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是个不会叫人的孩子，总是紧紧拉着父母的手，紧抿着嘴，一声不吭。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弯下腰来逗我的叔叔阿姨的样子。他们开始总是笑得很和善，说：“叫阿姨啊，小丢。”父母也跟着附和：“叫啊，叫阿姨。”可我总是张不开嘴，把头扭到一边。
渐渐地他们微笑的嘴角耷拉下来，脸也微微涨红了，神情也似乎有些困惑：“小丢乖，叫阿姨，阿姨带你去吃蛋卷冰淇淋。”他们还在徒劳地努力着。
可我还是摇头：“不吃。”
最终结局总是以大人们投降而告终，我父母也感到不好意思，连连向人道歉：“这孩子，就是不讨人喜欢，不会叫人。”
其实并非我个性乖张，我只是觉得不好意思，当时的我还不懂得什么叫尴尬，却早早地学会了制造尴尬的气氛。
告别了懵懂无知的幼儿时代，我对周边事物的反应愈发敏感，“尴尬”二字便如影随形，始终没有甩开过——可是我对外还偏要做出一副镇静自若的样子，搞得自己和别人都很累。事实上，我活在他人的眼光和议论的恐惧里，每次被别人仔细打量的时候，总是感觉自己做错了什么。我希望自己被别人注意，但同时又害怕被别人注意，这像是一个巨大的悖论。
在学生时代，这个问题还不是很明显，那个时候对老师来说学习成绩才是第一位的，别的都无所谓。对我自己而言，我不是个会来事儿的姑娘这个事实，顶多会偶尔带给我一些懊丧，毕竟做个人人都喜欢的姑娘是件多让人向往的事儿啊，那样会赢得更多来自同性的友谊，也可能会赢得更多男孩子的爱慕。因此，我会用自信的外表来掩饰我内心的紧张，我越是觉得自己笨拙，就越要表现出看不起那些会来事儿的姑娘。我武断地认为她们都是没有内涵的“绣花枕头”，于是和好友们着意看艺术片、听摇滚、写颓废阴郁的文字，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个充满个性魅力、有人生追求的姑娘。
我用我所认为的优势来抵消我的怯懦和尴尬，我全心地投入到阅读和写作中，就像勃朗特姐妹和简·奥斯汀那样，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是舞会上的焦点，因此我们需要用我们自己擅长的事来平衡自己的内心。那些擅长的事情像救命稻草一样，把我们从失意的泥沼中搭救出来。那是我们找寻到的一种独特的与这个世界达成默契的方式，在这个我自己掌控的小小世界里，我不必刻意讨人欢喜，也不必觉得尴尬。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耐心地倾听我的声音，从而可以透过我略显疏远的外在表现直达我的内心。
但暗地里，我依然幻想自己也能成为一个会来事儿的姑娘，可是我的种种努力在我看来不过是东施效颦。这种挫败感在我刚入职场的时候特别明显，我始终学不会大方得体地微笑，也不具备迅速和同事打成一片的能力，和上司待在同一部电梯里总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只会说“今天好热啊”，或是“今天真冷啊”，说完了感觉自己都要石化了，实在是蠢得可以。夜晚我在脑海里回放这些场景时，默默地想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说点儿什么别的。可是真的有下一次机会的话，我依然是张口结舌，不知所措。
与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和我加入公司的小薇。她开朗大方，每天都能很亲切地问大家早安，并且露出甜甜的微笑，她会很贴心地和大家分享她带到公司的午饭，并且不露痕迹地夸赞女上司的衣着并很快地与女上司交流起穿衣经来……这些都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当时的我绞尽脑汁地希望可以给我的女上司留下一点深刻的印象，甚至我认为她恐怕连我的名字都没记住。所以，当她在月度总结会上，宣布我是“最佳新人”的时候，我简直以为我还沉醉在那个我编造的玛丽苏幻境中没有清醒过来。我到现在还记得她鼓励地看着我，说：“李小丢的稿子写得很不错，比你们在座的很多老人都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不会来事儿的女孩儿也会被人欣赏、认可，原来人生并不仅仅是学会讨人喜欢便可以一往无前。
后来有一次我无意中和女上司聊起我们这一批新人，她说我和小薇是最出色的两个人。
“但是你们完全不同。”她哈哈笑着说。彼时我们已经非常熟稔。我缠着她让她说说我们有什么不同，她有意避而不谈：“你别装傻，你们个性完全不同还用得着我说？我就说说你们的未来吧。”
“哦？”我十分好奇。
她接着说：“小薇适合嫁个有钱人，她出得厅堂、入得厨房，在家可以相夫教子，出去在外面也拿得出手，嘴又甜又懂事，什么复杂的家庭关系对她来说都游刃有余。你看她做出镜主持人时把那些大咖哄得那么高兴就知道了。”
“那我呢？”
她故意皱起眉头：“你就完啦，只能靠自己！脾气直，性子倔，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会拐弯抹角，不会说好话。你这辈子就是老老实实靠自己本事吃饭的命，快写你的稿子去吧！”
我笑着关上了办公室的门，心里还挺得意。那时我没有想到，多年以后，我和小薇的人生际遇居然和她所说的完全一致。
也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懂得，我不必勉强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只要我有自己坚持去做的事情，并且能从中寻找到乐趣，那我就不会被这个世界所摒弃。也许这就是造物主的神奇，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样貌和个性，然而就算有再多不同，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接近同一个梦想——被这个世界所接纳，并且找到最适合我们的位置。
有些事，注定要一个人面对
文/李小丢
一日的深夜一点钟，我从床上爬起来，利索地打开灯，穿上衣服，背上包，走出了家门，那天是老公外出公干的第三天。我的肚脐周围从下午四点钟开始隐隐作痛，我并没有在意，然而到了夜晚，我已经痛得无法入睡。疼痛已经转移到了腹部右下方，能够感觉到鼓胀，并伴随着恶心和低烧的症状。有慢性阑尾炎病史的我，用手按压麦氏点感到了清晰的疼痛，我意识到如无意外，我的阑尾又淘气了。
在大连，除了老公我别无亲人。我在第一时间给他打了电话，他已经关机，这并没有出乎我的预料，十一点的时候我们已经通过电话道了晚安，我没有告诉他我腹痛的事。彼时，我也不想麻烦同事或朋友，毕竟我还没有疼到失去意识，而且没有确诊之前我总觉得这样打扰别人很过意不去。我更不想给爸妈打电话，给他们来个“午夜凶铃”，吓得他们一晚上睡不着觉。因此我乘电梯下楼，偌大的街上空无一人，但是好在空的出租车很多，我握紧了手里用来防身的伞，暗暗嘲笑自己太过胆小。
我去了离家最近的一个三甲医院，值班的医生居然不收治我，说太晚了没法做CT（计算机断层扫描），他不敢确诊。我看着他稚气的面容和嘴唇上柔软的绒毛，非常有耐心地跟他讲了一遍我的病的典型症状，甚至都告诉他可以给我开什么药，但是显然他并不敢承担这样的责任。我气鼓鼓地走出大门，再次打车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路上，司机师傅问我：“那么晚，去医院看人吗？”
我说：“我阑尾炎犯了。”
他惊呼：“啊，可能吗？我看别人犯了阑尾炎都疼得满地打滚。”
我笑笑：“正是为了不在地上打滚，所以我深夜就出来找医生了。”
终于到了目的地，挂号，等待，帘子里面有个孩子被捅了两刀，医生正在替他缝合伤口，他的母亲被吓得六神无主，哭得声嘶力竭。等我进去的时候，地上还有一大摊触目的鲜血，那时候我居然还有空注意到医生长得很帅。我耐心地再次重复了一遍我的症状，上病床触诊。接着去验血、验尿、照腹部CT，这几个科室隔了十万八千里，我来回穿梭。医生接过我的病历本，总要问一句：“患者呢？”
我总是微微有些尴尬地说：“就是我。”
这时候我已经注意到绝大多数病人都是有家人陪同的，而我形单影只地在医院晃悠，像个落寞的游魂。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等待，取报告、开药、缴费，我终于在凌晨四点吊上了点滴。当时看着拍的片子，医生说：“你阑尾肿得很厉害了，你也真能忍，腰都还能直得起来。”
我说：“没办法啊，一个人，软弱给谁看呢？”
这时，突然进来了一个中年男子，他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医生，我老婆乳晕痒痒，你看是什么病？”
我和医生都一愣，忍不住笑出声来。
医生建议我最好还是手术，然而我一个人，都没人给我签手术同意书，只好先保守治疗看看。半躺在输液椅上，我给老公发了一条简短的短信：“我阑尾炎犯了，在医院。”
上午八点，老公终于打来了电话，我憋了一夜的委屈、恐惧终于化成了泪水夺眶而出，一瞬间从天不怕地不怕的“无敌女金刚”被打回了原形。我钦佩那个在夜半街头紧攥着雨伞的我；在等待报告时紧盯着躺在对面椅子上流浪汉的我；在漫长的打点滴的五个小时里一直克服睡意保持警惕的我……我仿佛第一次认识到那样的自己，那样强悍而冷静的自己。
挂了电话我才意识到，有些事情无论你愿不愿意，你注定是要一个人面对的。不管你是否已经组建了家庭，是否已经找到了你这一生所认定的那个人，你始终无法保证他们会陪你走过人生的每一程。不管你是否情愿，我们总有落单的时候，就像《老人与海》的主人公圣地亚哥，他孤独地漂流在大海上，你说他的对手到底是谁？是紧追不放的鲨鱼，还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都不是，他的对手是他自己。在那个时刻，我们能够依靠的只有我们自己，能够拯救我们的也只有我们自己。
就像我们第一次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被送进幼儿园，我们用哭闹表达我们的不舍；就像我们第一次离开家，背着行囊独自前往远方；就像我们在学校第一次和同学闹别扭，第一次失恋，第一次被人误解……在这些时刻里，别人都是旁观者，他们只能帮我们加油呐喊，我们得撑着一口气，独自走过那座独木桥，也许在尝试的过程中，我们会一次次在中途掉下去，然而我们都知道，如果不想溺死在河里，我们只能爬上去，继续走。这是一场只属于我们的战争，谁也无法施以援手，谁也无法代劳。我们的对手和我们的救星都是我们自己的内心。
以前我曾经疑惑，为什么有的人周围有那么多爱他、呵护他的人，而他却在某些小事上栽了跟头，就此一蹶不振了呢？后来我渐渐发现，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喜欢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将自己隐身。他们总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解释自己的不作为，依旧行尸走肉般机械地工作，依然沉溺于虚拟的网游世界里，内心却在等待着奇迹出现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们都像是心灵上的阑尾炎患者，无望地等待着自己没有召唤的救护车或是三天后才能归来的家人。他们不敢承认，那样的“神迹”其实根本就不会发生。承认吧！有些事注定要一个人去面对，也注定要一个人去解决。如果你不敢在深夜独自前往医院，起码也要拨出一个求救的电话。命运的一切决定权，都在于你。
其他人活得也很辛苦
文/李小丢
前几天看到这样一条新闻：南京一小伙儿骑电动车不慎摔倒，头破血流。急救人员想扶他去医院遭拒，理由居然是“上班迟到了要罚款”……他一边用手指梳理着被血浸透的头发，一边痛苦地说：“求你们放我走吧！”骑车离开时又差点儿摔倒，最后还是被人拉去了医院。
看到这样的新闻，我心里不由得一阵酸涩。这个小伙子是不幸的，可又是幸运的。他迟到的事情已经成了新闻，如果他的上司通情达理，看到新闻之后，应该不会对他罚款了吧？想起我刚刚工作的时候，住在一个交通不便的大坡上，一到下雪天或者下暴雨的时候，别说是公交车，连私家车都很难上来。某次下大雨，我坐的公交车被堵在了半道上，我不得不下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公司，足足迟到了一个小时。当时的上司看到浑身湿透的我，只是很冷淡地说：“为什么不早点儿出发？”然后吩咐人事扣我半天工资，说迟到半个小时就按旷工半天处理，要是再晚点儿就扣我一天工资了。我当时觉得满腹委屈，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去意。
很多人都认为待人严格是一种优点，尤其是在工作中，总觉得规章制度就是天条，触线者必究。可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严格，有时就成为一种严苛。它非但不会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反而会让人觉得你所代表的公司是毫无人情味的榨取员工劳力的机器。然而讽刺的是，在遭受别人误解的同时，我们也常常不加分辨地去误解别人。我们往往凭着事情的表象就轻易地下结论，从来没有深入地去了解：为什么事情会是我看上去的那个样子？
伊能静在微博上说：“你永远都不知道别人身上发生了什么。笑不出来的服务员，是离家很久、没见孩子很久；破口大骂的开车师傅，是家要被强拆；冷漠不扶老人的路人，是曾热心却被敲诈；被车撞还要上班的青年，是真的需要钱。这个世界，你永远都不知道，有些人已经被命运磨去了表情、磨裂了情感、磨光了善良、磨平了自尊。”而我们就在这样冷漠倦怠的表情下，让彼此之间的误解和矛盾一点点加深，使得整个社会大环境充满了戾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