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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鸣谢

本书各文倘侥幸偶有所得,都建立在继承、借鉴和发展既存研究的基础之上。由于现行图书发行方式使穷尽已刊研究成果成为一件非常困难之事,对相关题目的既存论著,个人虽已尽力搜求,难保不无阙漏。另外,因论著多而参阅时间不一,有时看了别人的文章著作,实受影响而自以为是己出者,恐亦难免。故凡属观点相近相同,而别处有论著先提及者,其“专利”自属发表在前者,均请视为个人学术规范不严,利用他人成果而未及注明,请读者和同人见谅。

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对篇幅的考虑),本书所收个别文章曾为编辑所删削,此次已改回原状,俾文气稍顺。其余各文除改正错别字外,均依其发表时状态,非谓已完善,盖存之以志修业问学之轨迹也。因各文多相互关联而有的文章先写而后发,有些后刊发的文章所讨论的主题必须稍顾及前面的史事,文字不免有重复。本次收入时对重复较多处已适当删削,少数语句段落与该文章之理路关联紧密,改则只能重写,故亦仍其旧,敬乞见谅。本书注释的体例因原发表刊物的规定不同,颇不一致,这次已调整划一。至于文章中提到在世或不在世的人物是否尊称先生,也因各刊物规矩不同而不一致,难以全部调整,多依其旧,谨此说明(我个人的倾向是至少对在世人物不书全名时仍称先生)。

过去史家写书著文,完稿后总要放些时候,以就正于同人朋友,或期立说者自身修业问学更有进境,然后修改定稿,庶几可以减少立说的偏颇。但对今日急功近利的学术氛围而言,这种做法几乎已成一种“奢侈”。各级学术机构每年都要求报告“成果”,且表格中更多有“社会效益”一栏;对后者实在是力所不能及(史学本非能够产生出当下“社会效益”的学科),不得已只有如陈寅恪所说的“随顺世缘”,在前一方面对所供职的机构略作报效。

学者个人当然并不能因为有此急功近利的学术氛围就可以取法乎下,但这种氛围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催逼研究者多下苦功。本书所收的论文,虽然思考和收集资料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却几乎都是赶着写赶着发的。不成熟之处,还要请读者诸君见谅,更请多予指教。现在这样多学术期刊,也是几十年前没有的新条件,刊发出来恰能以文会友,就正于众多原不相识的同人。本书中有些文章刊发在海外,一些关心同样课题的大陆同人或许较难看到,自无法批评。故此冒昧收集起来印在这里,乞教正于同道,期纠谬于将来,斯诚我所望也。

本书得以出版与编者王建辉兄十几年的敦促是分不开的。我与建辉兄在1985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相识(此前彼此已读过对方的文章),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大学助教,建辉兄即邀我与另一位年相若的朋友魏楚雄主编一本有关中美关系史的论文集。后来我与楚雄兄相继负笈海外,这一文集的编辑工作便长期在通信中维持,而终于淡化。但建辉兄总是隔一段时间就表示愿为我出一本书,这对我当然是一种勉励,也逐渐成为一种压力,使我治学不敢松懈。我们就书的题材和内容讨论过无数次,本书就是这十几年讨论的结果,大约也是佛家所说的缘分吧。十几年而治学寸进不过如此,不免有负建辉兄长期的厚望,个人甚感愧疚。

我愿借此说明编集这本文集的另一缘起:1995年我先后在学术会议上结识了桑兵和茅海建两兄,他们均是中国近代史界的少壮俊才,也是近日已不多见的专意于学术的学人,颇有相见恨晚之感。一次偶然的机会,海建兄得知深圳的海天出版社正推出一套不定期丛书,所出包括论文集(国内出版社最不“与国际接轨”的大概就是只愿出“专著”而不肯出论文集),即向丛书主编袁伟时先生(中山大学教授)推荐。袁先生本素不相识,乃就近向桑兵兄咨询,在听了二位敝友的建言并读了几篇拙文后,即决定将拙集纳入丛书之中。后该丛书因种种原因未能继续,袁先生又将文稿推荐给另一出版社。虽然结果是全套文稿一去不返,我对袁先生弘扬学术的热心和奖掖后进的厚意,至今感佩不已!

尽管本书所收各文尚不成熟,恐怕会有辱师教,但我仍愿意在此衷心感谢成都地质学院子弟小学、成都五中、四川大学、新墨西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各位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以及这些年来我所私淑的各位老师(这里不便提及他们的姓名,因为他们中有的曾在我所供职的学校担任公仆、有的是国内某些学科的开创人和带头人,有的是世界大师级学者,写下他们的姓名或不免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他们在我修业问学的各个阶段中都曾给我以热诚的关怀和第一流的教诲,在我毕业之后继续为我师表,诲我不倦(其中指导我大学毕业论文的李世平师竟于三年前归道山,但在撒手仙去前一月仍教我以治学之道),这或许是我比一些同辈学人更为幸运之处吧!本书各文若幸有所获,悉来自各师的教导。当然,所有谬误之处,皆由我个人负责。

我比一些同辈学人较为幸运的,或者还因为学术交游稍广。本书各文在研究期间曾蒙海内外许多认识或未谋面的师友或赠送大作、或热心代为购置搜求资料书籍,或指点迷津,他们的厚意始终铭刻在我心中。关于史学的方方面面,多年来曾在不同场合与众多朋友和同道多次讨论,受益匪浅,本书中有些观点看法,应即是论学的结果,这是特别要向诸位师友致谢的。台北《汉学研究》和新竹《清华学报》惠允收入曾刊行在该两刊的拙文,本书中有些文章的题目更是在与一些刊物(特别是《历史研究》)的编辑讨论中确定的,在此也要对他们深表谢意!

我这几年能够比较专一地修业问学,有较多时间从事研究,与我所供职的四川大学历史系各位领导的支持和优容有直接的关系。个人生性直鲁,且因少小失学,修养极差,平日对领导时有不敬。虽非有意为之,仍愿借此向他们致歉。今日大陆任何一个系领导最重的责任大约就是所谓“创收”,敝系领导也难脱此重责。但他们在耽误了大量自身专业研究时间的同时,却能尽量为愿意投身研究的部属提供尽可能多的时间和其他方便,身受其益的我对此非常感佩!

中国传统主张“父母在,不远游”,可是我自十六岁以来,就或被动或主动离家远出,其间虽有约十年居住在同一城市,也只是在周末返家请安而已;二三十年来每次随侍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最长也不过数月(就是在这些时候,其实至今也还是收受父母的关怀,并未真正做到侍奉二字)。这大概是今日推促“竞争”的西化世风使然,父母也一直理解支持,但对个人来说,实是最大的遗憾。

同时,由于十年内乱期间失学十余年,与我同龄者多争分夺秒,希望能“挽回”一些逝去的年华。这些年来,内子一直包办家务(朋辈每说我除薪水外多享受民国读书人的“待遇”,故对民国士人心态多一层“了解的同情”。这虽然是开玩笑,却也说明内子对家事的贡献之大),这当然也就意味着她放缓一些自己业务上的长进。我心里非常明白,多年来能够专心问学,家人都有所付出,就连小儿也让出一些本应和父亲一起玩耍的时间。这里的种种甘苦,的确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

1998年4月28日于四川大学桃林村

注释

[1]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1页,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87。

[2]这个术语借用自E.A.Kracke,Jr.“Song Society:Change within Tradition,”Far Eastern Quarterly,14:4(Aug.1955),pp.479—488.

[3]罗荣渠:《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2期,78页。

[4]胡适:《非留学篇》,原刊1914年的《留美学生季报》第3期,收入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352~371页,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5。

[5]即使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然也确实结合了一些中国文化因素,但以孙本人常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来概括其主义,即可见其渊源之一斑。

[6]钱穆:《中国思想史》,175页,香港,新亚书院,1962。

[7]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96~9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庄士敦致莫理循,1913年10月9日,见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尼·莫理循书信集》,下册,235~236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8]《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6年11月26日,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89—1990。

[9]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载《二十一世纪》(香港),第6期(1991年8月),23页。

[10]为不致误解吴宓意思,兹录其原话如下:“世之誉宓毁宓者,恒指宓为儒教孔子之徒,以维持中国旧礼教为职志。不知宓所资感发及奋斗之力量,实来自西方。质言之,宓爱读《柏拉图语录》及《新约·圣经》。宓看明(一)希腊哲学(二)基督教为西洋文化之二大源泉,及西洋一切理想事业之原动力。而宓亲受教于白璧德师及穆尔先生,亦可云宓曾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宓持此所得之区区以归,故更能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见吴宓:《吴宓诗及其诗话·空轩诗话·二十一》,250~251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11]参见葛佳渊、罗厚立:《谁的人文精神?》,载《读书》1994年8月。

[1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3]参见Philip 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14]参见罗志田:《夷夏之辨与道治之分》,载《学人》,第11辑(1997年6月),75~106页。

[15]蒋梦麟:《西潮》,3页,台北,“中华”日报社,1961,四版。

[16]参见柯文(Paul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

[17]参见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与何伟亚(James L.Hevia)等人的相关近作。

[18]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47页。

[19]原序以下还有一些说明,所涉及的文章已删出本书,故亦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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