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树林和苗苗结婚都五六个年头了。他们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小夫妻，郎才女貌。
他们两个只要在一块出现在大众场合，绝对是苗苗挽着萧树林的胳膊。他们挽着胳膊一块散步，逛商场，去赴宴，去舞场，去滑冰，和谐甜蜜的样子，不知令多少人驻足。
然而，这对恩爱有加的小夫妻，也不知在那张宽大的席梦思床上疯狂地耕耘了多少次，多少遍，用了多少花样，却一直劳而无获，苗苗时常为此怅然若失。萧树林知道苗苗为什么会这样，苗苗是希望她那滋润而又肥沃的土地上，尽快承载一粒健康而又饱满的种子，然后发芽，开花，结果。他的那把锄头绝对是好钢打造的，不惜力气，不知疲倦，每次撒下的种子也非常多，非常多。有时多的，这块土地都无法承载。久久不孕，不会是他的问题。他让苗苗去医院妇产科检查，检查的结果却正常得都不能再正常了，随便撒上一粒种子都能发芽，开花，结果。他看着苗苗的检查结果，傻眼了。在这块美丽而又肥沃的土地上，难道他撒下的那一把又一把的种子，是上帝炒熟了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偷偷去医院检查，问题却果真出在他的身上，——睾丸活检确诊为少精症且精子活力不强，自然受孕率几乎为零。
苗苗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那身段，那身上的每一个零部件，都是上帝精雕细刻出来的，令他爱不释手。苗苗也是一个好女人，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好女人，她渴望有一个孩子，太渴望有一个活泼可爱的自己的孩子了，这不是她的错，他却不能给她，却不能使她完成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
随着苗苗年龄的增长，苗苗希望有一个孩子的愿望更加迫切了，看到别人的孩子生龙活虎地在她的眼前，她都会情不自禁地去抱一抱，去亲一亲。这样的场景，他每次看到都会锥心地疼痛。上帝给了他这么强壮的身体，生命延续的种子却这么微弱，这么微弱，竟然微弱到了不能自然受孕的地步，他不知道。他时刻都在为改变这一现实的存在而努力。为此，他背着苗苗不知道去了多少家大大小小的医院，做了多少种多少次检查，找了多少个名医，求了多少个民间偏方，都毫无用处。他绝望了，彻底绝望了。苗苗知道这一切后，瘫在那儿，足足一个小时没能站起来，后来她又趴到床上咬着被角号啕大哭。她哭够，哭足，抹了一把泪水，该做什么接着做什么，像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这个阴影横在他们两个心中时间久了，原本恩爱的夫妻，口角也就自然而然地时常发生了，有时候吵起来竟然不可收拾。
这一切都是他的无能所造成的。他内疚，非常内疚，内疚得使他不敢回家，不敢见苗苗。有那么一段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竟然想都不敢想一下苗苗，想都不敢想一下他们共同建立的那个温馨的小家，心里的压力要多么大有多么大，要多么沉重有多么沉重，积攒在那儿像一座沉重的大山，时刻都能把他压扁，压死，又像一颗能量巨大的定时炸弹，时间一秒一秒地“咔、咔”走着，每一秒都有爆炸的可能。这种爆炸，完全可能把他炸得粉身碎骨，把他炸得无影无踪。
这样的日子，他不能再和苗苗过下去了；再过下去，他不疯掉，也会死掉的。他决定和苗苗离婚，彻底摆脱这一精神和肉体上的压力。即使苗苗不同意，他也要和苗苗离婚，坚决离婚。
苗苗是一个很内向的女人，一个不乐意和他人交往、交流的女人，却的确是一个好女人，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女人，她不信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也不想做丁克一族，他就不能让这样好的一个女人无子女绕膝，过孤独、凄凉的晚年。他也就不能因了他的不育而耽误苗苗的后半生，绝对不能。
他和苗苗在县城里最好的大酒店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苗苗想吃什么菜，他就点什么菜，无论贱贵。苗苗吃得非常可口，吃得非常开心，吃得非常愉悦，来到家里之后，他拥着苗苗的身体，郑重地向苗苗提了出来。苗苗听了他要离婚，目瞪口呆，继而昏厥了过去，醒来后又觅死觅活，疯了似的，他更加内疚了，更加不能承受这种爱了。不是岳母及时赶来，把他俩臭骂了一顿，又极力劝说他们，劝他们去找个好医院，找个大医院，做人工授精或者胚胎移植，让苗苗生一个孩子，生一个健康活泼的好孩子，他不会有和苗苗继续过下去的大好空间的。
做人工授精或者胚胎移植，这需要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他们开始省吃俭用，积极攒钱。钱，他们终于攒够了。他们手挽着手满怀愁肠地坐了汽车搭火车，来到上海的一家大医院做人工授精或者胚胎移植。一查体，他没有想到苗苗已经怀上了孩子，真的怀上了孩子！他是多么高兴，多么激动啊！他高兴得如入无人之境，抱着苗苗像个孩子似的号啕大哭，哭得惊天动地，谁也劝不下来。
无疑，他在苗苗这块美丽而又肥沃的土地上缔造了一个伟大的共和国！
我这么不容易才有了自己的孩子，孩子该出生了，该来到这个世界上了，怎么不是个该打喷嚏的大事儿呢？回答是肯定的。
萧树林想到这里，禁不住机灵打了个寒战，后悔没有提前请假回家伺候苗苗。
不过，萧树林没有过早请假回家伺候苗苗，也有苗苗的一份因素。
一天下午，萧树林下行政村回来得很早，给苗苗打电话，和她商量请假回去伺候她的事情，苗苗非常认真而又坚决地在电话里大声对他说，亲爱的，听我的，千万别这个时间回来！他被苗苗的一句话搞得一头雾水，忙问，苗苗，怎么啦？苗苗接着非常神秘地在电话里小声对他说，县里最近要提拔一批年轻干部，一批有学历有工作经验的乡镇年轻干部，县委组织部正在昼夜拿方案，你要争取赶上这一班车，也算给未来的孩子献一份礼物。
听了苗苗的这番交代，这番安排，萧树林心里暗暗叹了一口气，无语了。
萧树林是一个地地道道农民出身的大学生，祖祖辈辈没走出过农村半步。头顶高粱花，脚踏黄土地，是祖祖辈辈的日常生活。他是家族里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那个落后、贫困而又闭塞的村子里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上大学时，还算顺利，由于学业科科领先，大一入了党，又被组织选拔为选调生，接着又是学生会主席等光环罩在了头上，光彩耀眼。大学毕业后，他原本被录用到了县农业局，一夜之间却变了。他只好打起背包来到了乡镇，做了一名在乡镇政府办公室里端茶倒水、接接电话的通讯员。他想起这些年来的乡镇生活，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早起晚归，披星戴月，没有节假日不说，由于乡镇财政自收自支，工作不少干，力气不少出，同样的学历，同样的工龄，同样的级别，工资竟然拿不到在城里工作的三份之一，月工资不足千元，别说养家糊口了，自身都难保。这些年来，他上面没人罩着，下面又无人帮着，再出色的工作，官也没他做的。生活给他的感觉，他像一枚微不足道、任风吹荡的浮萍，毫无招架之力，小小的一股风吹来，就能把他吹得无影无踪。在乡镇工作这么些年来，他有把工作干好的想法，也有宏图大愿，但是，现实却逼迫着他，不得不想方设法进城工作。他上面没有人，苗苗家也没有，也就没人为他们的事情操心出力抛头露面了，他们又没有多余的钱来打通各路关节（他的脾气，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有钱，也不会做，也不愿意去做；他感到这样做，丢人）调入城里，他只好死心塌地地在乡镇努力工作，拿出优秀的成绩来做本钱，进城。
苗苗的一位初中同学在县委组织部干审科当科员。苗苗为了他能够及早调到城里，向这位同学打听乡镇干部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调入城里工作，人家很客观地和她说，原则上，副乡级职务的干部回城，组织才给与安排适当的工作。也就是说，只要你上边有人，普通干部也能进城安排个好工作。他们上边没有人，她只有盼着他高升，盼着他高升到副乡级，然后调入城里，哪怕是调到气象站或者地震局这样无人竞争的单位，当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也干！苗苗的这番话，他怎么能不信哪？他信！同时，他也感到了一种无奈的精神和肉体的疲惫，一种无法言表的疲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