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部干校设在息县东岳公社，位于河南省东南部。那地方很偏僻，离铁路线300里。听当地人讲，抗战八年他们都没见过日本人。大概连鬼子都嫌那儿太远，懒得去。
那一带是大平原，放眼望去，大地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据说以前有树，1958年大炼钢铁那会儿被砍光了。老百姓没柴烧，就让家里的孩子出去打草。只要有小草刚一露头儿，马上就被薅掉，弄得当地寸草不生，非常荒凉。
那里是黏土地，雨天道路非常泥泞，一脚踩下去，抬腿时经常是脚拔出来，鞋却粘在地上了。天晴后，地面又变得异常坚硬，坑坑洼洼的。干校有个人不小心摔了一跤，额头竟然被突起的硬泥割了个口子。正应了当地那句谚语：“下雨一团糟，天晴一把刀。”
那地方没有电，干校人员夜晚以马灯照明。由于既没有煤也没有柴，不能烧砖，当地人大多住的是土坯房。而没有树就没有木材，他们的房子只开有很小的窗口，却没有窗扇，甚至没有窗框。农民家里很穷，几乎没有木制家具，很多人家连桌子、凳子也是用土坯垒的。冬天的时候，在窗口蒙块塑料薄膜，用来挡风。我们刚去的时候，看到一个奇特景象，农民都蹲在地上吃饭。有时蹲成一圈儿，每人捧个碗，挺滑稽。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凳子可坐，已经习惯蹲了。
有一次，陈瑞铭叔叔看到农民正在开地主的斗争会。他好奇地往“地主”家张望了一下，发现几乎家徒四壁。回来开玩笑说：“在这儿当地主真不值，穷得叮当响。我老家是浙江金华，别看我们家是贫农，每年都做火腿，比这儿的地主阔多啦！”
当地有逃荒要饭的传统。即便不是灾年，农民夏收之后，往地里撒上芝麻、绿豆等作物的种子，然后就成群结伙地出去要饭，这样可以省下自家的口粮。
这就是我们的干校营地。
本来这里自然条件还不错，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毛竹、木材、油桐、药材等，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顾准在他的《息县日记》中也记下当地一句谚语：“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要米有米，要面有面。”按说那里的百姓应该生活得很好，可事实并非如此。
中央机关下干校，很多单位都选址河南信阳专区。那一带干校云集，光息县就有外贸部、物资部、铁道部、中科院、学部、对外文委、对外经委、全国总工会等八个单位。这主要是由于当地地广人稀，有大量空地可以用来安置干校。
造成地广人稀的原因，是1960年发生的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出现大面积饥荒，大批农民相继饿死。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展后，全国刮起了浮夸风。信阳地区在河南省“放卫星”最多，说是又迎来一个“特大丰收年”。庐山会议后，在河南省“反右倾”风潮下，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在粮食征购目标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采取吊打等极端方式，逼迫农民交出粮食。1959年，饥荒大面积出现并蔓延，而信阳地方政府又采取封锁消息的措施，严格限制人口外流。信阳地区从发生缺粮到大批饿死人，前后持续半年之久。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形成了很多“绝户村”。而息县又是这一事件中的重灾区，有639个村子没人了……
刚到干校不久，息县革命委员会王副政委给我们介绍当地情况时，也隐晦地谈到了这一点：“这里，那两年劳动力损失很大，有些生产队整个都不复存在。至今还看得见有些水渠环绕的宅基，就是这些消失了的生产队的遗址。”
当地农民开忆苦思甜会，一说就是1960年的苦：整村整村的人浮肿、饿死。我后来在东岳中学借读，该校校长的前妻就是饿死的；而他再婚的妻子，其前夫也是在那场灾难中死去的。他俩同病相怜，组成了新的家庭。
学部干校开展整党运动时，曾派一些干部到附近农村去“三同”，即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在那里了解到一些息县大饥荒的惨景。据“三同”的人回来说：“大跃进”后的饥荒，听起来令人胆战心惊。村子里的人饿死了一部分，逃荒了一部分，整个村子就没有了。一个人饿死后，他的家人虽然已经饿得没了力气，可还得尽量深埋。因为埋浅了，半夜就会被饿急了的人刨出来吃掉。
据外国文学研究所邹荻帆回忆： 军宣队号召干校学员到附近村子访贫问苦，可是他们去了之后，有一位房东居然向他描述“饿死人那年”如何挖死人吃。还说：“要是你们所长冯至来，我们都会把他吃了。” 冯至是个胖子，肉多。
经济所顾准被划为“右派”后，于1958年下放到河南省商城县劳动改造。商城与息县同属信阳专区，也是信阳事件中饿死人最多的七个县之一。顾准在劳改队，情况还好一点儿，但也饿得实在受不了，他曾到地里偷过胡萝卜。附近老百姓的情况更是严重得多。顾准在《商城日记》中忠实记录了以下一幕：
前几天，曾出现过一些衰弱与卑微之感。卑微是从千方百计仅求一饭来的。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东西吃，我偷东西吃……
肿，到处都是肿。……我也肿了。人们都往南山跑。青年妇女，分不清是姑娘还是媳妇，只要有吃的，自愿留在那里给人当媳妇。……饥饿是可怕的！
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两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
一家连死几个人之例，已听到的有：柳学冠，母亲和弟弟；张保修，哥哥和嫂子。
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两起，19日城内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怀疑1960年前后那场大饥荒的真实性，至少怀疑是否真的有那么严重。顾准当年在日记中如此具体、详实地记述灾情，特别是严重到“人相食”的地步，就是要留下毋庸置疑的证据。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有过与顾准相似的经历。
笔者由此联想到，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地区有一座纪念爱尔兰大饥荒的建筑（Irish Hunger Memorial），纪念从1845年到1852年间发生的一场大饥荒。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是一种被称为晚疫病（Phytophthora infestans）的致病霉菌，使爱尔兰岛上的马铃薯大面积受灾。那些本来长得郁郁葱葱的作物，几乎一夜之间都烂在地里。对于以马铃薯为主食的爱尔兰农民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这场灾难导致近100万人饿死。今天美国很多爱尔兰人，就是当年逃荒过来的灾民后裔。
这座爱尔兰大饥荒纪念建筑，面朝哈德逊河，背靠包括世贸中心在内的纽约金融区，建在美国乃至世界最昂贵的地段，占地1000平方米。它体现了人们对灾害中逝去的生命之尊重，时刻警醒不要让悲剧再次发生。在该建筑的墙壁上，刻着许多话语，其中有两句特别发人深省：“反思，以避免同样的事件再发生。”“没有比吃饭、不饥饿更重要的人权了。”（What great human right is greater than right to eat）
单就死亡人数而言，虽说中国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的数量尚有争议，但数十倍于爱尔兰大饥荒是可以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