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恋》风波的前前后后
徐庆全
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发表在1979年9月出版的《十月》第3期上，据此摄制的电影改名为《太阳和人》，导演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彭宁，在1980年底完成。这是一部中国人耳熟能详却没有看过的电影，介绍这部影片，还得根据文学剧本《苦恋》。
剧本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在旧中国，少年凌晨光虽家境贫寒，但很有才华，得到不少人的器重，生活上也处处得到人们的照顾。青年时，被国民党抓壮丁，得船家女绿娘搭救，并彼此相爱。后来，凌晨光因参加反对国民党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特务追捕，逃到国外。在美洲的某个国家，他成为著名的画家，享受着有别墅、汽车、画室的豪华生活；绿娘也来到美洲，有情人终成眷属。新中国成立后，凌晨光夫妇返回祖国。在轮船驶入祖国领海看到五星红旗之时，他们的女儿降生了，并取名为“星星”。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凌晨光一家的命运，如同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堕入谷底：全家人被赶到没有窗户的昏暗斗室。在凌晨光生日那天，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星星觉得在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容身了，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藏身芦苇荡，成为一个靠生鱼、老鼠粮生活的荒原野人。剧终时，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
从剧本发表的1979年9月到1981年10月，围绕这部电影，争论持续了两年，并在文坛上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最初的争论
电影剧本早在发表时，就引起了文艺界的争论，也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听到这些争论后，要求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王阑西和陈播关注这部影片的拍摄。陈播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
王任重先是听到有人向他反映情况，等看过样片后，他给王阑西同志和我写了一封信，说到正在拍摄的这个片子的问题，要我们关注。我把样片调来看了，果然像王任重所说的一样，我们就很重视。[1]
现在保存下来的当年陈播的一封信，证实了陈播的回忆。陈播这封信写于1980年4月24日，是就王任重的询问，给时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的贺敬之和副局长李英敏的答复。信中写道：
昨接文艺局的同志来电话，询问长影拍摄的《苦恋》的情况，就我了解的向部报告如下：
我们看的文学剧本，是一九七九年五月“长影”印的，还有十月印的分镜头剧本。我是昨天找来看的。分镜头剧本与文学本略有不同。
作者是白桦、彭宁二同志。此片已由厂里决定开拍了。
作者是想写一个在旧中国出身穷苦家庭的青年画家，飘流海外，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到祖国，想献身祖国，受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的故事。“苦恋”在剧情中写在他的一生中恋爱生活的苦情，也含意他对祖国热爱而“苦恋”的双关语。
我找了几个看过剧本的同志谈。认为：
一、这个剧本想写“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剧中不仅写了对画家晨光一家的迫害，还有对诗人、教授的迫害，逼迫他们过原始人野人的生活，只能长期隐藏湖荡吃生鱼、鸟蛋为生。写了画家一生，热爱祖国、忠贞不渝、坚强不屈的性格。从这点说来，有一定意义。
二、作者在探索“电影诗”，追求电影所表达的一种新的样式和风格，这种想法也是好的。
三、作者想通过艺术形象隐藏着自己的倾向，而不是说出来的，这种艺术探索是可取的。
四、对于剧本有以下几点看法：
1.整个剧本的构思与艺术形象的表现，使人感到在影片拍成后是悲怆的情调，这个剧本没有反映出“四人帮”横行前，党对于知识分子总还是重视的（虽然有“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归国华侨中有许多人、许多知识分子是受到重用，也发挥了他们的为祖国服务的才能。这个分镜头剧本在结尾，写了晨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雪地里爬行，寻找他的人们发现他时，他巳经是在一个大问号的那一个点儿上冷却了身体，他用两手尽量向天空伸去，两眼睁着……这和文学剧本开头引了屈原的《天问》篇（应为《离骚》——编者注）的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相呼应的，这样表现是不好的，使人感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晨光却死去了，是为什么？没有解答，令人难以理解。
2.这个剧本写大雁在天空写成人字，从开头贯穿到晨光的死去，最后结尾是：“一枝芦苇在风中晃动着，坚强地挺立着……”这种寓意是很含蓄的，放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晨光死去了再现的，更加深了对死的渲染，这种手法也是值得深思和推敲的。
3.整个剧本所描写的，由于采用“电影诗”的手法，对于年代、时间，虽有所表现，但是，有许多使人看不明白，如晨光到天安门前贴一张屈原《天问》的画，背景是“白花山，白花海……”只能使人联想“四五”事件；粉碎“四人帮”前后也是分不清的，还有一些其他情节不一一说了。
4.据说长影对这个剧本，有不同意见，导演彭宁同志曾将拍过的两本样片，请夏衍同志看，夏衍同志因看其他影片，稍看了样片，夏衍同志说，我未看过剧本，不好发表意见（看过样片的人认为，样片的调子低沉，主人公晨光是在雪中爬行，最后死掉，脚手朝天，有人打了火把来找他）。
最近文化部即将举行优秀影片授奖大会，我们想将各厂来的领导同志留几天，专门将这一类剧本讨论一下。看作如何处理为好。
4月28日，贺敬之将陈播的信转给王任重：
任重同志：关于影片《苦恋》的情况，文化部电影局的陈播同志写了这个情况和他们处理的意见。我建议你、周扬同志和我们一起调看一下这部影片的样片。可否？请批示。
当天，王任重批示说：
敬之转周扬同志，这部片子我看不要演，如看也可以看一下，请夏衍同志也看看。
5月17日，周扬让秘书露菲转告贺敬之的秘书张作光：调《苦恋》看一次，看时要把夏衍请上。
周扬等人什么时候看的样片，没有材料，不知其详。5月21日，王任重与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一起看了样片，“大家都反对拍这部电影”，但是，显然也有人提出了修改后拍摄的意见。所以，王任重告诉王阑西和陈播，“修改不好电影剧本，就不要拍”。[2]
根据这样的意见，文化部电影局便开始组织修改这部影片。陈播回忆说：
我们专门研究了剧本和分镜头剧本，帮助导演分析剧本中所存在的问题，说服他进行改动。导演彭宁思想不通，但口头答应改。为了能修改好电影，我们让丁峤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去，把我们的意见转达给长影，让长影修改，并要求他们拿出书面的修改意见，报文化部。长影接受我们的意见，写出了修改意见给我们。我看到他们的修改意见后，又报中宣部。中宣部同意按照修改意见拍摄。
可是影片完成送来审查时，我们发现，基本没有按照修改意见修改，只是将结尾凌晨光爬出大问号那一幕改掉了。我第一次看这部片子时，白桦、彭宁也在。他们让我马上表态。我说：现在我不好表态，因为你们没有按照修改意见修改。我还要报告中宣部，报告王任重同志。
王任重同志接到我们的报告后，很慎重。他提议，请中央党校和军队的同志们来看看，王任重同志的意思是，让这两部分观众来说服白桦，对影片进行修改。
在此期间，白桦和彭宁又找到电影家协会，借了放映间放映该片，寻求支持，看影片的有七百多人，还有外国人。看过的人都说好，感觉是在替知识分子说话。
影协的林杉同志对这部片子很看好，他召集了一个座谈会，大概是在1981年1月份，要我去参加。我当然不便参加。中宣部文艺处的一位女同志去了。她回来后向中宣部作了汇报，也向我讲述了座谈会的情况。座谈会上都说好，这就造成了一种声势。这样，这部片子就不但是送审的问题，而且变成了文艺界关注的问题了。
陈播所讲的白桦和彭宁找电影家协会的事，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代主席林杉在1981年8月召开“首都部分文艺家学习小平、耀邦同志关于思想战线问题重要指示的座谈会”（在以下所叙述的事实中，我较多地引用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记录，为叙述简便，简称“思想问题座谈会”）的发言中也谈到，可与陈播的讲述相印证：
电影剧本《苦恋》在刊物上发表后，未引起影协一些同志的重视。影片《太阳和人》的样片，电影局审检后，按惯例为中国电影家协会放映了一场。后来按白桦、彭宁的要求，又加映了一场。这一次白、彭还邀请了一些外国人来看，事先我不知道。放映后，《大众电影》编辑部应白、彭的要求，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开会那一天，编辑部通知我去主持。会议中途，我有事退席了。后来得知，会上除了一两位同志委婉地从政治上指出影片的问题外，其他发言大多是肯定这部影片的；又听说白桦即席赋诗并朗诵，对大家的支持表示感谢。我了解这些情况后，当时并未引起注意，而是认为对一部影片可自由讨论，各抒己见，看不到一片叫好声是当前社会思潮的反映，因而没有采取补救措施。后来才知道，白桦、彭宁利用这个座谈会对影片的支持，到处宣扬，并向电影局施加压力。
参加过这次座谈会的原《电影艺术》杂志副主编罗艺军，对陈播所提到的中宣部有人参加会议也有印象：
我记得中宣部文艺局参加会议的是两个同志，一男一女。女的我记不清是谁了，男的是梁光第。我在会上有一个支持这部片子的发言。散会时，梁光第还跟我打了个招呼，谈及我的发言，还是表示支持的态度。[3]
关于这次座谈会的情况，我曾想方设法想找到会议记录，但是没有成功。这里，只能引用陈荒煤在“思想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对此次会议的介绍：
最近，我重新看了《大众电影》编辑部去年底、今年初召开的一次座谈会材料，很吃惊。参加座谈会的，有我们电影界的评论家，比较优秀的导演和写过很多好剧本的编剧。尽管会上对《苦恋》有两种不同的分析，但不少同志对影片作非常肯定的支持和表扬。如，有同志说：这部影片“在思想上是振聋发聩”，“艺术上是标新立异”。有的导演讲：粉碎“四人帮”后，这是一部最新最完整的影片。有的编辑说：凌晨光就是影片编导者的形象。如果不是强烈的热爱祖国，写不出这样的作品；影片的编导像凌晨光、像屈原一样爱国。有的评论家说：画家的悲剧命运，牵涉“四人帮”的罪恶、领袖的错误、群众的愚昧、人的异化等问题。有的人赞扬影片用大雁把“人”字写在天上是“诗化的主题”，就是要恢复人的尊严，艺术的尊严。一位导演说：影片的结局改变了凌晨光作为一个大问号趴在地上这一幕，很可惜。他责问：我国出现了这场大灾难，难道连画一个问号都不可以吗？一位评论家说：影片的主题是人性的召唤。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待画家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釆取什么态度呢？导演彭宁同志说：一般影片都出单主题，而这部影片是多主题一一热爱祖国和中华民族；歌颂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一代苦恋者，歌颂他们的向心力和凝聚性；要从这一代人的悲剧中找出历史的教训，使这些历史不再重演；歌颂人的尊严、生命、自由、价值和奋斗；反对现代个人迷信。白桦同志说这部影片是他写电影以来和他原来的文学设想最接近的影片，是他看自己的影片第一次流泪的，有好像看到了自己生的孩子有点像自己的那种感受；影片写的是艺术家短暂的一生，而意图是概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映人和历史的关系。他还说：开始创作这个剧本时，他就想到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都是九死未悔的。他引用了《离骚》的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九死未悔”，很深刻、很形象地反映了我们的肝胆；凌晨光命运的客观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
在陈荒煤讲话的8月21日，已是对《太阳和人》众口一词批评的时候，陈荒煤对这次座谈会的介绍，当然是作为对这部影片批评的材料依据来看。
《太阳和人》为更多的人所观看，是在1981年1月由《电影艺术》、《大众电影》两家杂志联合召开的“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上。这次会议是在1月5日召开的，地点在北京体育学院的留学生楼。当年《电影艺术》的副主编、会议的组织者之一的罗艺军谈及了有关情况：
这次会议邀请电影界编剧、导演、评论工作者为主的一百多人参加，会期两周。参加会议的白桦和彭宁带来了电影《太阳和人》。在会上放映后，马上成为会议的焦点，并引起重大分歧。多数人对《太阳和人》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有的给予很高赞扬，认为影片深刻地批判了现代个人迷信，并真实地概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之一，也作了一个基本肯定性的发言，认为影片在美学上有突破。当然这纯属个人意见。
这次会议虽由两个杂志出面，实际上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主持的。代理影协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林杉及另外的几个书记处成员，一直坐镇并起决策作用。这次会议也受到上级领导的关注，林杉同志和我每隔两三天都要赴周扬同志寓所，向他汇报会议的动向。
在这次座谈会“一直坐镇并起决策作用”的代理影协第一书记的林杉（影协第一书记袁文殊因病住院），曾有一个肯定该片的发言。在“思想问题座谈会”上，8月24日，他在检讨中谈到发言的内容：
我在发言中曾肯定该片，认为它是80年的好影片之一。发言时，我虽声明不代表影协，但仍造成影协支持该片的印象。这一点我应检讨。事实上，影协领导核心未讨论过该片，也未取得一致认识，有些主要领导同志对它也持否定态度。我的发言实际上给了这部影片支持，我承担责任。至于有的同志说这个座谈会为了掩护《太阳和人》，有意推出另一些影片加以批评，这个情况不存在。
我当时之所以肯定该片，首先是从艺术上引起的。最初的印象，是影片有点精雕细刻，与一些粗制滥造的不同，又错误地认为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作品，不能用现实主义手法去规范它；还认为它是一部意念电影，固然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创作方法，但可有一席之地。在影片的内容上，又错误地认为它是反映现实的，只是反映得不够准确。因此，没有很好地去考虑影片的社会效果如何。
在这次检讨发言中，林杉还透露，影协“党的领导小组五位成员中三位对《太阳和人》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同罗艺军的印象一样，林杉也认为，“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上，多数同志肯定该片，有的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会出现一边倒现象”，“经做工作，才有一位珠影的同志发言，基本否定该片”。
为什么在“一边倒”的情况下，还要“经做工作”让人说出不同意见呢？罗艺军告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