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大厅里已站满了人。当然，这样的场合出席者都是新西兰政界、商界、军界和文教科技界的上层人物。新方还邀请了好多亚洲国家的政要，其中有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他是基金会的国外顾问。
会上，总督和总理都发表了讲话。他们都强调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而中国更是每年以10％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新西兰是第一个提出让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所以，搞好与亚洲各国的经贸和外交关系对新西兰的稳定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反对党领袖克拉克女士的讲话很风趣。她说，在国内问题上，新西兰各政党之间可能都要吵个天翻地覆，但是在和亚洲的关系上，我们从来没有争议。
在我和基金会“文化和传媒部经理”（“亚洲节”组委会主席）詹妮佛小姐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终于实现了苏州“桃花坞年画社”三位画家来新参加“亚洲节”。她还为他们争取到两周的生活和交通补贴。可惜由于画家们那天在南岛的基督城访问，所以不能参加晚会。我举着酒杯走到詹妮佛面前，对“亚洲节”的成功表示祝贺，对她为中国画家来新所做的努力表示衷心的谢意。
国会大厦
从使馆出来，翻过植物园的小山，一座风格很特别的建筑物立即映入眼帘。这就是新西兰的国会大厦。
中国使馆的人都把国会大厦叫做“蜂窝楼”。因为它的确像一个由蜂窝煤摞起来的建筑。只是这些蜂窝煤的孔开在侧面，否则，整座房子无法采光，里面将是一团漆黑。
和美国的白宫一样，“蜂窝楼”也每天对外开放。只要你2：排队，无论是新西兰公民，还是外国来的游客，都可以免费参观。当然，提包和照相机之类物品是不准带入的。由于工作太忙，我履新3年多没有抽出整时间参观过这座“蜂窝楼”。在即将离任前几个月，我突然萌发了一个参观国会大厦的念头。这个想法得到大使的赞同，尤其是那些夫人们，平常空闲时间很多，更是兴高采烈地响应了。
“蜂窝楼”顶上高高地飘扬着新西兰国旗。新西兰的国旗与澳大利亚国旗很相似，以蓝色作底，左上角的“米”字代表英国女王；但是右边的4颗带白边的星代表什么我一无所知。于是我就问讲解员，她说，那是南“十”字星座。象征着独立和希望，因为新西兰是地球上最靠近南极的国家，新西兰人认为，南“十”字星座应该属于新西兰。
讲解员小姐态度和蔼可亲，我还请她讲解了新西兰国徽的含义。
新西兰国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国徽一样呈盾形。上面一共有5种图案。新西兰以农牧业为经济支柱，所以右上角绘有一只金色绵羊；左下角则是象征农业的麦束。实际上，我走遍了新西兰的南北东西，很少见到麦田，水稻更是．一粒也不产。新西兰人吃的大米大部分从澳大利亚或泰国进口。右下角相互交叉的是金色的锤和锯，代表着采矿和伐木。正中的白色竖条上是三艘古老的船只，也许说明着海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国徽还体现了新西兰国民的组成：左侧是三位肩扛国旗身穿长袍的欧洲女性，右侧是一位手持传统权杖身披黄色斗篷、头戴蓝色头饰的毛利人，他一定是酋长之类的人物。这两个人都踩在国树——蕨类植物上。徽牌的顶上是一个王冠，象征着以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底上是条白色饰带，上书“NEW ZEALAND”。
新西兰国徽于1911年启用。
国会大厦是议员和部长们办公的地方，参观者当然不能随便看。我们参观的重点是每周二至周五开会和辩论的地方。这相当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的大会议厅。会议厅里有100个席位，各党派按大选得到的比例分配席位。
新西兰目前实行一院制，不设参议院。大议会（立法机构）由总督和众议院组成。议会制度和其它英联邦国家雷同。议会的权限是制定法律，通过和批准拨款法案，对与国家法律相违背的由地方委员会制定的任何法律进行约束或废除。当然，议会的主要功能是监督政府的工作。
新西兰的议员由普选产生，任期为5年。议长的年工资是12．6万新元（按1新元=5元人民币计，大约60万元人民币／年），此外还有1．2万新元的津贴。议员的年薪是7．25万新元，津贴六七千新元。在新西兰，凡年满18岁的公民，只要登记为选民，就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在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任何选民在两名以上同一选区的选民提名下，都可以成为候选人（但每个选民不得提名一名以上的候选人）
候选人或其代表要在提名日正午以前向选举官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
在投票结束后，选举官必须立即把未退出提名的候选人名单交给首都的主选官，同时，选举官要在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公布候选人姓名。在投票日前两天公布投票地点。选举官还要在投票前10天向每个选民投寄候选人名单。投票于选举日上午9：00开始，晚7：00结束。选举官按规定的方式公布结果：将当选人的姓名由选举官签署在选举令的背面，然后立即交给选举令秘书官，秘书官再在适当时候向议长呈交当选的议员名单。
我们来到毛利会议厅，这个厅的内部陈设完全是毛利式的。墙板上是典型的毛利祖先拖着舌头的人物形象。国会大厦专设毛利厅说明了政府对毛利人权益的重视。国会的代表在每5年1次的全国人口普查后，把全国毛利人口总数报告给总检查官，总检查官按人口分布划分若干个毛利人选区。
最后，我们被带到地下室参观，在那里我们看到了1根用钢筋水泥浇注的梁柱，其厚度有2米多。用这样的构架建成的大厦，最起码也能抗8级地震。
参观结束后，我在出口处买了一张有“蜂窝楼”图案的明信片，寄给家里以作纪念。我还买了1版的“蜂窝楼”邮票。
地中海果蝇和苹果枝事件
中国和新西兰的关系，从总的来说是很友好的，但正如俗话所说，锅和勺有时还磕磕碰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难免会出现不愉快。
1996年，新西兰北岛的奥克兰地区发现了一种地中海果蝇。这种果蝇对水果的危害很大。世界各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农产品不受侵害，往往对来自虫灾地区的农产品实行严格的禁运。这对一个遭受虫灾的国家来说是一项很大的经济损失。
新西兰政府农业部为此紧张了近一年时间，他们动用飞机在虫灾发生地100公里内喷洒农药。海关对进关人员携带的物品实行严格的检查。一旦旅客被查出带有水果，其罚款数额令人咋舌。一位美国老太太不知道新西兰海关的规定，带进了1只苹果，结果被罚了1万美元。一个孩子带进了一只毒蜘蛛，海关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终于找到了这个孩子和那只蜘蛛。时至1997年3月，为参加“新西兰亚洲2000年基金会”举办的“亚洲节”，厦门小天鹅舞蹈团和苏州桃花坞画家小组来新时带的乐器（鼓、二胡）和木制工具都被卡在海关，后来经基金会组委会再三交涉才算放行。
由于果蝇事件，很多国家对进口新西兰水果作出了规定（有的限定不从虫灾区及其附近地区进口水果），我国农业部则规定不准从新西兰进口水果。这一下新西兰政府着了急。因为中国与新西兰的年贸易额达12～13亿美元，新方作出了强烈反应。这种反应也许与下面的一件事有着因果关系。
应新西兰一位农场主的邀请，山东省一个小县城派出一个小型考察组来新考察苹果。当他们出境时被海关查出携带了一个苹果枝条。于是全国的报纸和电视台刊登了大量照片和连篇累牍的文章，声称中国农业科学家偷窃新西兰优良苹果品种。一时间媒介把这一事件炒得沸沸扬扬。我看了报纸后，虽然对这种宣传存有怀疑，但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
我通过一个知道内情的朋友了解到，原来他们所说的“农业科学家”只不过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最多也不过是苹果园的农艺师。一天，他们在主人的果园里看到一个被风刮断的苹果枝。在主人的同意下，他们捡了这个苹果枝。
他们原来根本不知道新西兰关于动植物进出口的规定。孰不料，他们过海关的全过程被录了像。
这位朋友愤愤不平地说，要说知识产权，新西兰的猕猴桃（他们叫做K1wI果），就是从中国弄去的种，现在他们靠K1wI果赚了大把大把的钱。我说，可惜那时还没有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那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基督城
1997年6月，“新西兰一中国友好协会”按惯例举行年会。这一次轮到基督城分会做东。友协邀请我去参加。
基督城的英文名是CHRISTCHURCH，“基督城”是意译。也有的人译为“克赖斯特彻奇市”。这个译名太长，也很绕嘴，所以，我喜欢叫它“基督城”。
虽然在3年的任期中，我到过基督城好几次，但由于每次公务缠身，行色匆匆，没有时间好好地看看“庐山真面目”。这一次，大使特批给我1天的时间“游览市容”。
为了有效地使用这一天的时间，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免费的“导游”，他就是我的“干弟弟”邱明春。在我上任之初，科技组的老宋告诉我，基督城有一个我的“本家人”，叫“邱明春”。他为人诚恳热情，以后你如果去那里有什么事可以找他帮忙。后来我几次去基督城都是明春义务接送我。他还开车送我到艾黎的出生地斯普林菲尔德小镇和看望艾黎的老朋友阿彻先生。我曾在基督城搞过一次展览，也是他跑前跑后忙碌着，不知道实情的人以为他就是使馆的工作人员呢。
明春是1990年到的新西兰。在此以前，他从北京市的一个国家机关跳槽到一家外企公司（那时他的月收入是600美元）。但是，为了“闯世界”，他丢弃了这么好的工作，到新西兰打工学习。毕业后，一个做草种生意的大老板（他生意做得很大，与世界各国都有业务往来）看中了他。由于明春诚恳又精干，不久就被提升为销售经理。有时老板去国外出差，把全公司的业务大权交给他。由于他能干，另一家公司想用高薪聘请他。但他很讲义气，一直在原来的公司干着。
可见“人为财死”的处世哲学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能体现的。
基督城的人口在新西兰排行老三。她位于南岛中部的东海岸边。这里的一切都显示着与英国的血缘关系。市中心广场上的大教堂是典型的英国式建筑；街道和学校都跟随着英国的名字命名；流经市内的一条小河也叫埃文河，这大概是因为第一批苏格兰移民来到新西兰时用家乡的埃文河命名，以此缓解他们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现在，在西方国家有一种倾向是，凡是旅游城市都设有赌场。其目的是要掏那些腰缠万贯的游客的腰包。基督城开了新西兰赌场的先河。但是，赌场一开，当地的嗜赌者也有了大显身手的去处，赌棍们输了钱就去偷去抢。这就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首都惠灵顿在是否要开设赌场问题上开展了热烈的讨论。由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问题至今悬而未决。和我去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赌城一样，我纯粹是一个“观光客”。
中午，明春请我吃饭，他夫人和两个可爱的千金也来作陪。为了感谢明春多年来对我工作上的支持和协助，我也在晚上做东，请了他一家和专程来新西兰参加友协年会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退休干部吕婉如女士一起共进晚餐。
吃完饭，我们来到了会场。友协的领导和各分会的代表都已到齐（各分会除了主席必须参加外，普通会员也可以自费列席会议，但没有表决权）。
这次全会选在基督城召开有两个原因：一是1997年是路易·黎的百年诞辰，基督城离艾黎的出生地很近，也是艾黎上中学的城市；原因之二是，今年也是中新建交25周年，在基督城召开这样的会议似乎更有意义。
根据现任主席玛丽·格雷的请求，全会将选举新的主席，两年前因为夫人健康原因而辞去主席职务的云达忠再度出山。
云达忠的英文名字叫BILL WILL MOTT。他这个中文名字说明了他的经历。他的父亲可能是加拿大籍传教士。云达忠出生在四川省，所以他有一个中国名字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到任不久，中国民航一架飞机在兰州失事。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者自称云达忠，而且带有浓厚的四川口音。我以为这是国内来的新移民，但他问的是飞机上有没有新中友协访华团的人。我被弄得一头雾水。一问南茜才知道他曾是新中友协的最高领导。
当我们走进会场的时候，全体代表热烈地鼓起掌来。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吕婉如的一个报告。吕原是艾黎的秘书，跟着艾老工作了几十年，可以说是国内研究艾黎问题的专家和权威。听了报告，我对艾黎这位国际友人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
报告后，友协用小点心和酒水招待与会代表。因为我将要告别新西兰，玛丽·格雷向我赠送了礼物：一张雪白的新西兰羊皮。我则用自己书写的小诗作了回赠：
库克昆仑齐巍峨，
扬子涟涟通陶波。
百年老树绽嫩芽，
兰园灿灿新花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