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项目是在英国做厨师，工作许可最多可续五年。十四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十分合理，莎拉强调道，因为五年之后，后备移民就可以申请“英国绿卡”（绿卡已经成为所有发达国家永久居民身份的统称）。女性则被鼓励去加拿大做两年女佣，在那之后就可以申请加拿大绿卡，这个项目的价格是十二万人民币。
为了未来的生活，就必须承担当下的风险；这不仅仅是为了赶上末班车，更被视为一种可贵的进取态度。只有那些有胆量承担风险、敢于面对所有可能的负面结果的人，才配得上生活的慷慨回馈。“风险越大，利润越高”，中介与移民都一再对我说。在这一背景下，孙丹军卖房前往新加坡的举动带有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相反，期待天上掉馅饼的态度会令人大皱眉头。“哪里有免费的午餐？”金桥的经理——一名更谨慎的中介——如此说道。孙丹军前往新加坡时，我在北京机场与他见面，他当时这样告诉我：“合同是死的（固定的），人是活的（灵活的）！”人们普遍认为，与温州人相比，东北人不愿意冒险，而这是一种落后的态度。前QY县粮食管理局的干部、如今是FS招聘中介经理的黄先生告诉我：“你们温州人不需要（与招聘中介）签合同，只要把他们送出去，他们就能自己找工作……在这里（东北），他们希望你把一切都做好。计划经济的‘等、靠、要’态度一直都没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后备移民认为正式合同和法律程序不重要。相反，他们的态度可被形容为“过度法律至上主义”，这让我十分吃惊。他们坚信先进的管制制度是所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而与陌生人打交道时应随时做好为可能的分歧而闹上法院的准备。他们始终十分警惕可能的骗局和“黑中介”。联系中介时，后备移民会首先检查他们有没有国家颁发的许可证。持牌中介未必一定可信，但至少他们可以作为注册法人被起诉。后备移民小心保管着招聘公司的收据，其中一名受访者更在日记中记录下公司所说的每一句话。对大部分后备移民来说，非法移民是根本不必考虑的事。当我提及意大利的许多中国移民都是非法的，刘兰的反应十分激烈：“就连合法（申请移民）都有那么多人被骗，我怎么敢尝试非法（移民）！”[39]因此，尽管有“风险越大，利润越高”这句格言，风险还是有明确的底线。国家定义的合法性是大部分后备移民的底线所在。他们愿意利用不确定性，也愿意被不确定性榨取，但前提是整件事情不能完全在法律框架之外。后备移民接受市场的不确定性，但同时希望能够在制度中行事。当移民计划失败时，他们的感受更清晰地体现了这种紧张关系。
六
后备移民有时会态度闪躲，因为他们往往尝试掩盖他们正在等待出国的事实。采访那些花了钱却没能出国的移民失败者是很困难的。这些失败的后备移民并没有招来同情，却成为了八卦谈资甚至笑料。营村有个王姓后备移民花了五万元前往新加坡，两周后就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因为中介承诺的工作根本就不存在。当同村的刘姓受访者向我证实了这件事，并告诉我王的家住在哪里之时，刘的妻子训斥他道：“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为什么你总爱这样嚼舌头！”我赶忙找借口离开了。王家的房子显然是村子里最破败的之一。当王对我说起令他背负两万元家庭债务的移民经验时，他的妻子正在厨房里洗头，她喊道：“你还有脸跟其他人讲！”当王送我出门时，一名邻居看着我们，露出了促狭的笑容。他似乎以为我也是一名中介，可能带来更多的戏码和八卦谈资。
移民计划的失败通常被归咎于受害者的个人性格。其中的逻辑相当简单：“为什么其他人能成功出国，你就不能？”最常见的是，失败的后备移民被认为“没本事”。王被普遍认为“脑子不清楚”（精神状态不好）。其他失败的典型案例包括“心气高”（野心太大）和“跟风”（易受人影响）等。女性被认为更容易具备这些特性（甚至成功的女性移民有时也被如此归类）。因此，其他人不应对此负责；失败仅仅是向大众证明了某人的性格有问题，正如他们早已知道的一样。
失败何以成为受害者的过错？这部分是因为在原始积累阶段，中国普遍盛行一种近乎残酷的、实用主义的态度：行动的价值仅仅由其结果来决定并由市场证明——特别是以金钱衡量。轻而易举的成功会获得普遍的嫉妒，并会大张旗鼓地庆祝——例如，如果后备移民获得签证的过程出乎意料地顺利，他们会举办盛宴邀请大批亲朋好友。相反，经过努力之后的失败特别被人轻视。努力本身毫无价值，反而证明了此人的无能。“责备受害者”的态度明显也带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色彩，倾向于将问题、责任和成就个人化，而结构和制度因素被视为不那么重要乃至完全无关。
然而，人们并没有以新自由主义的态度来看待所有失败。如果有人生病或错过收成，人们会更加真诚地同情他。为了解释清楚其中的不同，一名出租车司机考虑良久，向我形容了一番人们对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不同看法：“如果你在附近的城市工作但不走运的话，人们会很同情你。可是如果你胆子够大，一路去到上海或广州，人们就没那么同情了……他们可能会说：‘你去那种地方赚钱，你以为你很有能耐，瞧瞧你现在的下场；好极了；现在我倒想看看你能跳多高！’当你计划出国之时，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一旦最后你花了这么多钱却出不去，其他人都会心里暗爽呢！”
一名前小学教师成功地去了日本并回国，他在总结人们对移民的模糊态度之时更带有哲学色彩：“如果你想要的比其他人更多，那么一旦失败，这就意味着你本应随大流行事，知足常乐。这让普通人觉得开心。”后备移民与非后备移民都反复提及嫉妒，并视之为令受害者感到耻辱的主要原因。一名村民（他自己并没有计划移民）如此表达：“如果你真的出国赚了钱，我心里可能眼睛都红了，但嘴上还要赞美你。如果你失败了，哈，好极了，我就有机会嘲笑你啦。”一名村退休会计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失败的后备移民并不同情：“如果你这次运气好，你就会赚大钱，然后就会瞧不起我们。现在你运气不好，不走运就是不走运。下一次可能就成功了。”
普通人的“嫉妒”是否可以解读为对移民计划的道德批判？后备移民对其失败的耻辱感，是否反映了他们对自己的努力具有道德合法性缺乏信心？移民在工具层面上来说是有用的，但其本质上并不可贵，也不具备道德价值。由于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财富，移民项目一方面挑战了辛勤工作与出人头地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挑战了辛勤工作与金钱回报和社会尊重之间的关联。不透明的外流移民过程与高度的不确定性也破坏了意愿、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关联。失去一份国有企业工作或正常的收入会被视为个人权利遭到剥夺；与之相反，为了赚更多钱而把钱交给利欲熏心的中介，这看起来与在赌博中输钱无异。
七
后备移民模糊了移民与非移民的界限，他们的经历展示了跨国流动如何在国内和本地得以建构。中国东北的后备移民具有一种共同特点，或许可称之为“边际创业个人主义”。改革至少在两重意义上使公民个人化：首先通过下岗、取消工作单位福利以及放松社会控制等手段使民众与国家机构脱钩；其次是资源的个人化，例如房产私有化和通过最低社会保障为公民提供一定程度的救济。
但在结构上，大量新近被个人化的公民同时被边缘化了。他们从改革中得到的好处迅速萎缩，与精英之间的差距愈发遥远。对后备移民而言，移民项目充满不确定性，却也同时带来诱人的前景，成为加入原始积累的一种途径。边际创业个人主义带有相当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色彩。如果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么重度的个人主义与创业精神可被视为边缘群体的迷幻药。鸦片麻木人们的神经，令他们无视世间不公；迷幻药却令人们看到所有可供利用的机会，并将其夸张放大。东北的后备移民并非受跨国幻想所驱使；他们的幻想关乎市场效率、个人能力以及运气的魔力。然而，迷幻药的效力毕竟转瞬即逝，人们必须清醒过来面对现实。后备移民热衷于利用不确定性，同时却在不断寻求制度支持和法律保护。他们冒着风险追求安全；他们质疑自己热情实施的策略究竟有什么存在性意义。后备移民身上体现着多重矛盾，正因如此，在研究跨国流动与本地条件之间的关系时，他们构成了格外值得深入发掘的群体。
蒙特利尔的乡愁
采访：困困Arwingo
撰文：困困
这个世界上，总该至少有一个地方，生活可以按照梦想进行下去，没有任何厄运可以侵入和打乱。对他们来说，这个地方就是蒙特利尔。
加拿大蒙特利尔有一群低调得几乎隐秘的群体。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中国的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已成为华人移民潮的主力军，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中国第三拨移民潮中大都是中产阶层。公开资料显示，加拿大魁北克省是华人精英移民的首选地，蒙特利尔又是该省第二大城市与文化中心。
这批精英移民行事低调，大多难以接近。他们平静地生活在蒙特利尔，享受优质教育、清洁空气、安全食品、资产转移、安全感、签证便利……同时也经历了孤独和沉寂。当地华人总数已约有10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3%。
北美最大的内陆河圣劳伦斯河将蒙特利尔划分为“岛上”和“南岸”，我在南岸的中产社区Brossard走访了几户华人移民家庭。他们中有“移民太太”与“留守丈夫”，有拉高当地房价的房地产商，也有褪去国内“成功人士”光环、回归平淡生活的“技术移民”。他们的际遇各不相同，又共同放弃了动荡不安的、有着青春期特征的中国，选择了更加沉稳的“成人”生活方式。终其所指，他们在这里也找到了一种信心——这个世界上，总该至少有一个地方，生活可以按照梦想进行下去，没有任何厄运可以侵入和打乱。对他们来说，这个地方就是蒙特利尔。
一
Julia是典型的“移民太太”，她有双拓荒者的脚——脚趾斑驳，套着一双皮拖鞋，速度迅疾，没有一刻消停。
她打开后花园的纱门，一片绿色涌进屋子。“以前我们老说蒲公英遍地开花，是坚强的象征。现在我一看到蒲公英就恨得要死。”现在那里种植了应季的鸢尾花、蓝莓、紫苏、西红柿、黄瓜、韭菜、大葱……还有最令她得意的鸡毛菜：“我们上海人最喜欢吃了。”
Julia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学会打理花园——剿灭每三四个小时就要长出几株的蒲公英，对付各种奇形怪状的昆虫，割草，铺设灌溉系统……她每天要在花园里耗上四个小时，再用两个小时清理高三层占地约500平方米的大房子，其他时间去魁北克大学学习法语，或者到女儿小学的图书馆当义工（也可以学习法语）。选举期间，她还是当地华人选区的义工，挨家挨户游说华人移民，再用自家的奔驰车一个一个接送到投票点投票。“可惜华人的政治热情都不高，”Julia抱怨，“去年有六十多个华人答应投票，到那天只有六个去投。”
“移民太太”与“留守丈夫”相对：移民后，妻子留在当地担任主妇，加入国籍；丈夫主要留在国内继续工作，只留取“永久居留权”，保留中国国籍，在两地奔波。中国在许多人眼中，一方面政策环境不明朗、投资环境有风险，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高速起飞，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与利润空间，这正是社会已平稳发展了几十年，各领域成熟完善的西方国家所缺乏的。“移民太太”与“留守丈夫”大量存在于“投资移民”中，他们为事业留下了更多选择权和后路，也付出了两地分居的代价。
2006年上海人Julia与丈夫建新带着一儿一女移民蒙特利尔。Julia曾是一位事业女性，疏于管家里的琐事，也无力教育孩子享受家庭生活，家中雇用过四个保姆和一个司机，那双脚上永远穿着高跟鞋。现在大儿子智玮已经上大学预科，一个有教养且上进的孩子，去年被选为“年度最佳人格奖”；女儿智瑛在皇家音乐小学读书，擅长钢琴、芭蕾舞、民族舞、绘画、溜冰、游泳（三级教练）……他们是Julia最得意的“新事业”。
建新是上海最大的电脑城“东上海电脑广场”创始人，移民后，仍有三分之二时间留在上海。他将目前的状态概括为“韬光养晦阶段”。上海生机勃勃、风险与利润并存，但也令他焦虑、憔悴；蒙特利尔按部就班、更加成熟、富有次序感。建新这样形容上海与蒙特利尔这两座“姐妹城市”。他更偏爱成熟的蒙特利尔，可又迷恋上海需要时刻保持灵敏嗅觉的挑战性。“一到蒙特利尔机场，我就感觉像牛掉进枯井里”，建新说他不通语言，不熟悉法律，暂时没有找到自己的事业。“真希望我二十多岁就已经来到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