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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上古帝王及贤相名流(19人)(9)

有一种人,他们一生并没有做过什么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只是坚守道德节操,标榜清高孤傲。如果用历史的标准来评判,他们根本不值一提,但如果用道德的标准来评判,他们就成了圣人。所以对于那些流芳百世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能被后人的赞誉所蒙蔽,要认真考察他们的行止,关键是搞清楚他们的真实动机——为国?为民?还是为自己?因为我们不需要道德楷模,而需要行动强人。在这里不妨先亮明观点:伯夷、叔齐就是这种于国于民无用的道德楷模。

伯夷、叔齐是商朝末年孤竹国的两个王子。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长也。夷,谥。叔齐名智,字公达,伯夷之弟。齐亦谥也。”孤竹国是殷商北面的一个小方国,其活动区域大致在今河北省滦河和青龙河一带,以农牧为主。孤竹族原本是商部族的一个旁支,商部族迂回南下中原时,他们逐步与部落联盟分离,形成一个独立的氏族部落,以墨胎为姓氏,并一直以商部族为宗主。了解孤竹国的历史渊源,有助于我们了解伯夷、叔齐的政治立场。

关于伯夷、叔齐的事迹,《史记》有传,转述于此:一是让位避世。相传孤竹国国君在世时立叔齐为王位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欲让位于长兄伯夷,伯夷认为父王的遗命不能更改,于是跑到北海之滨隐居去了。叔齐也不愿意继承王位,随后也跑到北海之滨隐居了。国人见大太子和三太子都跑了,只好推举二太子(中子)为国君。孟子说伯夷、叔齐是为了逃避商纣暴政而“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孟子·万章章句下》。)”;二是“叩马而谏”。殷末之际,周人渐兴,西伯(周文王)仁德,伯夷、叔齐听说周文王“善养老者”,便从北海之滨赶到丰邑。此时周文王已经去世,周武王继位,他正在积极准备东进伐纣,伯夷、叔齐得知后,拦在周武王马前,拉住马的缰辔劝谏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就伦理而言,文王去世,三年服丧未满,武王就大动干戈,以臣讨君,确实是不孝不仁,故而他们“叩马而谏”,表示反对;三是“不食周粟”。武王克殷,取而代之,天下宗周称臣,伯夷、叔齐则不愿意与不孝不仁之徒为伍,他们跑到首阳山隐居起来,采薇而食,作歌为乐,最后饿死在首阳山。

上述三件事情,如果从道德层面来评判,伯夷、叔齐身处乱世,却能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确实称得上道德楷模,所以后人对他们的评价都很高,高得出人意料。孔子说他们是“求仁而得仁”的“古之贤人”。孟子说他们是“圣之清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伯夷者,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孟子·万章章句下》。)”。韩非子说他们“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韩非子·奸劫弑臣》。)”。屈原说“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九章·橘颂》。)”。司马迁作《史记》,把《伯夷列传》放在人物列传的首篇,并以质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方式,说他们是“积仁洁行”的善人。唐代韩愈则专门写了一篇《伯夷颂》……但凡赞誉者,大多是道德判断,不涉政治。

如果从政治层面来评判,伯夷、叔齐的进退出处,是具有明确的功利色彩和政治倾向的。

先说兄弟相让之事。上古时期,部落首领或方国君王的生活条件其实是极其简陋、俭朴的,韩非子形容他们住的房屋是“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吃的食物是“粝栥之食,藜藿之羮”,穿的衣服是“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韩非子·五蠹》。)”,其辛苦程度远远超过那些在大田里劳作的奴隶。孤竹国是一个偏远的小方国,国君能享受到的特权是很有限的,所以不应把伯夷、叔齐避世让位想象得那么高尚、神圣,韩非子一语中的:“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同上。)。”也就是说,当孤竹国国君不仅无利可图,而且还要遭灾受罪。

还有一个情况也应该结合考虑,殷商时期王位继承既可以长幼为序,也可以嫡庶为序。殷商早中期多以长幼为序,如商汤死后,外丙、仲壬按长幼相继为王;殷商后期则多以嫡庶为序,如微子虽长,但商纣为嫡,所以王位由商纣继承。孤竹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南朝皇侃《论语义疏》:“伯夷大而庶,叔齐小而正。父薨,兄弟相让,不复立也。”如果以长幼为序,就应该由伯夷继位,如果以嫡庶为序,则应该由叔齐继位。那么究竟应该由谁来继承王位呢?这里面是隐藏着凶险的,所以伯夷、叔齐不是让位避世,而是让位避险,他们不愿意为了王位而招致杀身之祸。

再说耻食周粟之事。后人多把伯夷、叔齐看作超然物外、淡泊名利、不问世事、抱节守志的清高名流,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这种行为恰恰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政治态度。孤竹国是从商部族分离出来的,并且一直称臣于商,他们把自己看作商人,他们的进退出处也以商王朝的兴衰存亡为准则。周武王兴兵伐纣,他们站在商王朝的政治立场“叩马以谏”,表示反对。周朝建立后,他们谢绝礼聘,不仕于朝,隐居首阳山,耻食周粟,最后饿死山中,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清高孤傲或沽名钓誉,而是要表明他们与周人之间势不两立的政治立场。耻食周粟,是因为周人与他们有灭国之恨,弑君之仇!关于这一点,过去很少有人提及。

伯夷、叔齐让位和避世,是殷商亡国之后的一种无奈的政治选择,他们没有像微子、箕子那样选择接受周朝的分封,也没有像武庚等人那样选择与周朝公开对抗,他们选择的是一条既不利国利民,也不利己利他的避世之路,虽然他们名传千古,至今称颂,但却是百世无用,误导后人!

16.泰伯

《论语·泰伯》:“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在孔子对人物的评价体系中,“至德”应该是最高境界了,因为这是一个普惠天下的政治概念。其次是“仁”,这是道德修养的最高范畴。孔子一向口风甚紧,一般不轻易许人以“仁”。接下来是“忠”、“孝”、“智”、“勇”等等,这些都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某一方面,如能勤加修炼,亦不难实现。至于“直”、“清”、“文”、“佞”之类,则多半是他耍滑头,别人问起,他不得不说,应付而已。在《论语》书中,孔子谈及“至德”只有三次,一次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一次是称颂“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还有一次就是评价泰伯“可谓至德也已矣”。

泰伯,亦作“太伯”,姬姓,商朝末年生活在岐山一带周部族首领古公覃父(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并不是名字,而是氏族内部的排行,泰,位重也,指氏族内部地位显赫;伯,长也。

古公覃父对周部族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为了摆脱散居在黄土高原游牧部族的骚扰,率领部众不断南迁,最终在漆、杜之间的岐山之阳定居下来。《诗经·大雅·緜》中记录了周部族的迁徙历程:“古公覃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周人在“周原”这片沃土定居下来以后,耕地面积大规模增加,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同时他们开始兴建城邑、道路、宫室和祭坛,“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柞棫拔矣,行道兑矣”。经过数年的繁衍生息,周部族已经成为商朝西部的一个强大方国,所以古公覃父后来被追尊为周太王:“后稷之孙,实为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诗经·鲁颂·宓宫》。)。”

古公覃父有三个儿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少子季历,季历的儿子是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据《韩诗外传》、《吴越春秋》等史书记载,姬昌生有圣瑞,古公覃父贤之,他曾有意无意地说过:“我后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泰伯知道古公覃父想立季历为嗣,继而传位于姬昌,于是就托言去吴地采药,和仲雍一起离开岐下,一去不返。古公覃父临终前对季历说:“我去世后,你去请泰伯、仲雍回来,如果他们愿意回来,你就把王位让给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回来,你可以安心继位。”古公覃父死后,季历遵照父亲的遗训,把两位兄长请了回来,并希望他们继承王位,但是部族长老们则希望季历继承王位。泰伯知道古公覃父生前希望季历继位,因此他与仲雍商量,决定让位于季历。当时部族内部首领承袭制度并不完备,既可以按照长幼为序,也可以按照嫡庶为序,还可以论贤愚取舍,没有定制。但是无论做出何种选择,都有可能给人留下口实。为了避免日后部族内部发生纷争,也为了避免日后季历对他们产生猜忌,泰伯和仲雍干脆按照吴地习俗,断发文身,远走他乡。至今想来,这一幕颇为凄凉。他们即将远离故土和亲人,去一个完全陌生的蛮荒之地,不知此生还能不能回来?在古人观念中,归属感是极为重要的,而他们今日别去,今后魂归何处?身葬何处?一切皆茫然!

孔子说泰伯“三以天下让”,关于“三”,后人有多种解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东汉王充《论衡》:“昔泰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大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大王薨,太伯还,王季避主,太伯再让,王季不听。三让,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王充:(《论衡·四讳篇》。)。’”其实“三”是一个概数,一再而已;所谓“天下”,更是几十年后的一个预期,故弄玄虚而已。

商朝末年,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散居在这里的“荆蛮”之人尚未开化,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政治上也与商朝离心离德。泰伯和仲雍来到这里后,定居在梅里(今无锡梅村),并将该地命名为“句吴”,这就是“吴”的由来。他们从中原地区带来了农耕技术和先进文化,带领当地族人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开发了这片蛮荒之地,“从而归之千余室(《史记·吴太伯世家》。)”。相传泰伯为了“穿浍渎而备旱涝”,开凿了伯渎河,河水流经坊前、梅村、荡口,直至漕湖,全长43公里,据说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条人工开凿的河流。

泰伯把中原文明的种子带到吴地,经过数年发展,东吴迅速崛起。春秋时期,吴国一跃成为能与中原诸侯争霸抗衡的强国,因此东吴人把泰伯奉为吴地始祖,尊称他为“吴太伯”。今江苏无锡市东三十里的鸿山还有泰伯墓,享堂门旁的石柱上镌刻着一副对联:“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功同开辟广怀万古江南。”这副对联对泰伯一生功绩做出了精确概括。

周武王克商后,曾派人深入江南之地寻访泰伯。此时泰伯已经去世,无子,其弟仲雍继位,武王遂封其后人为伯,列为诸侯。在周初大封建中,东吴是建封最早的诸侯国,也是姬姓诸侯辈分最高的(祖太伯),因此司马迁作《史记》把《吴太伯世家》列为第一。如果以华夏为正统的观念来看,自泰伯开国之初,东吴就已加入周王朝这个大家庭了。由“荆蛮”到正统,泰伯居功至伟,他与宁愿不食周粟、饿死首阳的伯夷、叔齐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泰伯至寿梦共传十九世,“夷蛮之吴兴”,始称王。

孔子为什么盛赞泰伯“至德”?这与他的历史观有很大关系。孔子一贯坚持以中原华夏族为尊的正统观念,他竭力贬低周边经济与文化形态相对落后的异族,设立“夷夏之防”,声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在这种正统观念的支配下,他错误地将我国古代历史局限在华夏族的范围内,他的“历史”概念仅仅是夏商周三代的嬗递,而周边各族全是野蛮、落后的“蛮白之邦”,既不懂礼义,也不懂忠信,其有君不如无君,更没有什么历史可谈。他对于那些在历史上曾经维护过华夏族正统地位的人物推崇备至。泰伯对于中原华夏文明的贡献不在于“征诛”,而在于“开辟”,他用华夏文明同化了“荆蛮”之邦,使中原文化发扬光大,披泽天下,因此孔子对他的历史功绩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至德”。

17.周文王

《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诗经·大雅》中有《文王之什》,这是一组歌颂周文王功德的诗篇。这些诗篇,有的回顾了周人祖先的兴业历史,如《緜》、《皇矣》等;有的宣扬了周文王“受命于天”的天命观念,如《文王》、《大明》等;有的歌颂了周文王“厥德不回”的高贵品质,如《大明》、《皇矣》等;还有的则夸耀周文王的伟大功绩,如《灵台》、《文王有声》等。显然,周人在政治思想和文化形态上要比商人高明许多,他们不仅牢牢掌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控制了道德和舆论的制高点,而且还善于通过艺术形式来传播自己的政治观点,美化自己的领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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