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狂暴的报复”
但是，今天大多数美国人不愿去多想那艘荷兰战舰上的“人货”，也不愿去多想当年未能给予印第安人以公正对待的历史往事。我们更喜欢想象“阿贝拉”（AIbella）号的那次远航，也就是1630年将温什洛普带上我们海岸的那次远航。不知是在出发来新大陆之前，还是在途中（这一点已无从考证），这个出身布衣、经过律师训练的温什洛普，写了一篇题为《基督徒善行之典范》的布道词，现在只有遵循麦卡的教诲：行事公正、慈悲为怀、谦虚谨慎地与上帝同行，才能避免船破人亡的结局。在这一旅程中，我们一定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我们必须以兄弟情谊相待……我们必须和颜悦色，体察他人疾苦，欢乐与共、分担悲痛、一同劳作、一同吃苦……因为我们必须将我们自己比作山上的、举世瞩目的一座圣城，所以如果我们在正从事的这项事业中，在我们的上帝面前阳奉阴违，造成他收回目前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将成为历史的弃儿，沦为世人的笑柄……我们将在上帝的许多忠实信徒的脸上抹黑，使得他们的祈祷变成对我们的诅咒。
这个在山上作布道的比喻——我们是山上的一座圣城——是形容美国这个希望理想之邦的最常用的名词之一。那是早期的新格兰定居者们，将自己放进那个远古时代经过无数艰难困苦、四处流浪的以色列人最终到达的西奈山的故事演变而来的。温什洛普的这一段话，经常被人用来重申美国与众不同的命运和归宿，但是，我们不应该一下子就以为，他的一段训诫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铺平美国历史进程中的那些沟沟坎坎，或者以为他这句话就让我们具有特殊身份，从而相信神已授大任于美国或美国国内的某一股势力，于是便可以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他人头上。
现在，就让我们重温一下温什洛普和马萨诸塞殖民地发生的往事。
我们的目的是在接受失败经验的同时，从新英格兰清教徒的那一段经历中汲取好的养分。按照温什洛普那个时代的标准，他是个比大多数人更温和的人。但是，他当时正在从事一项特殊的使命：建立一个基督教的联盟。温什洛普不是一个漫不经心的盲目乐观主义者。他知道黑暗势力常常比光明势力强大，就像古代的预言家们那样，他知道上帝赐予的恩宠是任何时候都可能收回的。他心目中的上帝，就像古以色列人的上帝，是个不含糊的角色。温什洛普相信，人是一种具有道德感的动物，将来要被上帝召去，对自己在人世间做过和未做的事作个交代。
无视麦卡“行事公正”和“慈悲为怀”的告诫，将受到神的制裁——这种制裁可能在人间，也可能在身后。从宗教角度上讲，不论是哪一种结局，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这种观点可能具有危害性。如果某一个群体（或某一个国家）中，上帝对于生活中犯了错的人及其所在群体一一作出惩罚的观念占了上风，那么，这个群体（或国家）就很容易以个人行为事关全体利益为由，强迫所有的人遵循某些道德规范。一种受由宗教信仰启发的价值观念影响的、由尊重个人权利的民治政府掌管的开明文化，和某种宗教集权统治之间的距离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一个国家可以具有一种神授大任的神圣感，同时又不陷入无端猜忌和道德专制的泥淖——这是一个美国民众掌握得很好的平衡术。但这一平衡在约翰·温什洛普和威廉·布莱福特的新英格兰殖民地中未能实现。
在“阿贝拉”号布道词的前半段，温什洛普曾写道：“有两条原则我们必须同时并举：公正和慈悲（Justice and Mercy）。”但是他对以彻底的宗教自由为代表的公正和慈悲没有多大兴趣。这些清教徒们刚从被欧洲强加的信仰的枷锁中逃脱出来，却想把自己制造的枷锁强加于他人。
留在旧大陆的人们没有忽视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所有的人都在嚷嚷自由和宽容，”赛立斯堡的必歇克（Bishop）爵士说，“但一等到他们爬到（权力的）最上层，他们就会禁止所有其他人的自由和宽容。”
1647年，马萨诸塞殖民地牧师芮生尼尔·沃德（Nathaniel Ward）说，任何不相信清教徒所信奉的教义的人，“可以自由地离开我们”。
1630年，历史学家埃德蒙·s·摩根（Edmund s．Morgan）写道，殖民地行政当局公开支持教会。1631年，规定只有教会成员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635年，签署命令要求非教会成员参加礼拜，三年后，摩根又来一道指令，非教会成员“要协助支付最终可能促使他们转信基督的布道费用”。牧师虽不是行政官员，但是，神职人员的影响力却不像他们非官方的头衔那么小。“牧师们对民众的影响力很大”，温什洛普说过，而且当神职人员和民政人员紧密合作，百姓就“好管多了”。
安妮·哈金森（Anne Hutchinson）流放案安妮·哈金森一案是温什洛普和马萨诸塞殖民地的一个历史污点。哈金森太太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1634年，她和丈夫威廉以及十一个孩子来到殖民地。熟知《圣经》的她成了一个颇受欢迎的宗教人物，她的观点倾向于通过信仰，而不是通过人的干预（或者遵从世俗的法律）得到上帝的拯救。清教徒领导层认为她是一个道德弃置论者——一个不服神职人员手中权力或宗教机构权威的人。1637年，她因传播异教罪遭到审判。一次，哈金森太太在与温什洛普和其他人当堂对质时，大部分时间都能保持镇静，但她最后忍耐不住，温什洛普回忆道，她告诉法庭，上帝对她说过，他会“用糟蹋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以及整个群体的方式”惩罚他们对她施加的迫害。
在温什洛普的眼里，那就足够了。这个女人必须被赶走；他下令将她驱逐出马萨诸塞殖民地。
“我想知道你们凭什么这样惩罚我？”哈金森问道。
“不要再说了，”温什洛普打断她说，“法庭知道缘由，他们完全同意。”
事后，温什洛普对哈金森的命运仍然非常感兴趣。判决后十个月，她流了产——温什洛普称为“一次恶产”。他一听到消息就给罗德岛的一个医生兼牧师约翰·克拉克写信，询问详情。克拉克向他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无数小肉球，有点像浮动的鱼……被许许多多的线（我推测那些是血管和神经的前身）错综复杂地连结在一起。”
在读了这一篇有关流产的悲惨记录之后，温什洛普仍急着了解更多的细节，他与克拉克作了面谈，从他那里得到了更多的临床细节。四年后，哈金森太太的丈夫去世，她从罗德岛迁居到今天纽约市的Bronx。
1643年9月她和她的家人被印第安人杀害。就像当年威廉·布莱福特在“五月花号”上那个难缠的水手死后产生的想法一样，温什洛普在这起谋杀案中看到了上帝的干预。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些人无视法令和教会”，并且为此付出了代价。
那些活着的人在人间做的坏事，会受到神的惩罚这一观点，是清教徒世界观的一个关键所在。在温什洛普日记中的最后一篇中，他记录了一个来自波士顿的、在安息日修建磨坊水坝的教徒。在快干完活时，“他的良知开始使他想起敬主日，他有点心慌”，但是，他还是将活干完了。第二天晚上，他和妻子将他们的两个孩子安顿上床，然后到邻居家去，回家发现五岁的女儿不见了。惊慌之余，父母开始四处搜寻。结果，孩子的母亲发现小孩淹死在地窖里的一口井里。温什洛普记述了此事的细节，相信“上帝的特别干预”是孩子淹死的原因，孩子的父亲也同意。温什洛普记得这位父亲在一次祈祷团的会议上说，那场悲剧“是上帝对他不顾良心反对、亵渎敬神日的正确干预”。
天主教徒、教友会信徒和“恶魔”
十七世纪中叶带来了希望和惶恐。1649年，在马里兰（由一个势力很大的天主教徒家族建立的殖民地）立法机构通过了《宗教宽容法案》（Religious Toleration AcT），以保护所有信奉“‘三位一体’的基督徒”——这虽算不上是最宽松的自由派政策，但在当时已经占主导地位的新教氛围中，这项法案的确有助于天主教徒的生存。次年，英国人创造了一个新词Quaker。根据那场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乔治·福克斯（GeorgeFox）的回忆，在他受审时，审案的法官称他们为“战栗者”，因为“教友会信徒常常在听到‘上帝’这个词时浑身发抖”。教友会派的教义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观点之上的：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内在的神性”，这种神性使得他们能够不经由神职人员和教会主持的礼拜仪式，直接与上帝沟通。这套教义将教友会放到了与英国国教（坚持搞礼拜仪式）和清教（坚持服从教会权威）的对立面。面临来自各方的迫害，教友派教徒在威廉·潘（william Penn）那里受了到欢迎，此人是一个英国富翁，1681年，他和其他人一起，从英王那里得到了开发今天宾夕法尼亚州这片地界的特许证。这位在1670年发表过脍炙人口的《论良心之自由》（The Great Case of LibertyOF Conscience）的作者说，位于新英格兰西南的宾夕法尼亚，将注定成为一个宗教和民政自由的“伟大的试验场所”，教友会教徒和其他人都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活，和平友好地相处。最终，这一举措中的大部分试验成功了——至少在宾夕法尼亚境内。
但从新英格兰北面传来的消息却很是糟糕。康涅迭克殖民地通过的《1650年法案》（Code of 1650）是个极残酷的法案。法案中有这么一条：“凡信奉上帝以外之神的人，将判以死罪。”托克维尔在回顾新英格兰各殖民地的历史之后指出，“立法者已完全忘掉了他们自己在欧洲要求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一伟大原则，他们用罚款的威胁强迫民众参加宗教礼拜，而且对那些信奉不同形式的上帝的基督徒不惜动用严惩措施，经常动用死刑。”
从十七世纪初到独立战争期间，美利坚宗教信仰的情形是教派对立居多、百家争鸣居少，重封闭保守、轻开放宽松，多固步自封、少高屋建瓴。1702年，波士顿老北教堂的牧师科顿·麦瑟（Cotton Mather）出版了一部题为《耶稣在美利坚的神迹》（Magnalia ChristiA mericana）的新大陆历史。麦瑟认为美利坚正在恶魔的掌中；此人在赛仑（Salem）的“女巫审判”中扮演过关键的角色。尽管乔那森·爱德华兹（JonathanEdwards）说的“罪人尽在一个愤怒的上帝的手中”这句话更加广为人知，但麦瑟在《无形世界之奇观：对于自然、数字和魔鬼的行径所作的历史和神学观察》一书中的那句不常被人引用的话，则更能体现那个时代所具有的神授天启的思维特征：“……如果你不尽快地、完全地转向上帝，逃避恶魔的疯狂报复，你将会沉沦到恶魔的境地……不是短时间，而是永无尽期；不是短时间，而是无限的百万纪元。”转信基督和服从教会——是这些牧师提供的答案，否则就意味着永恒的地狱煎熬。
“分隔之墙”
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是主张将宗教信仰从温什洛普心目中的政府的权力中解放出来的早期人物之一。他是跟随温什洛普来到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一名牧师。他的主要动机是将宗教从政府的虎口中解救出来，而不是将国家从教会中解放出来。尘世就是尘世，上帝的天国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把凯撒的事交给凯撒，”耶稣曾说过，“把上帝的事交给上帝。”威廉姆斯主张建造一堵“将教堂的花园与尘世的荒野隔开的灌木或围墙”。值得注意的是，威廉姆斯种植灌木和建墙的目的，不在于保护政府，而是为了保护宗教。他认为人的野心和其他恶劣天性，将会让教会发生质变，将信仰变成世俗政权的工具。
威廉姆斯相信，康斯坦丁大帝在四世纪转信基督教之举，远没有巩固基督教在世界上的地位，相反，它标志着基督教堕落的开端，因为基督教会从原来一切为神考虑演变成后来密切关心一个人间帝国的兴衰。威廉姆斯的目的“不是为了思想自由去争取思想自由”，他认为不同的追求上帝的途径之间没有高低之分，埃德蒙·S·摩根写道，“他之所以追求自由，是因为那是达到真正的上帝的唯一途径”。在威廉姆斯的眼里，“基督教堂的花园已经变成了国立宗教的荒野，康斯坦丁大帝统治下的世界，成了最不具备基督精神的基督教世界”。
那是一个不容易驳倒的观点。从亨利八世于1534年与罗马教堂决裂开始，因宗教和政治分歧引起的动乱，成了英国历史的一条主线。
亨利的女儿玛丽是个天主教徒，她将英国带回到她的信仰之中，因处决了那么多人而被称为“血腥的玛丽”。她的妹妹及继位者伊丽莎白，走了一条中间道路，但是，在她之后，出现了一个世纪的内讧和内战，其中包括查理一世人头落地的历史剧变。英国宗教取向定位的这种令人目眩的变幻——从天主教到英国国教，又回到天主教，再到伊丽莎白治下的二教兼容——使得威廉姆斯从更广的视野去观察问题。他曾说：“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土耳其人，还是天主教徒，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凭自己的良知行事，我都赞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