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语），对历史给予了“最可接受的解释”，但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解决在客观的历史范围内人的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因此，应当用存在主义来“填补”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空场”，用“人学辩证法”来完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萨特来说，历史的主体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头等重要问题。不是经济状况本身创造历史，而是人们根据已有的条件创造历史。实践是人们创造对象的活动。在实践中，人们依据一定的社会条件实现个人计划，创造性地参与劳动过程，使自己存在，并创造自己的生活，创造历史，实践决定了历史必然性的特点。与自然必然性不同，历史必然性是通过人们的自觉活动实现的。因此，实践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但是，萨特所理解的实践与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又有重要区别。在萨特看来，实践首先是惰性因素最少的“个人实践”，个人实践指向“匮乏”的消除，它是历史过程的具体基础；其次是最受惰性因素左右的“惰性实践”，惰性实践是物质的并在对象中客观化，受制于全部物质领域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再次是具有不同程度“惰性因素”的社会实践，这是从共同目的出发而结合在一起的个人的活动。萨特认为，之所以把实践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是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人们不仅进行自由的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而且还进行惰性的、机械执行的、不能称为自由的活动。萨特的“历史人学”就是以这种实践观为前提建构的。正是这一实践范畴构成了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也注意到实践观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自觉意识到“实践的首要性”。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新概念代替个体、人的本质等旧概念，提出了新的历史理论，即“实践的”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就是，“人类社会既是统一的，但在其各联结点上又是特殊的。用一句话来说，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关于特殊差异的具体观点，这种观点能够确定每个独特的实践在社会结构的特殊差异中所占的地位；马克思正是用这个观点去代替费尔巴哈关于‘实践’的意识形态概念和普遍概念”（阿尔都塞语）。
法兰克福学派则把历史唯物主义改造成一种“社会批判理论”，把批判精神和否定意识视为历史变革的决定因素，把发达工业社会的症结和出路都归结到人的主观心理和自我意识上，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的理解是建立在“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事实基础上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种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的形而上学，而是一种“对人的快乐的彻底关心”的批判哲学，关注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看到的是“精神在本体论上的首要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突出主体性和总体性，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认识和行动的方法，即凸显了“历史主动性”的方法，并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无疑具有合理性。突出主体性原则本身并不为错，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确曲解了马克思的主体性原则，使之离开了唯物主义的基础；突出人的实践对现实的决定作用本身并不为错，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确夸大了“自由实践”的批判精神的作用，忽视了生产实践的决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使实践范畴脱离了唯物主义基础，并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就其实质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建”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人本唯物主义；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而是“人类学的历史观”。
异化、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极为关注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内部爆裂了，形成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异化理论，马克思主义不是由阶级斗争的需要产生的，也不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产物，而是人们“强烈渴望自由、幸福和繁荣”的结果；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而不是一种异化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使马克思彻底抛弃了人道主义的“总问题”，拒绝了理论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始作俑者卢卡奇把“物化”等同于“异化”，以此对资本主义的现实进行说明和批判。我注意到，卢卡奇是在没有接触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即缺乏对马克思异化理论充分了解的背景下提出他的物化、异化理论的。从理论背景看，卢卡奇是以《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为依据提出自己的异化理论的。
按照卢卡奇的观点，物化现象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商品形态所以是神秘的，不过因为这个形态在人们眼中，把他们自己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当作劳动产品自身的物质性质，当作这各种物品的社会的自然属性来反映，从而，也把生产者对社会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当作一种不是存在于生产者之间而是存在于客观界各种物品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反映。就是由于这种转换，所以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以感觉而又超于感觉的东西或社会的东西”。物化把人与人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社会关系获得一种“魔幻的客观性”。
这样，人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上都不是表现为历史过程的主人，而是作为一个结合在机械系统中的机械部件表现出来的。在物化的世界中，人不再作为主体发挥作用，“他的活动越来越失去主动性，越来越失去其意志力”（卢卡奇语）。所以，克服物化的途径就在于恢复人的主动性和意志力，实现主体和客体的同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就在于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认识异化和消灭异化，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社会。
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次以德文原文全文发表，这无疑给西方马克思主义注入一支强心剂和兴奋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这是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材料，是回到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这部手稿可能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甚至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和最初含义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马尔库塞语）。除了阿尔都塞，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将“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统一起来，并把人道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主旋律。
按照马尔库塞的观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及科学社会主义，都是以人本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在马克思那里，异化劳动，私有财产，人的本质等概念，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作为经济学的概念，而且是作为人类历史过程的重要概念被接受过来并加以批判的。“正因为这一点，对从德国哲学最有生命力的阶段成长起来的马克思说来，全部人类历史实践中的问题始终是人自己的问题，这一事实是不证自明的，以致于无须再加以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恰好把与此对立的观点看成是不证自明的）”（马尔库塞语）。
马尔库塞由此认为，对异化及其扬弃的洞察，构成了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作为“真正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现实社会中有问题的不仅仅是经济事实，更重要的，是整个“人的现实”，异化的存在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理由。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所谓的“经济决定论”或机械决定论，而是以异化理论为核心，并诉诸人的主体能动性的人本主义的总体革命理论。
按照弗罗姆的观点，马克思的哲学“来源于西方人道主义的哲学传统，这个传统从斯宾诺莎开始，通过十八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哲学家，一直延续至歌德和黑格尔，这个传统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潜在才能得到实现的关怀。”“马克思的哲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获得最清楚的表述，它的核心问题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存在问题，人就是他实际上呈现出的那个样子，人的‘本性’展现在历史之中”。如同存在主义哲学一样，“马克思的哲学也代表一种抗议，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他自身，抗议人变成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重心，并不在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财富的分配不公，而是在于资本主义使劳动变成“被迫的，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从而使人异化为物。
弗罗姆由此认为，要正确把握马克思哲学，就要使马克思哲学回到“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综合”的基础之上。“对于马克思来说，劳动和资本决不仅仅是经济学的范畴；它们是人类学的范畴，在这些范畴中包含着植根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立场的价值判断”。弗罗姆断言：只有恢复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才能接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目的不是仅限于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是通过恢复一切人的未异化的、从而是自由的能动性，使人获得解放，并达到那样一个社会，在那里，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人不再是‘畸形的’，变成了充分发展的人”。社会主义就是人通过克服自己的异化而实现自己的本质的社会。经过弗罗姆这样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成了一种以异化概念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历史观，即“人类学的历史观”。
在20世纪50年代，用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占据西方思想界的主导地位，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尔都塞以反潮流的姿态独树一帜，提出一种“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异化理论及人本主义思想属于马克思不成熟时期，即意识形态时期的理论观点，青年马克思奉行的就是理性加自由的人道主义。然而，从1845年起，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彻底批判了哲学人道主义，并制定了建立在崭新概念基础上的新的历史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之所以要抛弃哲学人道主义，是因为马克思此时确立了“一个新的总问题，一系列向世界提问的新方式，一些新原则和一个新方法”，即作为新的哲学、新的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门崭新的哲学和历史科学中，“社会主义是个科学概念，而人道主义则仅仅是个意识形态概念。马克思摆脱了本质的唯心主义和主体的经验主义，而不再把人的本质当作理论基础”（阿尔都塞语）。从此，异化概念和人道主义不再是马克思的理论出发点，而只是历史唯物主义思考的一个问题。
与卢卡奇把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用黑格尔的辩证法重新确立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同，阿尔都塞则把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完全对立起来，并用这种对立去说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而是一门历史科学，从而建构了一种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也持大体相同的立场。但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这种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也有一些追随者和赞同者，但始终未形成一种理论气候。
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和“辩证唯物主义派”
20世纪50~60年代，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开始急剧分化，形成了两个基本派别，即“实践派”和“辩证唯物主义派”。“实践派”又称“人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学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派”又称“辩证法派”、“正统派”、“批判的辩证唯物主义者”。这两个派别的对立和斗争，涉及到南斯拉夫哲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并产生较大的国际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和“辩证唯物主义派”独树一帜、引人瞩目，二者的论争可谓一个“事件”。
“实践派”之所以被称为实践派，从理论特征看，是因为他们把“实践”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从表现形式看，是因为他们创办的杂志名称就称“实践”，“实践派”指的就是集中在《实践》杂志周围的一批哲学家。
在“实践派”看来，哲学“必须面向世界和人类的困难”，其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是至高无上的，为了弄清事物的根本，要采取“无论得到什么结果也无所畏惧的批判姿态”。同时，这种“批判”既要探讨当今世界的一般性问题，又要批判自己国家的特殊问题；不仅要指向资本主义，而且要指向社会主义。只有这样，哲学才能成为“鼓舞革命行动的力量”，成为“对真正的人的世界的人道主义展望”。
在“实践派”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同其他人道主义哲学一样，中心问题就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一方面是他同自然界的关系是怎样的并且是应该是怎样的，另一方面是他同其他人的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并且应该是怎样的。”（马尔科维奇语）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问题，应以“实践的存在物”——人为出发点来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旨就是关于人、历史、自由和解放的独创性的观念。只有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思想才是“真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到马克思”，“回到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才是“恢复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