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竹内以《诉诸毛泽东》[10]的著名长文，肯定毛在“终结近代中国屈辱历史”上的功绩的同时，批判了“文革”造成的国家荒废，在左派思潮“一边倒”的彼时，不啻空谷足音。但在知识界被所谓“保（守）——革（新）”的划一标尺硬性切割、知识人在两极旗下自觉站队、“左”“右”标签满天飞的时代，竹内却感到一种被两头夹击、动辄得咎的尴尬。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几年以前，我已经与日本的日中友好运动疏远”。作为从中国山东省张店“冒出来”、跻身精英学界的“乡巴佬”，竹内原本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劣等感，越到后来，越发觉得自己的“不合时宜”，有如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是不折不扣的“祖国的陌生人”。
“友好易，理解难”
作为终生视中国为“第一故乡”，从早在两国建交前的“民间外交”时代起，便几度访华，不懈推动邦交正常化的汉学家，竹内实无疑是铁杆的中日友好派。可吊诡的是，就在建交的“悲愿”终于达成的翌日（1972年9月30日），竹内却在公明党的机关刊物《公明新闻》上发表评论，谈“今后的日中关系”（亦为论文题目），明言“应该慎用‘友好’二字”，指出“今后的中日关系，无疑取决于我们对近代以来日本的历史的认识”，“再不必去描绘那玫瑰色的梦”，主张日本应高调承担战争责任。如果把文章的发表时间和作者身份联系起来考虑的话，这种声音很可能会被看成是“搏出位”。但只消对竹内实的思想变迁及其背后的心路轨迹多少有所了解，便能体味其良苦用心。
作为深谙中国历史文化和两千年中日交往史的学者，竹内深知，1972年的建交，实际上是两国政治家共同推动的、一种基于国家战略的政治和解方案的实现，并非是基于两国国民相互理解基础之上的“水到渠成”的结果，“日本民众其实对中国并非多么感兴趣，毋宁说态度倒有些冷淡。这就是事实”。准确地说，1972年的“建交”，其实是“复交”：
在日本的近、现代历史上，日本与作为“国家”的中国进行交往，并非是自今日才开始的。
日本与清朝或中华民国，都曾有过外交关系。然而，正如历史告诉人们的，在清朝，日本曾在其领土上与俄罗斯打过仗；到了中华民国时代，又扶植过“满洲国”、冀东政权与汪精卫政权，并未尊重过对方的主权。
从今以后，则似乎要重新与作为“国家”的中国打交道了。
那么，我们当真准备妥当了么？遗憾的是，并非如此。[11]
竹内以在日本社会人所共知的“日中友好协会事件”为例，指出一味高喊“友好”，未必就能实现“友好”的目标，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日中友好协会”成立于1949年10月，“以促进日中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与两国人民的友好，并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做贡献为宗旨”，从成立时间即可看出该组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联。但是，1960年，该组织分裂，拉出的一支单独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本部”。因竹内本人与两边人都有交往，“自己并不认为，他们从根本上是对立的”。事实上，分裂的最大背景是宫本显治主导日共时期与中共的交恶。在竹内看来，所谓“友好”定位，起初就有问题：
比如我觉得，一开始应该先有日中协会；接着，应该是日中理解协会；最后，才应该成立日中友好协会。日中协会的会员可以多一些，而日中友好协会的会员少一点则无妨。至于“友好”是否会世世代代传下去，那是很难回答的。[12]
话说到这个份上，以时论的尺度衡量，竹内不只是“不合时宜”的问题，简直就是“乌鸦嘴”了。可他却我行我素，自有一番坚守：“对于民间的活动，政党并不应该进行干预。”正因为竹内是铁杆友好派，且与两个组织的人都保有良好的个人关系，加上早年与日共的一段欲说还休的瓜葛，所以才会对民间组织的分裂悲剧感到痛心疾首。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党派干预民间活动惹的祸，中日民间交流理应回归“正道”，那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要知道，竹内形成这一番思考的时候，正值中日关系“蜜月”期，“日中友好”几乎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虽然不断有政治反对势力出台“搅局”，但“搅局”的结果，却反而强化了这种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势下，竹内敏锐地察觉到，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日中友好”的思维定势本身即是一种僵化，也未尝不是中日关系大起大落、骤冷骤热，动辄“打摆子”的初期症状（诸如宝钢事件、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曾根首相的靖国参拜、光华寮事件，等等）的病因之一。于是，屡屡质疑“日中友好”的提法，并前瞻性地预见了“友好易，理解难”的现实发展瓶颈，提出“改大声的‘友好’为小声的‘喜欢’”，甚至曾建议以平假名书写的“喜欢”，来逐步取代用汉字书写的“友好”。
在奠定中日关系基础的基本文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之后的1978年10月，竹内在《中央公论》杂志撰文指出：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有“关系”，其次则应该加深“理解”，才能“友好”发展，即所谓“关系——理解——友好”。当时，由于日本无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我是赞成两国首先恢复邦交，建立关系的。但是从前几年开始，我觉得这种关系似乎被颠倒了。滥竽充数以求加深“友好”，或徒具形式的代表团接触之类，这些并无意义的举动和结果表明，按“友好——理解——关系”这种颠倒的顺序，并想加强“关系”，是难以奏效的。
日中邦交恢复后友好关系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双方当然都是有利的。但是，决不应该放松对“理解”这一中间环节的努力。[13]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四十余年的历史表明，这种“友好”诉求先行，而“理解”滞后、发育不良的状况，确确实实是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竹内不仅看到了问题之所在，而且提出了解决方案，力主展开“作为文化问题的日中关系”研究，以期两国关系能最大限度地“去政治化”，以相对客观化的、正常的“体温”落地。只有如此，才可望生根。譬如，他从中国人性格中“面子”文化的视角，来观照、解释中日之间围绕战争历史的“道歉”问题；从90年代开始兴盛的“华人世界”（泛指定居海外的华人）现象，来评价其与中国大陆的互动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等等。在“‘日中友好’还是不”的非此即彼时代，竹内版超越“友好”的中日关系论确实不失为醒脑的清凉剂。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作为具有宏观大历史视野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学者，竹内确实有站在时代的屋檐下，眺望前路，指明问题和方向的胆识和才具。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早在中日建交之初，他便以“友好易，理解难”、应慎言“友好”的大胆判断令“友邦惊诧”，令学界大跌眼镜一样，在两国关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提出过富于前瞻性的问题。如1980年元旦，他在《中央公论》上发表论文[14]，建议日本中国研究学界把“人口、人才、人权”这三点作为中国大陆未来十年的课题进行深入研究；进入90年代，则呼吁应该就“老龄化社会对策、环境污染对策和新哲学之必要性”这三点进行研究。前两点似乎已无需多做解释。关于第三点，竹内提出“必须包括重新审视和探讨以往那些作为人类共同理想而提出的口号，诸如‘进步’、‘发展’和‘近代化’[15]之类”。
晚年的竹内实，亲眼目睹中日关系从“蜜月”走向“迷惑”，继而深陷泥沼的现实，同时也感到了“中国崛起”的张力，进而指出：所谓“中国”，本质上是一个“中华世界”。这又回到前文提到的对“华人世界”文化的看法问题：
华人世界还有一个特点，即向心力很强，从周边景仰中心。比如作为华人中心的中国大陆有了某种考古上的新发现，大约华人世界中的人们都会为之欢欣，虽然这样的发现未必会给他们带来利益。
在经济上，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圈的活跃，也会推动华人世界的兴盛。我相信，这一点在文化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16]
正是基于这种对崛起中的“盛世中国”及其“周边势力”的历史文化视野的考察，他再次提醒日本国内部分“日中友好原教旨”主义者，切勿放纵对中国的想象，“敷衍”对中国的理解。其言谆谆，其意诚诚，听上去颇有对21世纪的预言意味。不过，这也刚好回应了竹内实其人，每每在重大历史节点上登高远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大学者的真姿态。
注释：
[1]战前，在国外的日本人称日本本土为“内地”，而海外为“外地”。
[2]竹内实：《在接受第三次福冈亚洲文化奖时的讲演》。文收入《竹内实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版）之第一卷《回忆与思考》。
[3]竹内实：《我与毛泽东》。文收入《竹内实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版）之第一卷《回忆与思考》。
[4]东京大学学生，其父为著名社会学者、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桦俊雄。1960年6月15日，“全学连”在国会议事堂前请愿，与警察发生冲突，桦美智子遭踩踏致死，年仅二十二岁。
[5]竹内实：《在中国的感受》。文收入《竹内实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版）之第一卷《回忆与思考》。
[6]竹内实：《京都学派与毛泽东》。文收入《竹内实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版）之第一卷《回忆与思考》。
[7]竹内实：《京都学派与毛泽东》。文收入《竹内实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版）之第一卷《回忆与思考》。
[8]馬場公彦：《戦後日本人の中国像——日本敗戦から文化大革命·日中復交まで》，新曜社，2010年9月，497页。
[9]竹内实：《文化大革命和我》。文收入《竹内实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版）之第一卷《回忆与思考》。
[10]竹内実：“毛沢東に訴う”，《群像》1868年8月号。
[11]竹内实：《今后的日中关系——应该慎用“友好”二字》。文收入《竹内实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版）之第五卷《日中关系研究》。
[12]同上。
[13]竹内实：《理解与友好》。文收入《竹内实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版）之第一卷《回忆与思考》。
[14]竹内实：《中国人的要素：人口、人才、人权》。发表于《中央公论》1980年1月1日号。
[15]此处的“近代化”，相当于中文中“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语境。
[16]竹内实：《作为文化问题的日中关系》。文收入《竹内实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版）之第五卷《日中关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