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的永恒话题。在高等教育规模小、受众人数少、在经济社会的整体结构中的地位比较有限、对市民社会影响不大的情况下，质量问题似乎不太突出。因为能够接受教育的毕竟是少数，而这少部分人又是经过大浪淘沙、千挑万选出来的，高等教育的精英性质掩盖了质量问题。当知识经济兴起，高等教育大众化到来，传统上高等教育所承载的集政治、文化、科技于一体的精英属性被稀释，世俗生存和生活的经济性和工具性价值现形，甚至被放大，尤其是在民办教育加盟下，高等教育迅猛扩张，当高等教育就读机会像“菜篮子”“自来水”和“天然气”一般不可或缺且容易购得，乃至成为民生的重要构成的时候，人民的满意不满意就与基础阶段有所不同。面对毕业后收益对投入的简单运算，满意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如果说基础阶段民间对教育的评价还是一种近视的、直接的、简单的、可测量的学业成绩和升入下一级教育的资质，那么，在高等教育阶段，老百姓开始从对过程的关注中解放出来，质量问题交由抽象的公众，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去议论，个人对教育的注意力暂时休息或者关闭，直到毕业的新重要关头开关才再度打开。就业是大学生个人的事，但是在毕业的时候家长们义不容辞地披挂上阵，发动新一轮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运作。在升学率获得“指标化”地位的情势下，高等教育机构也在自我觉悟后或外力驱动下，将广开“产品销路”、提高就业率纳入责任范围。当往年的大学毕业生尚未完全就业，新一批已经加入了竞争行列，就业率就像是股市一样低迷，选择什么样的高等教育自然成为家长们新的席上和茶余的谈资。与此同时，国际高等教育在金融危机的重创下，一些昔日执守“象牙塔”精神、展现“仙风道骨”魅力、不肯沾染世俗尘埃的世界名校，现在也不得不回到人间，为了生存，将国际留学生作为“现钞母牛”，其注意力投向国外的富人或中产阶级。至于一些本来就没有多少国际学术资本的教育机构，更是抓住后发国家的“留学妄想症”和“看西洋镜”心理，向国外居民的腰包伸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波又一波适龄学生放弃祖国的教育系统远渡重洋求学寻梦，带走了举家多年的积蓄，留下了对国家教育自信的反讽。老百姓如何选择不是高等教育界应该回答的问题，高等教育应该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影响老百姓的选择”，“我们怎样才能不辜负老百姓的选择”。换句话说，高等教育要反躬自问，如何才能做到“让四方来贺”，而不是为别人“作嫁衣裳”？显而易见，这涉及自身的质量问题。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有许多观察角度。任何评价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客观白描，而是特定角度下的特定价值观体现。高等教育体积庞大，系统复杂，不可能从实体上穷尽质量问题。现场的真实的质量状态需要走实证和田野的路线才可获悉。但是，如果没有在思想层面的“先见”扫描和梳理，就会将质量的“常识”当作知识。依靠停留在与现实同一层面的认识而指望获得质量的升级，无异于提着自己的头发上天。“我思故我在”。作为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观察者和实践者，我们无法把握现实完满的实在，但是可以把握我们的“思想”。从“思”的层面切入质量问题，对“书斋研究”而言，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一种看法。其中，人们、高等教育、质量是三个关键词。以往的讨论对高等教育和质量这两个关键词关注较多，但是，对“人们”或有所忽略，或重视不够。事实上，从认识上讲，站在不同的层面和角度看到的问题的性质和程度是不同的。从实践或行动上看，在高等教育这个大系统中，不同的角色、职务和行为对这个系统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异。所以，无论是从学理上界定高等教育质量观，还是从实践上检讨质量观，都需要将人的因素考虑在内。从而，“谁的”“什么高等教育”的“什么质量”的观念，如果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或同义语反复，就是对高等教育质量观的界定。这就需要对观念主体的梳理和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