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更需要启蒙
——《唤醒》系列自序一
人类的发展历史，风风雨雨，可歌可泣；
人类的心灵世界，形形色色，纷乱不测。
今天这个时代，依然可用狄更斯《双城记》刚刚开始的几句话来描述：“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聪明的时代，这是最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代，这是欺骗的时代……”
这个时代，同样可用老子的警言来描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这个时代，还可以用孔子的叹息来描述：“人人都说自己很聪明，但若被驱使进入陷阱，或者遭遇机关的时候，却尽皆不知躲避图存。”
现代科学技术给了我们空前的便利和享受，所以我们无比自豪；
现代科学技术同时造成空前的污染和损耗，所以我们时刻紧张。
在欲望的驱动下，人类制造出了庞大的不断创新的花花世界，庞大的花花世界，又引发了人们更大更多的欲望。如此循环往复，希望征服世界的人们反而被自己的欲望所征服，于是不可避免地对这个物质世界和自身的存在感到恐惧了。
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伴随着经济发展一起成长。失去了敬畏的人心，如同脱缰的野马，在这个世界四处狂奔、猛突。人类的生活丰富而精彩，人类自残、自杀和杀人的数目又在与日俱增。
人类不仅仅以偏激的方式对待自己，更以“偏激”的方式对待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地球世界每天有75个物种灭绝，每1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的标签。很多物种还没来得及被科学家描述和命名，就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如此速度的灭绝，正与人类无休无止的利益追逐大相关联。
拼命追求现代化的现代人，让无数的生命“无家可归”。家都没有了，哪有什么幸福呢？
所以我们的人生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说：“是不快乐地寻求快乐”；所以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发出如此的感叹：“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要出发。”
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伟大的智者汤因比博士在他的《展望21世纪》一书中发出警告：“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更危险的时代了，这种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是人类自己招致的，它远比地震、火山爆发、暴风、洪水、干旱、病毒更危险”；“人类必将因为过度的自私和贪欲而迷失方向，科技手段将毁掉一切，加上道德衰败和宗教信仰衰落，世界必将出现空前的危机”。
人类已经走到一个不得不反思传统与寻找新的未来的关键时刻。今天的中国人需要再次启蒙，今天的整个人类都需要再次启蒙！
对于这种观点，许多人都认为应该不是一个问题了，分歧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一场什么样的启蒙，也就是用什么来启蒙。
有人说：这还用问吗？当然是用先进的理论、普世的价值，强化自由、民主和人权。有人说：应该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当然，更有不少的人说：相信科学，科学会解决一切的问题！
事实上，那些所谓先进的理论已经在实践中得出了答案，而科学，也只能为人所用。何况，正是人心的贪婪与科学技术的畸形发展，才造成这个世界的变局更加无常。
汤因比说：“一个完整的一体化文明，在传播时会被分离成科技、政治、艺术、宗教等成分。这时，各种成分的传播力，通常与其价值成反比。也就是说，越是不重要的成分，越受欢迎，越是重要的成分，越被排斥。比如科学技术就比宗教信仰传播得快速而广泛。这种对最小价值成分作最大最快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中一条不幸的定律。”
所以，单方面强调科学技术而不懂思考、研究、把握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的民族，其实还处于幼稚的不成熟的阶段。
中国的思想启蒙之路崎岖坎坷，无论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运动，不仅都是“未完成品”，而且因为与欧洲启蒙的理论一模一样，反而被引向了“更大的弯路”。
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或许就体现在最终的幸福感上。人的幸福感不仅仅在于物欲的满足，更在于精神的认可，而源于启蒙运动、以物欲为主旨的“现代化”运动，却硬是把人降低到了动物的层次。
让我们无比自豪的“现代化”，其实是怀着一种欲望的冲动到处去寻找面包。
《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彼得·圣吉说：“在西方世界，我们的社会组织已被分割得四分五裂。我们把生理的健康与心理的和精神的健康分割开来探讨，以至于人们虽然活得久些，但整体身心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所支付的社会成本愈来愈高。”
当金钱和权力成了人类世界的主宰，我们无论在物质追求方面还是在精神生活方面，都无法获得和体验哲学家所说的“终极性安慰”与生命的“本真性存在”。这种形而下的单层面追求，犹如海市蜃楼一样缺乏根基，结果适得其反。
古罗马哲学家列塞克指出：人的一生，大多时间无非用于重复各类错误以及种种恶行。
此言冷峻，直中人类命门——我们每个人的历史和整个的人类历史正是如此！
敢于直面，我们才可能迁善——从罪恶走向纯朴，从麻木走向清醒。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贤，早就告知了我们本与末的关系。
人类的智者终于认识到：无论经济环境、政治环境还是生态环境等等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文化伦理的问题。
人类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同步。社会的发展，毫无疑问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而文化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今天，研究现代化的中外学者不断提出论证并得出结论：文化在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方面，是一个关键无比的元素。
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龙应台认为：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文化是生活，文化是力量的源泉，文化更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大脑，文化彻底决定一个国家的真实国力和她的未来。
在汤因比看来，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但是，我们中国人绝不可以因此而盲目得意。除非能对人类文化做出重要贡献，否则，我们充其量只是一个最大的制造者或者消费者。
曾几何时，中国竟然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举国批判自己传统文化的国家。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的历史那么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试问：五千年的中国人，何曾被外族灭绝？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何曾被外族消亡？
在许多西方学者眼中，中国的道德规范被视为世界上最完备的道德规范，中国的哲学被视为世界上最富理性的哲学。欧洲著名思想家伏尔泰这样表达了他的看法：“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当中华文明已然昌盛发达之时，欧洲人“还只是一群在阿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中国的《周易》对文化的界定。在这里，文化是一个动词而不是一个名词，文化的作用就是化成天下。
所以，再次启蒙中国人和整个人类的，只能是文化，只能是那种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社会之间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文化。
这样的文化和智慧，早已存在于人类世界，更存在于古老的中国。
中国文化是全世界唯一保存着人类上古信息并且具有标本意义的文化，唤醒人类，化成天下，舍我其谁。
20世纪末，78位诺贝尔获奖者在巴黎发表共同宣言，呼吁以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拯救人类。
我们不可忘记中国学者60年代对人类世界的敬告。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可以贡献五种价值供西方学习：“当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之襟抱，是西方能向前作无限之追求、作无穷之开辟之补充；一种“圆而神”的智慧，这种智慧不是取向于把握普遍的概念原理，而是取向于对现实的、直觉的、辩证的而且是真正的精神的把握；一种温润而怛恻或悲悯之情，这种情感胜过西方式的热情和占有之爱；一种对其悠久的文化自觉其久并自觉地求其久的历史责任感；天下一家之情怀。
老子、孔子总结和传承的智慧，岂仅是老子、孔子的智慧？中华民族至少绵延五千年的文明，我们眼光所及，往往只是春秋战国以来的两千五百年。
毛泽东曾有一句话：“国有疑难可问谁？”答案当然是：儿女遇到问题，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去问自己的父亲。那么，我们今天面临如此多的问题，当然应该去问自己的老祖宗了。但是，守着五千年的文化与智慧宝藏，我们问过吗？我们会问吗？
面对浩瀚无比的中华文明，我们了解的常常是只言片语，我们学到的常常是腐朽垃圾。最为本根的儒道佛的智慧，往往被世人抛在脑后。
2002年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其中两次提到“回溯源头，传承命脉”，他自豪地告诉美国的学者和学子，中华民族的祖先追求的是这样的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国学热”终于在中国兴起了。兴起的缘由何在？一言以蔽之：唤醒大众，寻找人类回家的路。具体一点，为了寻找道德之路、教化之路、发展之路、文明之路和幸福之路。
大道至简，万法归宗。东西方文明在几千年前惊人相似地同时崛起，又将在几千年之后的今天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会师。
会师在哪里？会师在生态文明的平台上，会师在自然大道上。
自然大道，就是东西方文明深层的交汇点，就是人类共同的终极的信仰！
大势所趋，如千江万河，虽然或急或缓，或清或浊，最终的流向，都是浩瀚的大海！
经典，开生命无限智慧
——《唤醒》系列自序二
“古典教育是一种无价的恩惠”——这不仅是汤因比的名言，也是古今中外智者们的共识。
人是社会性极强的动物，更是文化的动物。一个人无论学没学习文化，他都必然要面对自己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的习俗、规范、思想和潮流，不可能置身度外。
“国学热”在中国兴起了，各类讲座、论坛、培训唤醒着人心与人性。我们不能不由衷感谢那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呼吁者、倡导者和传播者。
然而，真正用心学习和领悟国学经典的人还不是很多。现在的中国人，面对自己民族的文化经典，有人淡然漠然，有人心生向往，有人装点门面，有人自矜自长，有人审问批判，有人借以牟利，有人一味恶搞。
在一个浮躁之风劲吹的时代，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让人意外。拨乱反正岂可一蹴而就？连孔子都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就是说，如果有真正的王者出现，也需要30年的时间才能使仁德广布于天下；善人治理国家实行仁政，经过100年，也就可以达到消除残暴、免除刑罚杀戮的理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