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了？
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他知道即使不能骤然得到全部解决，也求于逐渐解决上有所贡献。因之，办杂志、译小说，主旨重在此；后半生的创作数百万言，主旨也重在此。茅盾先生说得好：
……我看到了古往今来若干伟大的Humanist中间一个——鲁迅先生！
古往今来伟大的文化战士，一定也是伟大的Humanist；换言之，即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颂扬者。……正因为他们所追求而阐扬者，是“最理想的人性”，所以他们不得不抨击一切摧残、毒害、蔽塞“最理想的人性”之发展的人为的枷锁，——一切不合理的传统的典章文物。这是各时代各民族的Humanist所相同的。而鲁迅先生，则于“同”中更有其特殊者在。这特殊的什么，乃是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而现在则镣索重重的“东方文明”古国之历史的与现实的条件所产生而养育的。讲到什么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儒家者流确已说得很多；然而这些美丽动听的词句，经过现实的天平，就露了马脚。鲁迅先生指出了“吃人的礼教”，就是批判数千年最有力的美丽动听的儒家的“最理想的人性”的图案和规章，而追问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一切伟大的Humanist的事业，一句话可以概括，拔出“人性”中的萧艾，培养“人性”的芝兰。然而不是每个从事于这样事业的人都明白认出那些“萧艾”是在什么条件之下被扶植而滋长，又在什么条件之下，那些“芝兰”方能含葩挺秀。中国古来的哲人，最缺乏者，就是此种明白的认识。“人性”或“最理想的人性”，原无时空的限制，然而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之中，会形成“人性”的同中之异，此即所谓国民性或民族性。……
鲁迅先生三十年工夫的努力，在我看来，除了其他重大的意义外，尚有一同样或许更重大的贡献，就是给三个相联的问题开创了光辉的道路。……（《中苏文化》第九卷第二、三期合刊——茅盾：《最理想的人性》）
鲁迅想办杂志而未成，记得《呐喊》自序上已有说明：出版期快到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任文稿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余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这三个人乃是鲁迅及周作人和我。这杂志的名称，最初拟用“赫戏”或“上征”，都采取《离骚》的词句，但觉得不容易使人懂，才决定用“新生”这二字，取新的生命的意思。然而有人就在背地取笑了，说这会是新进学的秀才呢。我还记得杂志的封面及文中插图等等，均已经安排好好的，可惜没有用；而鲁迅做事的井井有条，丝毫不苟，很值得敬佩。
后来他在《河南》杂志撰文，如《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等，和他的少年作相较已经大有进步了。他深深地慨叹中国的无声，历史上虽伟大作家如屈原，抱九死无悔之贞，而乏反抗挑战之力，这不能不说是国民性缺点之一。有云：
……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刘彦和所谓“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故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摩罗诗力说》）
鲁迅编译《域外小说集》二册，实在是中国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第一人，我在《鲁迅的生活》中已经论及，现在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