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算术书和古代作品之外，近代的知名学者如笛卡儿、孟丹、莱布尼兹、洛克、开普敦、牛顿等人的著作，他无不喜欢。对于政治、哲学、数学、历史、地理、天文、物理、生理等科学的新成就，他都有所涉猎，他还研究算术、几何、植物学、解剖学，练习绘画。但这时，卢梭还没有真正进入完全献身于知识的阶段。他仍是东奔西走，碰到什么就读什么，不知道一定要干什么，不断从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他什么都学，哲学，几何学、代数、拉丁文等，也读历史、地理、编年学、天文学，还有一些消遣读物。他喜欢化学，曾试制密写墨水，结果，蒸馏器爆炸，炸伤了他的脸，并且眼睛失明了两个星期。后来他又转而学习几何学和代数学，以训练自己的记忆力和掌握要领之间的联系。他还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拉丁文，终于达到了能够轻松地阅读一些拉丁文著作的水平。他读书成癖，无论到鸽棚、菜园、果园或葡萄园，总是随身带着书，干活的时候，几乎像傻子似的，嘴里不断在嘟哝和默诵些什么东西。随着学习的深入，卢梭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知识的欠缺和时间的紧迫，因为自己快满25岁了，却还所知不多，所以要抓紧时间学习。
卢梭虽然胜任土地登记员的工作，不过，自己却对这项工作缺乏热情，于是，在1734年，卢梭又辞去了土地登记员的工作。很快，他开始招揽一些女学生教她们学音乐。在卢梭看来，教音乐挣的钱比当秘书挣的钱要多。而且，更重要的是，两种工作的环境差别很大，音乐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他说，“我从童年时代起就爱上了这种艺术，而且我一生中唯一始终喜爱的艺术就是音乐”[13]。所以，他并不后悔辞去工作。不过，卢梭教音乐的时间并不长。由于读了一些医学方面的书籍，他总是感觉自己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于是，经人介绍到外地去求医。但当他回到尚贝里时却发现，华伦夫人已经移情别恋，他只好黯然离开。
1740年4月，他来到里昂，在贵族官员马布里家担任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这时，他自认为差不多已经有了做一个家庭教师所必须具备的知识，也有作教师的才能。因为几年前，他还曾经想当一个青年贵族的老师。可惜的是，他第一次做家庭教师的经历并不成功。他教的两个孩子，大的八九岁，名叫圣马利，相貌很清秀，相当聪明，相当活泼，但也浮躁，贪玩，十分调皮；小的叫孔狄亚克，外表像个傻瓜，干什么都粗枝大叶，像驴一般固执，什么也学不会，而卢梭的脾气又比较暴躁，对他们缺乏耐心，所以，他自己说：“只要一切都顺利，只要我的操心和劳动能够发生效果，我就诲人不倦地教下去，真像个可爱的天使。但事情一不如意，我就变成了一个恶魔。当学生们听不懂我的意思的时候，我就气得发狂；如果他们表现得不听话，我就恨不得把他们杀死，当然，这绝不是使他们成为有学问有道德的人的好方法。”[14]在这种情况下，“我既不能平心静气，又无耐心，结果不但没有作出一点成绩，我的学生反而变得越来越坏了”[15]。卢梭反省说：“我并不是不勤快，但我缺少冷静的态度，特别是不够明智。我对他们只知道用三种对孩子不但无益往往有害的方法，那就是：感动、讲理和发脾气。有时我劝圣马利劝得连我自己都感动得流下泪来，我想感动他，就好像孩子的心灵真能感动似的。有时我费尽精力同他讲道理，好像他真能听懂我那套理论似的，而且由于他有时也向我提出一些十分微妙的论据，我就真拿他当做一个明理的孩子，以为他非常善于推理。至于小孔狄亚克，那就更让我为难了。他什么也听不懂，问他什么也不回答，讲什么他也不动心，任何时候都是那么顽固，而当我被他气得发火的时候，倒是他在我身上取得了最大的胜利；这时候贤明的老师是他，我却变成了小孩子。我所有的这些缺点，我都看得很清楚，心里也很明白。我研究了学生的思想，而且研究得非常透彻，我相信我一次也没有受到他们的诡计的欺骗。但是，只知道缺点所在，而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补救，又有什么用呢？尽管我对这一切都看得很透彻，可是我完全不能防止，所以还是收不到任何效果，而且我所做的恰恰都是不应该做的。”[16]这次教师经历的失败，也成为后来人们嘲讽卢梭的一个理由，认为《爱弥儿》只不过是一个幻想家的想象罢了。事实上，这里面牵涉到教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卢梭这一番无奈的话，一方面，让我们感觉到了教师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看到了优秀教师必须具备的一些素质；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卢梭理论家的局限，更深刻地体会到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距离。理论和实践虽然存在着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但是要想真正把教育思想和理论落到实处，还必须有一些转化的技巧和条件，而教师在这个环节当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教育理论的作用，只有靠教师结合具体的教育情境加以创造性地运用才能发挥出来。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教育理论就是无用的，教育理论家都是空想者。因为，具体的教育教学方法策略只能针对具体的教育对象，一个优秀的教师能够影响到他所教的学生，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他的影响也很有限；而好的理论则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适应性，它可以通过影响千万个老师去影响更多的学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把卢梭看做是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
从青年卢梭的成长历程来看，青少年学生早期的志向存在着很多的可能性。对于孩子的培养，第一，一定要照顾到孩子自己的兴趣，而孩子的兴趣本身也是在不断变化，是会发生转移的，家长和教师切忌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华伦夫人希望卢梭成为神学家，发现卢梭的兴趣在音乐以后，又想把他培养成音乐家，最后，在学习失败后，还是努力帮卢梭找了一个土地书记员的工作。但是，当卢梭最后重新激发起对音乐的兴趣，并为了音乐而放弃了这份看起来不错的工作时，华伦夫人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还是尊重了卢梭的决定，这是很难得的。第二，对孩子一定要有信心，不能打击。华伦夫人正是坚信卢梭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所以，在神学院院长把卢梭送回去以后，仍然没有责备他，而是按照他自己意愿，观察他的兴趣所在，极力帮助他提供各种有利的条件，去促进他的发展。从这一点来说，如果没有华伦夫人，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卢梭。卢梭在《忏悔录》中谈到这一段时说，“正是在这一段宝贵的期间。我那杂乱而无系统的教育，开始有了稳定的基础，我的性格才逐渐定型，使我在日后所遇到的种种风暴中，始终保持我的本色”[17]。
三、巴黎成名
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卢梭觉得最困难的就是音符和乐谱，因此，他不断地钻研，发明了一种新的记谱方法，用数字代替音符来记录乐谱，他认为自己的乐谱非常好，确信它可以给自己带来很大的财富和声望，于是，1742年7月，卢梭带着他的新乐谱方案到巴黎去了。这时他已经30岁了。他的整个青年时代虽然动荡不安，却也充满甘甜，而从现在起，他就要进入另一种生活了。
他的乐谱方案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给他带来财富和声望，处于困境的卢梭，经人指点，开始拜访当时巴黎一些有影响力的贵夫人。后又经布洛伊夫人的介绍，成为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在威尼斯期间，通过对威尼斯政府的观察，卢梭发现被人们夸耀的这个政府存在着很多问题，产生了写作一部论政治制度的书的念头，只不过他并没有最终完成它，而只是提出了他的主要观点，这就是后来出版的《社会契约论》。
在威尼斯大使馆的工作卢梭做得很出色，但因为和大使本人发生了一些冲突，卢梭不得不离开了大使馆，重新返回巴黎。
1745年，在一家旅馆里，卢梭认识了旅馆的女仆戴莱丝·勒瓦瑟，这个人后来成了他的终身伴侣。就在他的生活拮据、度日艰难之际，戴莱丝有了身孕，卢梭觉得他们俩还没有正式结婚，生活又不稳定，很难给孩子一个幸福的未来，因此，就按照巴黎流行的做法，在孩子一出生就把他送到了育婴堂，后来的几个孩子也先后都是这样处理的，这件事情，后来成为人们猛烈攻击卢梭的一个原因。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写出《爱弥儿》那样充满对儿童的热爱的著作的人，竟然会抛弃自己的孩子，因此，称他是一个伪君子，卢梭对此的辩解是：“把孩子送给国家教育，将来让他们成为工人、农民而不是变成冒险家和财富追求者，这是做了一个公民和慈父应该做的事，是出于善良愿望的一种做法[18]。”尽管如此，这也成为他心里一个永远的伤痛，直到晚年他还为此而忏悔。
同年，卢梭把他在马布里家做家庭教师的经历写了一份备忘录《关于德·马布里先生的公子的教育问题的备忘录》。他认为，一个老师不仅应当为学生所敬爱，还应当为学生所畏惧。因此，他要求给他必要的权威，他不赞成体罚，因为他憎恨一切粗暴的行为；他主张采取一套巧妙的奖励办法。至于教学问题，他认为应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心灵、判断能力和思想上。他提出心灵的培养应先于知识的获得，并且反对专门设置讲授道德的课程，主张在和学生散步聊天的时候适时讲一些简单明了的道德原理，保护学生真正正直的心，以便让他将来通过理智的思考而更加巩固他心地的端正。他还认为，培养孩子的判断能力的关键，就在于选好让他接触社会的时机。在教学内容方面，他认为应该有所侧重，多学数学和博物学，而不讲修辞学，也不传授经院哲学，他还强调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注意学生身体的锻炼。在他看来，这样的安排，可以把学生培养成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彬彬有礼的骑士，一个勇敢的军官，一个好公民。这个计划虽然还比较粗糙，但和当时流行的教育观念相比，已经有了一些新的因素，并且成为《爱弥儿》中卢梭论述教育问题的一个基础。
这个计划得到了杜宾夫人的赏识，于是在家庭教师因事离去的一周里，杜宾夫人就委托卢梭来照顾她的儿子杜宾·舍农索，但这个13岁的男孩儿非常淘气，使他吃了不少苦头，再次证实了他作为教师的不称职。1749年5月，舍农索已经19岁了，杜宾夫人仍然请卢梭来教育他。因为几年前吃过苦头，他想推辞，恰好，舍农索几个月后结婚了，于是卢梭提出专门教新婚的舍农索夫人，教她学习算术；不过，随着这个女孩子很快不幸地被舍农索遗弃，卢梭的家庭教师生涯再次中断。但从这时起，他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就再也没有停止。在《爱弥儿》一书中，卢梭明确地谈到了他写作的缘起，“是为了使一位善于思考的贤良的母亲看了高兴而写的”[19]。他还说：“虽然这问题本身不那么合我的口味，可是友谊的权威使我对这个问题比对所有其他问题都更关心。所以，在我方才说到的所有题目之中，这是我唯一取得成果的一个。”[20]因此，他在《爱弥儿》出版的序中说这本书思考了20年是也有一定根据的。不过，他显然没有想到，《爱弥儿》带给他的不是声望，而是逃亡。
不过，这一时期，被华伦夫人抛弃后的卢梭不仅在情感上变得非常孤单，生活的重压也使得他急于摆脱当时那种卑微的从属于人的地位。为此，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研究学问：“为了不再自己折磨自己，我闭门读书[21]。”
在这段时间里，卢梭先后结识了启蒙思想家的先锋人物伏尔泰（Fran ois—Marie Arouet，1694—1778）、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等人。他们以编辑百科全书为手段，掀起了传播新知识、宣传新思想、揭露社会黑暗的启蒙运动。卢梭也积极参与其中，这对他进入文坛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后期因为卢梭与启蒙思想家们观念不合，又加上其性情乖僻，使得他最终与他们分道扬镳，而他与伏尔泰的冲突也成为思想史上的一段公案。
卢梭与伏尔泰
在卢梭交往的人中，伏尔泰更多地被看做是他的论敌而不是朋友。他们生前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这种紧张，既是由于双方社会地位的差异，更是出于双方哲学思想上的分歧。伏尔泰出生在巴黎的一个上流社会家庭，而卢梭只是日内瓦一个手工业者的后代，社会地位、人生经历的差异，也影响到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等哲学问题的思考。伏尔泰推崇理性、对人类的进步深信不疑，而卢梭则对所谓的进步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当卢梭把自己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送给伏尔泰时，却受到了后者的辛辣嘲讽，认为它是一部反人类的著作，是想让人重新回到爬行时代。作为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伏尔泰否认上帝的存在，而卢梭则多次宣称，自己是信奉上帝的。这些分歧导致两人的关系越走越远。但是，卢梭和伏尔泰之间又有着太多的牵绊。他们同为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同被尊为法国人民的精神领袖，同于1778年去世，死后也先后被葬进巴黎的先贤祠，并且是被作为邻居，安置在先贤祠最显著的地方。所以，在法国，卢梭和伏尔泰的名字又总是被同时提起。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爱唱歌的伽弗洛什在街垒战中就是唱着编排他们俩的歌谣牺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