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鸣
过去，咱中国人老是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其实，中国古代礼仪的核心，就是跪拜，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磕头。跪拜在政治上的解读，就是臣服，乍被征服的时候，要用长跪不起，要磕头如同鸡啄米，除非安了心，想当断头将军，才可以“立而不跪”，其实刚烈如斯者，有一部分无非是以进为退，行险取胜，只要对方给点好脸，咱这边立马就坡下驴，依旧还是跪和拜。
自打西方世界，起了近代化的骚动，一干不逞之徒，驾起船满世界走，自然也没有放过中国，开始只在沿海溜溜边，可是很快就要求进北京见皇帝，外面来的洋人，当时叫夷人，见皇帝的最大麻烦，是礼仪，即跪拜问题。在中国人的字典里，所谓的“中外”概念，中是指朝廷，外是指朝外的“野”，远一点的，连听说都没听说过的地方，我眼不见为净，但是你只要来我中华，我只当你是来上贡的，别的不说，想见，必须上礼部，演习如何双膝跪倒。
洋人自然也有洋礼。洋人地方，南起西班牙，北至俄罗斯，都是信上帝的，信上帝的民族，也知道双膝跪倒，但那是单对上帝的，对于人间的君主，一般只跪一条腿，再吻一下君主的手。
显然，当时那些满世界乱窜的“红毛夷人”，在宗教信仰方面，并不那么虔诚，尽管一肚皮不乐意，但是该双膝跪倒，就双膝跪倒，荷兰人跪了，西班牙人跪了，葡萄牙人也跪了，而且就属他们跪得痛快，来一次跪一次，一点折扣都不打。后来听说英国人不肯跪，葡萄牙人还嘟囔：我们次次都跪，凭什么他们不跪？俄罗斯人开始死活不跪，后来也跪了。只是清朝的皇帝发现俄国的哥萨克对东方的狂热推进，已经危及到了中国模糊的西北和东北边疆，除了武装抗击之外，外交上的交道也得有，于是，不仅俄罗斯的使团来北京，中国的使团也去了莫斯科，而且临行前康熙皇帝特意嘱咐，出使大臣见了俄国的君主，也要三跪九叩。因此，虽然沙皇对于这等繁复的中国礼仪有点莫名惊讶，但还是耐着性子领受了。因此，尽管在理藩院的记录里，来的俄国人都是贡使，但实际上，当时的中俄两国是平等交往的。
然而，这种平等交往，只限于中国对俄罗斯，18世纪末，当英国人也要求平等往来的时候，中国的乾隆皇帝却不答应。其实，当时地方官汇报说，有英国人不远万里前来上贡，恭贺皇帝的生日，乾隆还是很高兴的。双方对于礼仪，也没那么叫真。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明明知道贡使是什么意思，但一路上，自己的礼物上被中国人插上贡使的旗帜，也装作不知。对于跪拜的礼仪的要求，也只有妥协精神，只要中国的一位大臣，可以对英国国王的影像三跪九叩，他也可以对乾隆帝做同样的事。可是滑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肯牺牲一下自己的膝盖，这样跪一下，最后不得已，中国负责接待的大臣，只能向皇帝汇报说，英国人虽然练习了很久，但始终练不好，皇帝虽然知道没有人会这么笨，也宽宏大量，允许英国人见面的时候只跪一条腿，只当他们是刚从花果山上下来的猴子，胡乱唱个大诺便了。
只是，乾隆对于英国人平等通商，双方互派使节驻在对方首都的要求，却很是不能忍，在他眼里，英国不是俄罗斯，中国人没什么可以求他们的，通商和贸易，在当时的中国，还不算回事。虽然英国已经是世界头号强国，号称世界工场，但中国人不知道这一点，连英吉利到底在什么位置，大家都一笔糊涂账。因此，英国人派来的庞大使团，只带了几幅皇帝赐的“福”字，和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傲慢的“敕书”，回家去也，送给中国皇帝精美的礼物，很多机械和光学仪器，连同精良的火炮，都原封不动地放在圆明园的仓库里，最后在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又被原封不动抢了回去。
当然，马戛尔尼使团并没有真的空手而归，随团的画师的画笔，像照相机一样，画出了中国的各色人等，政情风貌，在西方负有盛名的中华帝国，在使团面前，展露出来的，是一副外强中干的样子，政治腐败，守备空虚，海岸炮台上，摆的是明朝制造的锈迹斑斑的铜炮，号称精锐的神机营士兵，肩上的火枪也是样子货。
1816年夏天，英国人做了最后一次平等通商的努力，阿美士德使团来了。但是，很明显，双方的耐性都差了很多，英国人在跪拜问题上再也不肯让步，据说阿美士德勋爵曾说过，他的双膝，只能跪上帝和女人。而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一个对补丁衣服有特别爱好的可怜人，此时也没有他老子那种雅量，坚决不肯见一个不肯跪拜的夷人。
当1860年英国人和法国人联手打到北京，咸丰皇帝最终尝到了因洋人跪拜那点事儿，屁股被痛殴的滋味。然而，在他因屁股被打而窝囊地死去，他当家的儿子和老婆，却惊讶地发现，其实，在北京城里有了不跪拜的洋人使节，天也没有塌下来。中国人慢慢地适应了存在于东交民巷的外国使团，还可以偷偷看看洋人怎样打网球，而且学会了派使节出去，驻在别的国家，也有人学会了洋人语言，以及人家制定的国际公法。洋人跪拜的那点事儿，终于再也不是事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