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二年春天我在南京，有天下午去一家书店避雨。很小一张门面，要弯着腰下几级台阶才能进去，里面几乎没有灯，所有的书都零散地堆在地上，我要跟跳房子一样找地儿下脚。书架上反而没几本书，仿佛从书架到书垛是条单行道，读者把书从架上拽下来，翻几页扔在书垛上，老板就懒得把它们再一一塞回去了。我以为挑不出什么，可在雨停之前还是找到两本书准备结账，一本是梁实秋的集子，他是我在写作文的年纪就喜欢的作家；另一本是我朋友的旧作，以前见到他都是假装看过这本书，读一读让自己别那么心虚。诡异的事情在结账时发生了，我拿到门口问老板多少钱。他一脸茫然，皱眉看着我。我知道这种小书店价钱不定，有些是全价，大部分会打折，具体的折扣要看出版的年份和版次，甚至要考虑那年代的物价，这是个复杂的换算。他把两本书放到公平秤上，告诉我一斤二两，算我七块。我没明白，问他怎么算的。好像我在怀疑他的业界良心，他让我再看秤，指着上面的数字大声说：“六块一斤，十元两斤。”
这是让每个写作者都会心碎的一句话。我去过很多城市、很多书店，我从没想过会在这里问出菜市场一样的口令——这书怎么卖的，多少钱一斤？而事实上，菜市场也很难找着比十元两斤更便宜的东西。猪肉十五元一斤，牛羊肉三十元一斤，香蕉苹果也不止这个价。真的，每个字要写多重才能生存？
我十四岁立志当作家，十八岁开始写作，小时候以为作家可以有很多种活法，像歌德那样高光，像卡夫卡那样阴暗，像拜伦那样多情，像福楼拜那样孤独，像格林那样居无定所，像厄普代克那样足不出户。他们都写过好书，都曾激励我前行，可我从来不敢想象，有一天这些大师的作品就像牛羊肉那样滴着血，放在秤上论斤卖。
对文学而言，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视听艺术更快捷、更准确地替代了文字阅读；人均每年读书不到五本，其中还算上中小学生的二十本教材；图书出版每年以百分之五十的速度向下递减；近十年的研讨会都在讨论文学是否已死，或是还有多久会死；那些剩下的作家，仿佛邪教成员一般稀少而古怪。这种种的一切让我在三十岁的时候开始质疑：最初的梦想是不是一个死胡同？十五年前王小波就自问《我为什么要写作》，他说他要做那个反熵的人，他认为他有文学才能，他要做这件事。他提醒过我们做这件事有多苦，只是他没说有那么苦，而且十五年后会更苦。
我于二〇〇四年出版第一本书，到现在正好十年，陆续出版几本长篇。或好或坏，但我一直在努力。有过一些吹捧之辞，说我如何坚持，如何有实力、有潜力，早晚成大器。这些恳请不要再讲，听起来说起来都像是酒醉之后的失败之音。说多了没意思，我肯定往前走。也有人劝我做些富贵事，反问我，继续写作有意义吗？难道写得过博尔赫斯吗？说这话的是前辈，我担心是好意，所以没翻脸离席。我想回答他，首先，我也不知道我下一部作品能不能写得过博尔赫斯，他站得再高也没挡着我的路；再说，就算写不过，就算一万个写作者才能顶出一个博尔赫斯，我起码可以为九千九百九十九个白骨贡献一个单位，不要那么怀疑地看着我，我没粉饰自己，总要有人做白骨。
这十年所有审判文学的研讨会我都没参加，我不相信文学会死，我不相信我的梦想是一个死胡同。没有理由，我必须信，因为只有相信这些，我才有力气干好这件事。也许这些可以解释，我为什么还要写作。这是文学最坏的时代，但也是最需要我们的时代，要是文学哪天真的守不住了，那我就做一个文学守陵人，告诉来往的后人，文学曾经葬在这里。
二〇一四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