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前，我考上了大学，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改学中国哲学。35岁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导师是钟肇鹏先生。38岁毕业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与教学。从此确立了自己的职业与事业，也算是“三十而立”吧。
我先从《论衡》入手，用学马克思主义时学到的方法，研究王充哲学。我同意学术界的观点，认为王充是唯物主义哲学家，不同的是学术界普遍认为王充是气（或元气）一元论者。我认为气和元气都是天地派生的，而天地又是无始无终的，应归结为“天地本原论”。对王充的天论，我结合汉代天文学作了一些研究。在陈遵妫先生的指导下，我研究了一些中国天文学史的问题。以后出版《天地奥秘的探索历程》和《中国古人论天》，都与此有关。
由于与王充的关联，我开始研究董仲舒哲学，受到美国王安研究院的资助，集中精力研究，发现董仲舒讲天人感应，不是讲神学目的论，而是借天讲政治，是政治哲学。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认为庄子的道就是艺术精神。因此，庄子哲学就可以认为是艺术哲学。同时，我将王充哲学定为求真的科学哲学。于是，董仲舒哲学就是求善的政治哲学。我用此三分法取代原有的两个对子：唯物论与唯心论，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班固《汉书》中称董仲舒为群儒首，为儒者宗，是汉代儒家的代表，他上承孔子，下启朱熹，是中国历史上三大儒家之一。
我从董仲舒哲学研究转入儒学研究，特别重视儒学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的研究，出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国儒学》，并参加国际儒学联合会工作，任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华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儒学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园中突出的一枝。特别是董仲舒和先秦诸子百家，重新建构汉代新儒学，于是有“始推阴阳，为儒者宗”的说法。朱熹则融会儒、释、道，建构宋代新儒学——理学。由此可见，一时代的思想大家，必定是已有思想的集大成者。
中国追求真、善、美的智慧，《四库全书》中的经、史、子、集，都包括在国学之内。国学最突出的是政治智慧。这种智慧是哲学家、政治家和史学家合作的结晶。政治哲学以社会历史为试验室，政治兴衰成败的前因后果都保存在历史中，中国有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是世界罕见的文化瑰宝。中国的重史传统与政治智慧是合二为一的，就在国学当中。中国哲学、中国儒学和中国国学犹如大海，其中有无数珍宝，我这里只是一勺海水而已。从这一勺也许可以品味到一点中华文化的特殊性，或者能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产生微薄的正能量。
我年过七旬，思考哲学问题已经半个世纪。我的体会，实事求是，是哲学的生命线。求是，就是追求真、善、美。从世界历史的宏观角度，考查理论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目的在于求是。如果有别的目的，就像医生看病那样，本来坚持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才是白衣天使的圣洁使命，如果为了谋取不义之财，将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当作敲诈的工具，那就失去圣洁，成为无耻之徒。方法是精神决定的，精神扭曲了，方法也就会出偏差。作为医生，不以治病疗效看水平，而以发表论文为标准，就会出现虚假数据和抄袭现象，有悖于职业道德。我的恩师钟肇鹏先生以“求是”名斋，所出版论文集，题为《求是斋丛稿》。中国传统的“是”包含真、善、美，方指正确的方向和方法。我于七十岁生日写下治学感言：
财金双刃剑，名位一缕光。
求是终无悔，读书始有方。
周桂钿
2013年4月于三枣红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