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底，与21名北京知青一起在杏花村插队落户。其中有杏花西村的大队长，于是就把他们一行人带到了较富裕的西村。同村的知青戈小丽（翻译家戈宝权之女）曾撰文说：“郭路生不仅写一手好诗，干活儿也能吃苦。他在插队时很少缺工，样样农活儿都努力去干。他说吃苦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村里的老乡喜欢他的随和、平易近人和幽默，都亲切地直呼他路生。”在插队期间郭路生有意锻炼自己，尽管劳动十分艰苦，但他从不叫苦。他曾把毛巾绑在膝盖上跪着锄棉苗。一次背砖坯装窑，因劳累失足，险些落入十几米深的窑中。当时十分工值一元一角，有时他一天能挣十一分，这年他挣到了二百元。劳动之余，他时常为大家讲中外名著故事，或朗诵他的诗歌。大家有时聚在伙房里，坐在南瓜上听他的朗诵；有时也在地头，他一边读，一边与大家讨论诗句中的感觉与他的想法。他还试着创作民歌，到处搜集当地的民歌资料，写出了《新情歌对唱》《窗花》《杨家川》《农村“十·一”抒情》及《等待重逢》等诗篇。在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在知青中广为流传，全国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有他的诗歌传诵，口口相传的广泛程度远远超过今天铺天盖地的传媒宣传，用“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来类比当时他的诗歌在知青中的受欢迎程度，一点也不过分。
1970年，因文化生活极为有限，杏花村的知青开始传抄、传唱《外国民歌二百首》，郭路生更是处于文化的饥渴中。春天郭路生开始远游，先后到过安徽和南京等地。4月10日在南京创作了《南京长江大桥——写给工人阶级》等诗作，体现了那一代青年思想状况的另一面，还为几个知青制作的广播剧《毛泽东时代的孩子们》撰写了配乐朗诵诗《我们这一代》。这年秋天，郭路生回到山东老家鱼台县王庙公社程庄寨大队务农。在养育过自己的家乡，郭路生更真切地体验到中国农村还远远没有摆脱贫困与落后。他曾多次充满深情地向朋友们讲述自己的感受。直到今天郭路生仍保持着那些年养成的朴素的生活习惯。
1971年2月郭路生在济宁入伍，按照自己的意愿进入了野战部队舟山要塞直属通信营设备架设连，为一排一班的排头兵。与同年入伍的大部分战士相比，郭路生因读书较多、阅历较丰，在连队里属于文化高、觉悟高、进步快的战士。在战友中，他因待人诚恳，见多识广，加之他在一切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大家都很敬重他。第二年即被提升到连里任文书，负责全连的档案管理、行政管理、枪械设备管理和文艺宣传报道等项工作。他曾参加师里的文艺调演，并曾作为要塞直属部队篮球队队员，参加军区的篮球比赛。据与他同时参军的战友常青回忆：郭路生家庭出身好，但为人宽厚、善良，生活朴素，接受新事物快，有天赋，也很有人格魅力，在接触中发现他对新诗很有研究，当时贺敬之的诗集《放歌集》中的许多诗他都会背，他成熟较早，在性格上、思维方式上都与众不同。他抽烟很多，每月的六元钱津贴费，都买了烟。在这一年中他写出了《新兵》《架线兵之歌》以及《澜沧江、湄公河》等反映部队生活的诗作。
1972年，原本开朗热情的诗人突然变得沉默寡言，每天精神抑郁。其原因，至今说法不一：一说，“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影响到部队，他内心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极大地冲突；二说，入党外调，学校档案里有“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因写诗而被审查的资料，后被说成“5·16”嫌疑；三说，诗人恋爱受挫……总之，“诗人敏锐的神经无法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因而跌倒在社会生活的尘埃中”。此年只写了一首《吹向母亲身边的海风》。
1973年2月郭路生退伍回家，仍旧抑郁寡欢。在北京三医院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在入院治疗后基本病愈，出院后到通县的北京光学仪器厂团委做宣传工作。三四月的时候，为写“红旗渠”只身去河南林县体验生活，因中途钱包被偷再次发病，流落街头二十天后被送回北京，年底再次入院治疗。这一年写成《壮志篇》初稿。
1974年秋郭路生痊愈后，进北京市光电技术研究所工作，做内刊编辑，后因内刊停刊，遂到传达室做勤杂工。他无论做什么都十分认真，在打扫卫生时，总是跪在地上一点一点认真地打扫。他曾说：我干不了研究工作，不能让研究所白养活我，我要尽力干活。所领导多次表扬他的这种工作精神，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这一年，痴迷于诗歌创作的诗人为写表现焦裕禄事迹的诗歌又回到老家，在郑州火车站，钱和郑州亲友的地址均被偷，凭记忆寻找亲友家又迷路，身无分文，不幸再次发病，夜宿火车站，饥饿待毙，乞食度日。父亲向各地亲友挂电话，不知其下落。二十余天后，神智忽然清醒，记起新乡技校有一叔伯哥哥，便用腕上尚存的手表换了五元钱，用四元买了去新乡的车票，剩下一元买了一碗粥、一盒香烟，便去了新乡。不料又坐过了站，下车连夜步行几十里，清晨抵达新乡。堂兄见其蓬头垢面，骨瘦如柴，十分惊诧，陪同他回到北京……诗人不得不再次入住北京三医院。
1975年，诗人病情稳定依旧在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工作，完成了长诗《红旗渠组歌》的创作，并有了一段短暂的婚姻。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四人帮”垮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向胡耀邦写信反映李立三一家被放逐山西运城的生活状况，希望中央给予落实政策。后与李雅兰赴山西接回了李立三夫人。创作《我不相信这样的讯息》《最后一班车》《敬酒》《大风大浪不可怕》等诗歌作品。其中《写在朋友结婚的时候》（又名《有这样的婚礼》），陈凯歌考电影学院时曾将其作为面试时的朗诵作品。
1977年，创作《陨石雨的神话和传说》《无题》。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中国文学迎来了它的新时期，诗歌以最先锋的姿态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一批年轻的诗人、小说家涌现出来。“伤痕文学”、“朦胧诗”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郭路生在与病魔搏斗的间隙依然坚持创作，再次焕发诗人的创造力开始了诗歌创作的新阶段。在1978年首次使用颇具意味的“食指”做笔名。这个笔名，食指自己有两种解释：其一，他深爱自己的母亲时维元，曾任小学校长和省图书馆管理员的母亲是食指的文学启蒙老师，“食”与“时”谐音，而“指”与“子”同韵，合而言之，取“时之子”之义；其二，食还和“师”谐音，表明尊重老师，是继承者、传承者。
1979年，他创作了《相信未来》的姊妹篇《热爱生命》，并开始在刊物上发表自己的一些早期诗作，《鱼儿三部曲》《相信未来》《烟》、《酒》《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这是郭路生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黄金期。
1981年，诗作《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发表时名为《这是我最后的北京》）发表在《诗刊》1月号上，这是郭路生的作品第一次刊登在国家正规刊物上。但除了朋友的祝贺外，并未引起更广泛的关注。
1982年写了一首表达人生体验的诗《我的心》。
1985年，经过几年的有关“朦胧诗”的论争，现代主义诗歌开始得到文学界的认可，许多刊物以较多的篇幅刊登新一代诗人的作品。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编出了第一本“朦胧诗人”的作品合集《新诗潮诗选》，将新时期以来的“朦胧诗”的主要诗人以及第三代诗人基本囊括其中。但这本选集对郭路生还缺乏相应的了解，书中只选了他的一首诗。这一年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黄金年。
1986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诗集《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选了郭路生的两首诗，《相信未来》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198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郭路生的诗集《相信未来》，集子收录了他的19首诗歌。
1989年，41岁，写作《向青春告别》《人生舞台之一》，开始了人生感悟与诗歌写作的一个新阶段。
1990年5月进入北京第三福利院，医疗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曾在医院图书馆帮助工作，被病区选为区长，协助医务人员管理病区。每天擦楼道，洗餐具，以此锻炼自己。保持最低的生活费，抽低价的烟。家人和朋友们多次劝说，希望他增加一些生活费，但他依旧坚持故我。
1992年分别得到荷兰鹿特丹诗歌节和英国一所大学的邀请，因身体及其他原因均未成行。
1993年，加入北京作家协会。5月诗集《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出版，书中收录食指诗作25首，林莽和张海雷分别为此书作序和跋，在诗坛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北京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专门为郭路生召开了作品和本书出版讨论会，有十余家媒体发布了这个消息。会议通知了40人，但到会的有90多人。同年出版的由杨健撰写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的第三篇中称郭路生为“新诗第一人”。10月，谢冕、唐晓渡主编的“当代诗歌潮流回顾丛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的《朦胧诗卷》收入他的10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向世人表明：不管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如何变迁，仍会有甘愿伏在地上与诗歌精神为伍的人坚持始终，成为被历史铭记的最后的英雄。
1994年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在复刊第二期（总第十四期）开辟专栏“关于食指”，发表了林莽《并未被埋葬的诗人——食指》专论和诗人谈自己的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鱼儿三部曲》的两篇短文。
1995年北京有线电视台播放了郭路生的专题片《启明星》，开明文教音像出版社4月出版《乐海诗潮》中外古今名家诗歌朗诵带收入食指的《相信未来》。
1996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以知青为题材的电视片《老三届》中有一集着重反映了郭路生的创作与生活。《中华读书报》刊登了记者祝晓风对郭路生的专访文章。
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黄河》《家庭》《幸福》等刊物分别刊登了有关郭路生的文章，《中华文化世界》杂志第四期以郭路生为封面，并以《一代诗魂郭路生》为题发表了林莽、戈小丽、何京颉、李恒久、彭希曦等五人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谢冕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收入了郭路生的诗歌。
2009年10月24日由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一次“食指诗歌研讨会”，来自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北京、江浙沪、四川等地的诗人、评论家等共50多位诗歌界专家参加了研讨会。在研讨会上，食指谈到他认为现代诗歌写作上存在着两个取向，主要是“大我”与“小我”的问题。“大我”就是以贺敬之为代表的“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那一派，像王怀让的诗歌《我骄傲，我是中国人》这样的诗，强调主旋律的核心价值观；还有是侧重“小我”的，比如牛汉就曾在一次演讲会上说：“诗人不能是螺丝钉，诗人要有个性。”食指认为，如果把两个观点合起来就特别对。他说：“要看到文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教化的作用，但是，只有有个性的诗人，才能有有个性的文艺作品，才能起到教化的作用。”这是他对诗歌艺术的经验之谈。
1990年，郭路生入住北京第三福利院。2002年，倾慕他的翟寒乐把他接回家并与他结婚。在经历了长达12年的福利院生活之后，“食指，这个用诗歌冒犯时代的人，这个在特殊年代，差不多以一己之力捍卫诗歌艺术和精神双重良知的人，在历尽命运的折磨以后，终于被爱情拉回了原本就该属于他的‘人间’。”将“跌倒”的食指从“社会尘埃”中扶起来。翟寒乐也生长于一个老革命军人家庭，比食指小6岁，1969年15岁时当兵到北京，在总参大机关里从医多年，后来转业到北京一家卫生学校工作。刘虹说，“她一直是个虔诚的文学爱好者，虽然自己很少写，但骨子里却是个真正的诗人，既有理想主义的浪漫气质，又有脚踏实地的坚韧不拔。”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寒乐在媒体上读到关于食指的报道和他的作品，内心深受震撼，不久后就带着从书店购来的食指诗集，独自前往偏远的福利院，看望素不相识的诗人。2002年年初，她顶着世俗社会的巨大压力，包括亲人的误解，毅然决定把食指接出来跟自己生活。刚开始，他们只能住在10多年前食指母亲去世时留给他的1950年建造的老式公寓房里，大约16平方米，简陋拥挤。寒乐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有一次回京度寒假，炎夏的天气3个人只能挤在一张大床上。食指说：“没有空调，就把冷水装进塑料袋里枕在头下，早上起来还是一身的汗。”直到2005年，他们才搬到了北京西北郊的一个相对宽敞、功能齐全的居所里，可以安静地读书、写作了。人们都说寒乐带回了一个新的食指，可寒乐说，是食指的思考在精神病院的环境里支撑着他。一次大家谈到食指的经历，食指说现在想起来后怕，现在也怕，怕真的再被关起来，寒乐立即正色：“怕什么呀，谁关你呀，谁要想关你，让他们先来找我！”2009年接受《济南时报》记者采访时，翟寒乐说，食指现在生活很有规律，他早晨五六点钟起床，听广播，看报纸，看电视，散步。他们住在郊区，两个人相依相靠，生活平静而温馨，而且，食指仍然在写诗。
这个一生都在追逐诗歌的诗人，以他柔软的内心传达给我们心灵的震撼和丰沛的感动，以他独有的格调记录了他的生活情怀，写诗对他而言更像是生活的必需。这位从冰天雪地中走出来的食指，已经走在了安稳幸福的生活之路上，我们心中充满虔诚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