有关，不知是否属实。不过他死后慈禧太后并未予以追究，反而追赠其为太子少保，从优抚恤。张佩纶所迎娶的继室边粹玉，光绪十二年（1886）在陪同张佩纶充军塞外时病逝，屈指算来，从元配之死到继室之死只有短短的4年时间，而且其中还应包括有迎娶继室边粹玉的一段空隙，由此可以想象得出张佩纶的悲凉心境。
中法战争始于光绪九年（1883）。在那个时候，张佩纶的续弦夫人边粹玉尚还健在，张的情绪也还没有那么糟糕。不仅不糟糕，在尚未开火之前，他还有些亢奋。一连向朝廷上了十数份奏折，以表全力主战决心，口口声声要张扬大清王朝威严，不给倭寇任何机会。
清流党故伎重施，大唱高调，惹得慈禧太后大倒胃口。此时，恰好有大臣献了条收拾清流党的毒计，慈禧“从谏如流”，予以采纳。以皇帝的名义发下圣旨，将清流党的几位干将统统赶出京城：命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张佩纶到前线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显然这是为清流党挖的一个大坑，明里是委以重任，实则是搭个戏台，看清流党登台如何表演。戏演好了是朝廷的福分，演砸了自认倒霉承担骂名。
这是一盘偌大的棋局，布置这盘棋的不仅有慈禧，也有李鸿章。其时李鸿章的权势威望日益上升，政治地位渐趋稳固，从某种程度上说，清廷的算盘珠子是靠他拨动的。按照李鸿章的如意算盘，张佩纶被派到福建，“真正的目的是接收沈葆桢所创办的船政，加以切实整顿，进而控制南洋的全部兵舰，与北洋构成整个系统，完全置于李鸿章的控制之下。这一南北洋军事指挥权的统一，由张佩纶帮助李鸿章完成，再由李鸿章转移给张佩纶，张即成为李的衣钵传人。”这一套设计，与当初曾国藩帮助李鸿章建立淮军，然后以淮军代替湘军，找到替手后急流勇退的做法完全相同。
张佩纶到福建上任伊始，颐指气使，独揽大权，勇于任事，虽置身危地而浑然不觉。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稍通近代史的读者都已经知道了。张佩纶到位仅十天，法国军舰便出现在闽江口，作为清方主将的张佩纶从未接到过战书，更无从谈起做什么准备。马江战役一触即发，清廷被击毁9艘军舰，死伤700余人，福州马尾造船厂也惨遭炮击。眼看着灾祸顷刻间接踵而至，由左宗棠创办、沈葆桢经营多年的福建船政毁于一旦，张佩纶心如刀绞。
跟随在身边的旧部幕僚提醒他，法国倭寇近在咫尺，再走晚一步恐怕有性命之忧，张佩纶这才匆匆忙忙逃跑。当时的情景只能用“狼狈”二字形容，张佩纶带着亲兵直往后山奔窜，中途又遇雷雨，山路泥泞不堪，慌乱中他不知啥时跑丢了一只鞋，光着袜子继续赶路。到了一个名为彭田小村的村子里，村民们听说他是败军之将张佩纶，竟不让他进屋，无奈之下只得临时躲进一座寺庙，最后还是一位乡绅懂人情世故，理解张佩纶的艰难处境，礼貌让其进院宅，并煮了一大锅稀饭让其充饥，张佩纶才挽回了一点颜面。
张佩纶平时弹劾官员，大言煌煌，丝毫不留情面。如今轮到自己上阵，刚一动真格，竟然这般不堪一击。在给朝廷的奏报中他写道：“臣知不敌，顾无退路，唯与诸将以忠义相激发而已。”这话想必说的也是实情。可是法国人兵临城下，守城主将张佩纶弃城而逃，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在京城官宦圈内，张佩纶成了御史们参劾的焦点人物，往日的政敌不用说了，连一些与张佩纶关系尚可的官吏，也趁机落井下石，借以表明与清流党决裂的立场。一只只屎盆子直往他脑袋上扣，张佩纶身败名裂，成为众矢之的。即使是昔日的清流党成员，也有许多人对他临阵逃跑的行为不屑一顾，摇头叹气。
光绪十一年（1885），张佩纶被朝廷从重发落，遣戍察哈尔，前往军台效力赎罪。启程时节正值寒冬腊月，天气奇冷，滴水成冰，比天气更冷的是他的一颗心。张佩纶在察哈尔整整当了三年罪臣，生活清苦，没有经济来源，多亏有几个旧时友人援手相助，这才帮他度过了人生中最困难的一道关口。陪同他一起流放的是续弦夫人边粹玉，患难夫妻相依为命，似乎只有到了这种境地，有了这种际遇，他才能体会出妻子的百般好处。在孤寂的日子里，边粹玉细心抚慰丈夫受伤的心灵，使得落魄的张佩纶感到了一丝温暖，看到了一线光亮。没想到在察哈尔当了一年多“罪臣”后，又一重打击从天而降：边粹玉不幸染病身亡，撒手人寰。给妻子送葬那天，几个北方汉子抬着一具棺木，沿着一面黄土坡往山上走，白晃晃的太阳刺得人眼睛生痛，他站在山冈上，看着远方一棵孤独的大树，想着自己多变的命运，从炫目的巅峰跌至万丈深渊，仅仅只是倏忽之间，不由得感叹造化弄人。
光绪十四年（1888）五月，张佩纶结束了流放生活，返京后专程到天津看望李鸿章。此时的张佩纶穷途末路，内心里的那份骄傲，已被岁月的风霜剥蚀殆尽。李鸿章适时地向他递来了绿色橄榄枝，将多年前谋划的政治婚姻和盘托出。陈寅恪评定李鸿章此举的真实原因，认为“马江战役，丰润因之戍边，是丰润无负于合肥，而合肥有负于丰润，宜乎合肥内心惭疚，而以爱女配之。”丰润是张佩纶，合肥是李鸿章，陈寅恪言下之意，是李鸿章之前有意让张佩纶背了败军之将的骂名，内心有愧，把女儿许配给张是一种补偿。这话不无道理。另外，其中还蕴藏着一层深意：即使有了马江之痛，李鸿章依然没有对张死心，要将张拉拢于麾下，传承淮军衣钵。
据说，李鸿章的夫人赵小莲对这桩婚事极不赞同，双眼哭得红肿，抱怨丈夫是“老糊涂虫”。李鸿章过来劝慰她，说了一大堆道理，赵夫人只是摇头，说道：“咱们如花似玉的女儿，凭什么要嫁给一个结过几次婚的人？而且他还是朝廷囚犯！”李鸿章无话可答，闷着头走了。女儿李菊耦见父母为自己的事怄气，便站出来劝她母亲：“妈，莫为这愁坏了身子，既然爹爹已答应了人家，哪里能够反悔？再说了，爹爹办事，也必定会为女儿着想，不至于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听说那人才学人品皆属一流，您也不用太为女儿担心了。”赵夫人听女儿话音中有暗许之意，何况此事已被张扬出去了，也只好作罢，不再吵闹。
张佩纶大李菊耦17岁，老夫少妻，且在一场磨难后有这个艳福，除了感恩之外，张佩纶无话可说。曾朴《孽海花》中写到李菊耦，称其“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李小姐不仅是美女才女，而且还带来了一大笔丰厚的嫁妆，包括田产、房屋以及古董珠宝，李鸿章给的这个“补偿”，大大超出了张佩纶的想象，也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当时有不少大臣名士，都对李、张联姻发表了感慨，多以嘲讽为主。如刘体仁《异辞录》中的联语：“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梁鼎芬也有两句诗吟道：“篑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
与李菊耦在天津办完婚礼后，张佩纶携新婚夫人回到江南。张佩纶有书癖，多年沉浮于宦海，藏书兴致有所减退，如今回归了闲云野鹤的生活，经济状况也大大改善，藏书癖好再次爆发，整天混迹于古旧市场，搜罗典籍至百余箱，大半皆宋元旧本。闲暇时光，看着满屋子杂花生树的藏书，云烟过眼，美不胜收。回忆起当年清流党的激情岁月，心情怅然，有恍若隔世之感慨。
张佩纶一生中再也没有入仕——虽说此后他并不缺少复出的机会。庚子议和时，李鸿章推荐女婿张佩纶任编修，同洋人谈判，佐办和约。然而张佩纶谢绝了岳丈的美意，称疾不出。慈禧太后逃亡西安后，议行新政，设立政务处，奏派五人担任会办，张佩纶名列其中，他仍然找理由推辞不就。张佩纶与李菊耦婚后感情融洽，夫妻俩常常一起吟诗赋词，煮酒饮茶，赏菊观花。有人说一把温柔的锁链拴住了他，这固然是张佩纶拒绝复出的一个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张佩纶对世事的“看透”。与其在政局中做一颗棋子任人摆布，不如逃遁到圈子外，默然保持其清流本色。
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佩纶满带着惆怅和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时年55岁。时间过了几十年，张氏家族又有新人崛起，他的孙女张爱玲在文坛逐渐走红，且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红，进入21世纪后，喜欢美女作家的人越发多了，张爱玲直红透了半边天。而张佩纶却一如既往地沉寂着，掩埋于荒草丛中，没几个人知道这个名字。即使他的孙女——美女作家张爱玲也知之甚少，张爱玲认为自己的祖父参劾过李鸿章，由此可见她对家族史的淡漠。甚至误把张荫桓的故事当做了她祖父张佩纶的故事，不知此张非彼张，将基本人物也弄混淆了。对于曾经有过无上荣光的祖父祖母，张爱玲有点不屑一顾，借张府一个女佣之口讥讽她的祖母李菊耦，“老太太总是想方法省草纸”。在张爱玲的笔下，张家、李家的陈年往事像蜘蛛网尘封住了的景致，满目破落与颓圮，说不尽的荒凉。
历史学家姜鸣有感于此，在新作《天公不语对枯棋》中专门写了一节“清流·淮戚”，论述清流党及张佩纶，其结尾处他写道：“如果说，像曾国藩、左宗棠可算是知识分子入仕的成功者，张佩纶则遍尝成功与失败的酸甜苦辣。他的一生色彩斑斓，伴随着历史的波澜起伏跌宕，远较儿孙辈丰富得多。”一个人的生命如同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只有十分之二三，正像姜鸣所认为的那样：每个历史人物都不容易，都是在历史的舞台上同时扮演各种角色。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对历史人物——尤其是被各种力量推到了反面的那些丑星——更多一些同情和理解了。
柔情女子的命运
淹没于历史之中的疑窦，是刺激读者求索探奥的一个机缘。比如说有个名叫贺寿慈的人，官至工部尚书，堂堂一品大臣，在清朝同光年间算得上一人物，然而奇怪的是，皇皇巨著《清史稿》竟无他的小传，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据《中国人名大辞典》载：“贺寿慈，蒲圻人，初名于逵，继名霖若，晚号赘叟，又号‘楚天渔叟’。道光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工书画，善诗，手评庄、骚、陶、杜诸集，丹铅交错，老年嗜荀子，谓‘精粹非余子可及’，有诗文集。”
贺寿慈少时即有文名，道光十七年（1837）科湖北乡试，次年入京会试，不第。当时朝廷的走红明星穆彰阿听说有这么个人才，很想收入“夹袋”，充做幕僚。穆彰阿长期当国，专擅大权，广招门生，拉帮结派，形成了一个极大的政治势力，时人称为“穆党”。贺寿慈虽说是初进京城，官场圈中的混浊也有所耳闻，对那位“保住贪荣，妨贤病国”的奸臣，深为嫌恶，不愿厕身“穆党”，极力推却。人在年轻的时候，难免都会有点“左愤”，世人皆浊我独清，胸中盛满了清高和孤傲。按这么说来，贺寿慈应该与清流党是一路的。贺寿慈后来果真与清流党有缘，不过，那却是一段恩怨难了的孽缘。
道光二十一年（1841），贺寿慈再次进京参加考试，红榜传出为第七名。接到报喜红帖那天，客栈里挤满了进京会试的举子，一个个用羡慕的眼神望着他，贺寿慈心情盎然，寒窗苦读终于有了回报，他坐在客栈里，气定神闲地等候下一个好消息。
等候的过程就是一个折磨人的过程。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总算有了结果，消息不好也不坏，贺寿慈充任吏部主事，做了个六品文职京官。以“进士第七”的身份竟不能点翰林，他从心底里感到郁闷。有人悄悄向他透底，这全是因为得罪了穆彰阿的缘故，贺寿慈淡然一笑，也没怎么往心上放。
从此他脚踏实地做官，官职升得不快，但也不慢，一步一个脚印，稳健如大象漫步。咸丰初年充军机章京，以后补监察御史，经国大计，屡屡谏言。同治元年，转大理寺少卿，太常寺正卿，典试广东回京后，迁大理寺正卿，之后官阶拾级而上，升任礼部左侍郎，历户、吏、礼、工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光绪三年（1877），升任工部尚书，渐趋显赫。
同治中兴的功臣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对贺寿慈都很看重。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曾专程往贺府探访，谈论时弊，指陈国家兴废大事，彼此甚为投机。席间论及宋代苏东坡，曾、贺二人都极表钦佩，贺寿慈还乘兴写了一幅联句书赠曾国藩：“欲上危亭，但到半途须努力；久居平地，那知高处不胜寒。”贺寿慈并不是有名的书法大家，但他用笔沉稳，遒劲中透出一丝稚气，也堪可供人玩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