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莱尔·科西克（Karel Kosik，1926—2003），生于捷克布拉格。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捷克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最重要的理论家。科西克在中学时代就参加了反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运动，曾被盖世太保逮捕入狱。战争结束后，科西克先后在列宁格勒大学和布拉格的查尔斯大学完成哲学专业学习。回到布拉格后，科西克在捷克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63年开始担任查尔斯大学哲学教授。科西克于1958年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激进的捷克民主主义》，在1963年发表了著名的《具体的辩证法》。20世纪60年代，科西克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致力于推动反对社会主义官僚政治的斗争，对于导致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后，由于持不妥协的态度，科西克被开除出党和免去一切官方职务，并被软禁，从此被剥夺了工作权和发表文章的权利达20年之久。在这一期间，科西克依靠为学生辅导外语等过着十分俭朴和艰苦的生活，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哲学研究。由于这一特殊原因，科西克的许多著作无法正常发表。直到1983年在贝尔格莱德出版了塞尔维亚文版本的科西克文集《危机的辩证法》，1995年出版了他的论文《现代性的危机》的英文版。这两部论文集主要收录了科西克20世纪60年代关于人道的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
科西克最重要的著作是《具体的辩证法》。他得以发表的著作很少，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20世纪的重要学术地位，他的《具体的辩证法》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最具思辨色彩、最富有深刻内蕴和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之一，以至于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部著作可以同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相媲美。1963年《具体的辩证法》一发表，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20世纪60年代就陆续出版了《具体的辩证法》的意大利文版、荷兰文版、塞尔维亚文版、斯洛文尼亚文版、西班牙文版、葡萄牙文版，此后，又陆续出版了它的英文版、法文版、希腊文版、俄文版、日文版、中文版等。
《具体的辩证法》成书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值东欧由于1956年开始的非斯大林化而逐步向西方文化开放的时期。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受到青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以及哥德曼、早期马尔库塞等人思想的影响，并且从术语上到思想上受存在主义，特别是海德格尔的深刻影响。因此，一些研究者直接将他的理论称为“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尽管受到上述哲学家的影响，但是从深层次看，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是关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构想的一种具有独创性的解读。本书选用了《具体的辩证法》的第一章“具体总体的辩证法”和第四章“实践与总体”，这两章集中体现了科西克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的基本把握。
在科西克那里，具体辩证法的核心范畴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即革命的和批判的实践。他认为，通常的哲学体系也重视实践，但是在非批判的思维中，实践的重要性只在于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视作最高要求。因此，实践仅仅成为一种认识论范畴，或者被降低为一种技术，一种操作。而在具体的辩证法中，实践的意义决不限于认识论层次，在实践中也发生着“某种具有本体论意义的事件”。因而，实践问题的提出是为了解答“人是谁”、“社会人类实在是什么”以及“这一实在是如何形成的”等问题。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不是简单地强调“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这一点，单从他所采用的术语本身就可以看出。我们中译文习惯地把他的学说译作“具体的辩证法”，这实际上很不准确。科西克谈论或建立的并非“具体的辩证法”（concrete dialectics），而是“具体性的辩证法”或“具体存在的辩证法”（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他还将之表述为“具体总体的辩证法”（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 totality）。应当看到这其中所体现出的实质性的差异。在“具体存在的辩证法”中，“具体”已不再单纯是功能概念，不是指事件的一种属性或人的思维和认识的一种属性；“具体”本身就构成一种实体性的存在，是一种与“总体（性）”具有同等含义的存在。科西克认为，辩证法要把握“物自体”（thing itself）或实在（reality），但是实在不会直接地将自身呈现在人的面前。人不是作为抽象的认识主体或思辨的头脑，而是作为实际活动着的存在，即实践的主体而处理与构造实在。因此，他明确无误地把总体和具体理解为人的实践的产物，并且强调实在只有通过人的实践的重新构造才能向人展开。
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的理论深度体现在，他不是一般地把总体性归结为人的实践的产物，也没有一般地强调人的实践内在的主体与客体的自觉的、自由的统一本性，而是借鉴存在主义的文化批判的视野，对于人的实践和总体作了历史的、具体的把握。在他看来，不同的具体和不同的总体对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统一的，既可能在历史中生成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和创造性的总体和具体，也可能形成抑制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物化的和异化的结构。科西克区分了两类实践：一是革命-批判的实践（revolutionary-critical praxis），二是直接功利主义的实践（immediate utilitarian praxis）或者拜物教实践（fetishised praxis）。与人之革命的和批判的实践活动相关联的是具体总体的世界，而与直接功利主义的实践或者拜物教实践相关联的是“虚假总体”和“伪具体的”世界，即异化和物化的世界。具体辩证法的根本任务是摧毁“虚假总体”和“伪具体的”世界，使世界真正成为人的实践的世界，成为具体总体的世界。科西克认为，要使真正的总体，即具体的总体得以生成，一方面必须摧毁伪具体，另一方面必须使革命的和批判的实践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他提出了三种摧毁虚假总体和伪具体性世界的方式：一是以辩证的思维摧毁伪具体；二是以人类的革命的和批判的实践摧毁伪具体，这也就是人的人道化（humanization of man）；三是通过真理的实现和个体发生过程中人的实在的建构来摧毁伪具体。
具体的辩证法[1]
一、具体总体的辩证法
（一）伪具体的世界及其结构
辩证法探求“物自体”，但是，“物自体”并不直接地呈现在人面前。把握“物自体”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还要走迂回的道路。因此，辩证思维把关于事物的观念与概念区别开来。它不仅以此为基础来理解认识实在的两种形式和两种水平，而且首先以此来理解人类实践的两种类型。在对实在作最初的直接探究时，人不是一个抽象的认识主体，不是一个思辨地对待实在的沉思着的头脑，而是一个客观地实际行动着的存在，一个历史性个体，亦即在与自然和他人的关系中进行着实践活动，并在一个特殊的社会关系综合体中实现着自己目的和利益的个人。这样，实在最初不是作为直觉、研究和推论的对象（与它相反相成的另一极是存在于世界之外的超越世界的抽象认识主体），而是作为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界域呈现在人面前，这个界域构成对实在的直接实践直觉的基础。当参涉个体实践—功利主义地处理物时，实在表现为手段、目的、工具、需要和操持（procuring）的世界，而参涉个体则形成自己关于物的观念，并且发展出诸种适用的直觉形式的完整系统，以此来捕捉和固定实在的现象外观。
在历史地决定了的实践的执行者头脑中，“现实存在”和实在的现象形式直接地再现为一系列观念或一些“日常思维”范畴（它们被看作概念只是出于一种“原始的习惯”）。但是，现象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往往与现象的规律相矛盾，即与事物的结构、它的本质内核和相应的概念相矛盾。人们使用货币，用它做最精明的交易，但他们从不知道也根本不需要知道货币是什么。直接功利主义实践和与之相应的日常思维，能使人们在世界上找到可行之路，使人们感到与物相熟悉，并能处理它们。但是，这并不能使他们达到对物的实在理解。所以马克思说，社会环境的代理人在现象形态的世界里如鱼得水，但这个世界与他们的内在联系是异化的，而且在这种隔离状态下是绝对无意义的。他们对彻头彻尾矛盾的东西决不会感到不可思议，而且，他们在沉思中也不会对合理与不合理的颠倒提出任何异议。我们这里所谈论的实践，是以劳动分工、社会阶级差别和社会地位等级制为基础的。在这种实践中形成了历史性个体的特殊物质环境，同时也形成了一种精神氛围，将实在的表面形态固定下来，成为一个虚构的亲近、熟识、信任的世界。在这个虚构的世界中，人“自然地”运动着，并与这世界发生日常接触。
充塞着人类生活氛围的现象集合，构成伪具体的世界。这些现象以其规则性、直接性和自发性渗透到行动着的个人的意识中，并获得了自主性和自然性的外表。伪具体的世界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纷呈于真实本质过程表面的外部现象世界。
第二，操持和操控世界，亦即人的拜物教化实践世界（它与革命的批判的人类实践是不同的）。
第三，日常观念的世界。这些观念是投射到人的意识中的外部现象，是拜物教化实践的产物。它们是这种实践运动的意识形态形式。
第四，固定客体的世界。这些客体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它们是自然环境，使人无法直接看出它们是人的社会活动的结果。
伪具体的世界是一幅真理和欺骗互相映衬的图画，这里盛行着模棱两可的东西。现象在显露本质的同时也在掩盖本质，本质在现象中显现自己，但是，它仅仅显现到一定程度，仅仅显现出某些方面和侧面。现象指示出某些超出它自身的东西，它只有依赖于自己的对立面才得以存在。本质不是直接给予的，它以现象为中介，因而，它在与自己不同的东西中显示自身。本质在现象之中显现自身，本质在现象中的显现表明它在运动，证明本质不是无活力的和被动的。但是现象也同样揭露着本质，揭露本质就是现象的能动性。
现象世界有其可以揭露和描述的结构、秩序和规律，但是，现象世界的结构仍然不能捉住这个世界与本质的联系。如果本质根本不在现象世界中显示自己，那么实在的世界将从根本上区别于现象世界。实在世界就会像在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教义中一样，成为人的“彼岸世界”，而人所能达到的唯一世界就是现象世界。但是，现象世界不是某种独立存在的绝对的东西，现象是在与本质的联系中构成现象世界的。现象与本质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本质也不属于实在的另一个等级，否则，现象就将与本质没有任何内在联系。这样，现象就不能在遮盖本质的同时揭露它，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将是相互外在、无足轻重的关系。捕捉某一事物的现象，就是探究和描述“物自体”如何在这一现象中显示自身，又如何在其中隐藏自身。把握现象打通了达到本质的途径，没有现象，没有它的显现与暴露的活动，本质自身将是不可企及的。在伪具体的世界中，事物显露和隐匿自身的现象方面即是本质，现象和本质的区别消失了。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区别，是不是像真实与不真实之间或者实在的两种不同等级之间的区别一样？本质是否比现象更真实？实在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因此，如果现象和本质中任何一方被孤立起来，并且在这种孤立的状态下被看作是唯一“可靠的”实在，那么，本质就会像现象一样不真实，反之亦然。
因此，与隐匿着的本质相反，现象首先是某种直接显示自身的东西。但是，为什么“物自体”，即事物的结构，不直接地、无中介地显示自身呢？为什么人们必须竭尽全力才能把握它呢？为什么“物自体”要在直接表象之下掩盖自己？它是以什么方式把自己掩盖起来的呢？本质不可能被彻底地掩盖起来，因为，只要人能够谈得上探寻事物的结构，只要他有研究“物自体”的打算，只要揭露社会的隐秘本质和结构的可能性确实存在，那他肯定在做任何探究之前就已经有了确定的认识，认识到存在着事物的结构、事物的本质、“物自体”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认识到存在着关于事物的隐藏着的真理，这种真理与直接显露自身的现象不同，等等。人之所以不厌其烦、竭尽全力地去发现真理，就是因为他们有某种理由假定存在着需要揭露的真理，因为他有关于“物自体”的某种认识。但是，人为什么不能径直地、不经过中介达到事物的结构呢？为什么人必须麻烦地去捕捉本质呢？这种麻烦会把人引向哪里？如果事物的现象与“物自体”不同，可以在直接表象中把握，这是否因为事物的结构与现象是等级不同的实在呢？这是不是表明事物的本质是完全异类的实在，一种在现象背后的实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