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人文哲学观念的产生
公元前5世纪中叶，正值雅典民主政治的高峰期，由于平民地位的提高和个人主义的成长，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产生了反对旧思想方法的运动。这场运动也被称为“智力革命”。此时的哲学家放弃了对物质世界的穷理析微，转而关心与人类自身更密切相关的问题，被称为智者学派。代表人物有普罗泰戈拉、高吉亚、安提丰等人。普罗泰戈拉的思想倾向于怀疑现实，否定宗教并把人的地位置于中心位置。他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其至理名言是“人是万物的尺度”。高吉亚认为，一切事物皆虚无，亦不可知，即便可知也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这是古代的一种不可知论。智者运动的出现，标志着希腊人的思想已从对神秘浩渺的宇宙探索转向喧嚣的人类社会。正如西塞罗所说：“他们把哲学从天国带到了人寰。”虽然他们在某些观点上误入了歧途，但客观上开了古希腊人文哲学的先河。继他们之后，人与社会的问题便真正成为哲学首要关心的问题，出现了著名的三大人文哲学家，即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是古希腊人文哲学的真正开创者。他认为，哲学的目的，既不像早期自然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对自然的认识，也不像“诡辩学派”所做的那样，是对人与社会等抽象概念的探讨，而在于“认识自己”。在知识论方面，他认为“美德即知识”，知识的对象就是“善”，而“善”就是“自知”和“自律”。因此，苏格拉底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强调哲学应从“自我认识”开始的人，也是第一个强调知识与行为有联系的人。换句话来说，他是后来作为西方哲学核心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奠基人。此外，在方法上，他善于在辩论中揭露对方的矛盾，通过提问把辩论引到他所要达到的结果。这种方法被称为“苏格拉底反诘法”，是后世“哲学辩证法”的前身。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8）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建立唯心论体系的哲学家。他汲取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及爱利亚学派的哲学思想，最后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柏拉图在公元前387年回到雅典，并开办了著名的“阿卡得摩斯”（Academy）学园，从事讲学和著述。这个学园后来影响很大，几乎存在了一千多年。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论”。柏拉图认为，在个别事物和人类之外存在着一个作为万物本原的实体，即永恒不变的“理念”。“理念”是个别事物的“范型”，而个别事物则是“理念”的“影子”或者“摹本”。因此，在认识论上，他认为人的感觉虽是一切知识的来源，但感觉是以个别事物为对象的，所以不可能是真实的知识来源。真实的知识只能来源于“理念”，而要获得“理念”，必须通过辩证思维“从理念出发，通过理念，达到理念”，逐步上升为绝对理念，也就是“善的理念”，这是宇宙最高的和最终的目的，也是一切知识和真理以至于一切存在的本源。在柏拉图看来，人的灵魂是不死的，在进入肉体之前和理念住在一起的灵魂，本来是能够认识的，可当灵魂进入肉体之后因受到肉体的蒙蔽而暂时地愚钝了。因此，认识并不是获得新知识，而只是“回忆”忘掉的旧知识，似乎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了的；认识真理的过程也就是闭目塞听的灵魂“回忆”的过程。柏拉图将其唯心论哲学应用到社会政治方面，提出了著名的“理想国”学说。由于柏拉图的“理念”与一神教的“上帝”观念颇为相近，再加上他晚期极力宣扬灵魂不朽的观点，所以他的哲学对后来的基督教神学理论影响很大。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登上了希腊的历史舞台。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写了大量著作，涉及哲学、逻辑学、政治学、伦理学、诗学、修辞学以及动物学等门类。据说亚里士多德喜好在林荫道上漫步讲学，所以他和他的弟子便有了“逍遥学派”之称。与其恩师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更注重具体和实际的东西，在诸多方面提出了不同于柏拉图的观点。有人批评他有悖于师教，对此他回答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在哲学观点上，亚里士多德有力地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他认为，真正的“实体”不是理念而是具体事物，“脱离个别，事物就没有什么可以存在”，进而指出，认识也只能从外界相对产生。亚里士多德虽然承认物质的客观存在，但他认为物质只是一种消极的可能性，唯有形式才给予物质以积极的现实性。他在解释质料与形式的关系时，承认它们都具有相对性，比如砖瓦，对房子来说是质料，对泥土来说却是形式；房子对砖瓦来说是形式，对整个一片房子来说却是质料。依此类推，一直推到最后，必然有某种纯形式，它将不包含任何质料，是运动的最后根源，不动的推动者，所谓“第一推动力”，那只能是神。因此，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后来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所利用并不是偶然的。
在其“形式论”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进而建立了他的“四因说”理论。他认为，要说明事物的存在，就必须在事物内部寻找原因，而决定事物产生、变化和发展的原因，归结起来有4个，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质料因就是构成事物的原始质料；形式因就是指事物的形式结构；动力因是指使一定的质料取得一定的形式结构的力量；目的因则是指某一事物之所以为形式所追求的原因，也就是某一事物为何存在的“缘故”。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虽然在逻辑上不太严密，但它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有关认识事物的完备学说，是一块坚实的认识论基石，后来西方哲学界关于认识论的种种学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这块基石上的。
基于“形式论”和“四因说”，亚里士多德还建立了相应的政治社会学说和伦理思想。在他看来，贫富悬殊是引起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只有“拥有适度财产的”中等奴隶主“最容易遵循合理的原则”，由他们执掌政权，建立一种能够照顾到贫富两方面利益的“共和政体”，方能使国家得以安定。亚里士多德这种政治主张与他“中庸”的伦理观是一致的。他一再强调，“中庸”即是毋过毋不及，即是平等或均等，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也就有了社会的正义。
亚里士多德对西方后世学术界的影响特别大，他的哲学思想在中世纪被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作为理论依据加以阐释，并和基督教神学融合为一体，作为基督教神学的一部分统治欧洲精神文化达数百年之久。
第三节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思想
“希腊化”又称“希腊主义”（Hellenism），是德国近代历史学家德罗伊森（1808-1884）在其《希腊文化史》中率先使用的，用以概括古代地中海东部地区由亚历山大东侵而开创的一个时代的历史与文化发展特点。后来这一概念被各国学者广泛应用。从广义上讲，希腊化文化仍然属于古希腊文化的范畴，而且还与希腊古典时期的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是希腊化文化毕竟不是希腊古典文化，二者在地理范围、因素构成和精神实质上均有很大的差别。有学者指出，“如果说希腊古典文化是希腊城邦时代的呼喊，那么，希腊化文化则是亚历山大所开创世界之回鸣”[11]。希腊化文化不仅首次沟通了世界五大文明发祥地，而且还揭开了欧、亚、非大陆间人类文化大交流、大汇合的序幕，在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一、自然科学思想
在希腊化时代，一些自然科学学科开始与哲学学科逐步分离，成为独立的学科。在这一时期的所有学科及知识成就中，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天文学、医学和生理学等学科都有重大的突破性成果，它们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学科。希腊化时代的科学技术曾对西方后来的自然科学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有学者甚至称希腊化时代是西方科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科学时代”。
（一）欧氏几何与微积分
数学、几何学的最著名代表是欧氏几何的创始人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30-前275）。他是亚历山大里亚数学学派的奠基人，其名著《几何原本》，共13卷，内容涉及平面几何、立体几何、数理知识和无理数等方面。该著作不仅系统地总结了希腊的数学知识，以简明而符合逻辑的程序阐述了各种定理、命题和论证，而且推理有力，论证严谨，对科学思考的方法作了令人信服的示范。由于该著作奠定了古代几何学的基础，因此，它长期以来成为世界各民族几何学教科书的蓝本。出生于西西里岛叙拉古城的学者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也是个伟大的数学家。他写有不少数学方面的论著，最著名的是《论量圆》和《论球体和圆柱体》。他确定了按级计算的方法，探讨了计算理论，利用圆的外切与内接96边形，计算出了比较精确的圆周率，求出了计算球体、圆柱体和更复杂立体的体积、表面积和周长的公式，在推演这些公式的过程中，他用“穷竭法”（用逐步近似而求极限的方法），奠定了现代积分计算的基础，初步具有现代微积分的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