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关于生态危机的状况和地位、根源、解决的方法和途径等问题上，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有着很大分歧，而且绝大多数人主张用生态学的观点来“补充”马克思主义，把生态学嫁接给马克思主义。如加拿大学者阿格尔承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批判的正确性，但是并不承认经济危机是导致垄断资本主义最后灭亡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当代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已经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不得不让位于生态危机理论。在阿格尔看来，“异化消费”是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劳动的异化才导致了人类对异化消费的依赖，迫使资本主义工业加速生产，以满足虚假的异化消费，从而维护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垄断资本主义在后工业社会的扩大再生产纯粹是为了满足这种病态的异化消费，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无以复加的生态灾难，威胁到整个人类的存在。而根治生态危机就必须建立需求理论，消除“异化消费”；建立“稳态”经济模式，控制生产过度发展，有计划地缩减工业生产，使生产过程分散化和民主化。美国学者奥康纳虽然不轻易地否定马克思的任何理论，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不完整性，并用生态学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重建。
国内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则晚于国外，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对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初步的文本挖掘，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现代意义的一定揭示，以及对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及其思想的介绍和研究。
国内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由于上一世纪的生态问题不像今天这样突出，也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实践所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就生态问题进行专门的系统研究。但是，如果拿他们的著作中所论述的生态思想来对照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形势，可以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无愧为人类生态学产生之前的伟大的生态思想家。”[6]在这一基本共识下，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遗产进行了文本挖掘，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冠以“生态”一词，但是却明确地探讨了生态危机的根本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主要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内容（其中包括环境危机及其解决）和特征等。
早在1988年，周义澄博士在《自然理论与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思考》一书中，就从马克思的原著出发，详尽地展示了马克思在各个主要理论时期对自然观念的多方面阐述，阐明马克思自然概念的主要理论原则，进而从理论科学及社会工业实践方面论证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现代意义。周义澄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类劳动过程进步的预言，关于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的思想以及关于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辩证关系的思想，对于现时代人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7]
解保军博士在他的《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红”与“绿”结合的理论先声》一书中比较系统地考察了在马克思自然观演进过程中的自然观的本质特征，并揭示了其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及其对我国当前的生态建设的指导意义等。他指出：马克思的人的对象性的存在方式与自然的状况、人的“类的存在”的哲学思想与尊重他人、关爱动植物等其他“类”的生存的关系、人与动物作用于大自然的方式与手段的异同点、如何理解“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人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和“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社会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共产主义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统一”等问题很有现代意味，可以说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红”（社会革命）与“绿”（生态革命）相结合的思维理念的理论先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生态学家，尤其是人类生态学家，是社会生态学家。他们不仅很早就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告诫人类要谨慎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充分考虑到目前活动可能对大自然产生的往后、再往后的影响，而且他们率先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反自然、反人性的社会本质的批判。他们一贯认为社会异化是自然异化的真正原因，要克服人与自然的异化，就必须克服社会与人的异化。他们把人的解放、自然的解放看成是社会解放的重要内容，很早就产生了“红”与“绿”相结合的社会理念。[8]
张秀芹博士在她2004年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中也对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作了深刻的挖掘和分析。她在肯定地回答了“马克思有没有生态哲学思想”这一前提性问题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不仅是丰富的、深刻的，而且是系统的、全面的，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主要蕴含在马克思对自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环境危机的看法中，并由此指明了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具有开放性，它不仅能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生长点，还对出现在马克思之后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方向，表现出跨时代的生命力。”[9]
广州市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环境》一书，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态环境的论述按照人与自然、自然·人·社会、环境问题、正确认识自然界、物质变换和能量变换、科技·环境·生产力、人和动物等七个方面进行了节选，为我们深入开展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研究做了有益的基础性工作。臧立在该书的前言中也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综合起来进行了梳理，他把马克思恩格斯环境思想归纳和概括为：敲响环境问题的警钟；人在自然界具有双重地位；坚持主体性原则；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等等。[10]
学者佘正荣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人和自然关系的生态哲学观点。他们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看做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的整体，对这一整体的把握，构成他们生态哲学的主要内容。第二，人和自然关系的科学观点。马克思使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借助于对人类占有自然的劳动资料及其社会形式的分析，阐明了自然的历史变化与人类生产方式变革之间的本质联系，通过对劳动、分工、阶级分化、制度变革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揭示了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形式，达到了对人和自然物质变换的历史过程的具体把握。第三，物质生产的合理化和物质变换的新形式的设想。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对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不仅看到了城乡之间的对立，而且觉察到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的工业和农业给人和自然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认识到了这种开发自然的物质技术和生产工艺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反自然的本性，并提出在技术和工艺方面要克服人和自然之间的对抗，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方面要克服城乡之间的对立，在社会关系方面，要促进全人类的解放和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四，关于物质变换的自然进化后果及其社会历史制约性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既应该考虑到自然本身的进化后果，也要重视其社会历史制约性。[11]
另外，很多学术论文也在这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这些论文大都从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入手来阐发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即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作为人的外部环境被视为“自然生产力”，人是通过劳动把自身与自然联结起来的，也正是这种人的能动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过分发挥导致了环境危机。所以，人的能动性不能对自然对象任意发挥，人不能过分地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的胜利。人应该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自然界的人的本质与人的自然的本质之间的辩证统一”和“自然的人道主义与人的自然主义的辩证统一”[12]。
不同的学者在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时候所持的具体视角和观点还是有区别的。学者多有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挖掘，其中关注点多集中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主要揭示了马克思以人的类本质——劳动，即对象性活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统一。这是以异化劳动以及对这种异化的扬弃为线索展开的。劳动的异化“一方面导致了‘人从人那里的异化’，最终引发人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导致了‘从人那里把自然界异化出去’，最终使得‘违反自然的满目疮痍日益败坏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用当代的术语来表述这正是自然界的生态危机”。“他提出了作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的‘现实的行动’不仅将使人、也将使自然界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复归的人与复活的自然界之间必将建立起互相创立、互相生成、互为对象的交往关系。”[13]学者也有关注恩格斯的生态思想的研究，其主要内容也是在与马克思的生态观的基本路线上展开的。但对于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深入挖掘，以及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合并考察，寻找二人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则还不多见。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的理论需要来说，还只是处在粗浅的阶段上，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有待于继续加深和拓展。虽然对于来自各个方面的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批判的辩护日趋理性，但是仍然没有充分挖掘出散见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生态思想。目前被给予关注较多的还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关注则明显不足，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生态观，虽然也较多被关注，但大都是在著述或著文中涉及，专门的深入的研究还不多见。马克思思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学批判这条绿色线索过多地被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条红色线索掩盖了，没有被充分地揭示出来。实际上，《资本论》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生态学批判，最早敲响了环境危机的警钟，阐发了自然生产力思想，充分肯定了自然的价值和效用，并且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主张合理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再比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作，都阐述了人在自然界中的生态地位、自然界对人的报复、人的两次提升以及人与自然辩证发展的和谐图景。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品如《博士论文》、《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马克思晚年人类笔记等著作中的生态思想就更有待于进一步地精心采摘了。
二、关于苏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研究
关于苏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研究，国内学界以前很少有人问津，虽然有学者在相关研究（如贾泽林等的《苏联哲学问题》、佘正荣《生态智慧论》以及对苏联学者弗罗洛夫《人的前景》中文版的介绍和评价）的过程中有所提及，但是研究都还不是很深入。其实在苏俄，马克思恩格斯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不仅被普林汉诺夫、布哈林、列宁所继承和发展，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生态环境成为全球问题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在苏联学者中间得到了重视和强调，并在此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挥。对于苏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开展研究，国外可以借鉴的资料也不很多，笔者能够占有的资料只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如美国学者福斯特曾对布哈林等的生态思想给予的关注性介绍。
三、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研究
在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走过了30个春秋。近十年来，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是如火如荼，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道景观，涌现出了一大批成果，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