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室无骨肉情清祖制，皇子生，无论嫡庶，一堕地，即有保母持之出，付乳媪手。一皇子例须用四十人，保母八，乳母八，此外有所谓针线上人、浆洗上人、灯火上人、锅灶上人。至绝乳后，去乳母，添内监若干人为谙达，所以教之饮食，教之言语，教之行步，教之礼节。至六岁，则备小冠小袍褂小靴，教之随众站班当差，教之上学，即上书房也。黎明即起，亦衣冠从容而入乾清门，杂诸王之列，立御前。所过门限不得跨，则内侍举而置之门内，则又左顾右眄，仪态万方而雅步焉，皆谙达之教育也。自堕地即不与生母相见，每年见面有定时，见亦不能多言，不能如民间可以随时随地相亲近也。至十二岁，又有满文谙达教国语。至十四，则须教之以弓矢骑射。至十六或十八而成婚。
如父皇在位，则群居青宫，即俗呼阿哥所也；如皇崩，即率所生母并妻分府而居焉，母为嫡后则否，盖子已正位，即奉为太后矣。按：自襁褓至成婚，母子相见迨不过百余面耳，又安得有感情哉！皇女得较皇子为尤疏，自堕地至出阁仅数十面。更可诧者，每公主出嫁，即赐以府第，不与舅姑同居，舅姑且以见帝礼谒其媳。驸马居府中外舍，公主不宣召，不满〔？〕共枕席。每宣召一次，公主及驸马必用无数规费，始得相聚，其权皆在保母，则人所谓管家婆也。公主若不贿保母，即有所宣召，保母必多方间阻，甚至责以无耻。女子多柔懦而软，焉有不为其所制者。即入宫见母，亦不敢曲诉，势分相隔，不得进言，即言亦不听。所以有清一代公主无生子者，有亦驸马侧室所出。若公主先驸马死，则逐驸马出府，将府第房屋器用衣饰全数而入于宫中。除屋宇外，其入保母腰缠者，不可考也。大抵清公主十人而九以相思死。清之公主子女众多而又夫妇相得如民间者，二百年来仅宣宗之大公主与其夫符珍耳。大公主之初嫁也，有所召，亦为保母所阻，年余不得见驸马面，怒甚，忍而不言。一日入宫，跪宣宗前请命曰：“父皇究将臣女嫁与何人？”帝曰：“符珍非尔婿耶？”公主曰：“符珍何状？臣女已嫁一年，未之见也。”上曰：“何以不见？”女曰：“保母不使臣女见也。”上曰：“尔夫妇事保母焉得管？尔自主之可也。”公主得命，回府立斥保母，召符珍，伉俪甚笃，生子女八人，可谓有清以来，首屈一指。可见公主夫妇之相隔，帝并不知之。二百年来之公主，皆无此厚颜，故每每容忍，自伤以死。管家婆之虐待公主尤甚于鸨之虐妓。然宫中不授以照应之权，彼亦不能作恶，特因照应二字，推波助澜耳。不亦大可畏哉！不亦大可笑哉！吾甚与大公主为女中豪杰也。或曰此二者亦沿明制。
翁、李之隙李文忠之督畿辅也，凡有造船购械之举，政府必多方阻挠。或再四请，仅十准一二，动辄以帑绌为言。其甚者，或且谓文忠受外人愚，重价购窳败之船械而不之察。故文忠致刘丹庭书有云：“弟之地位似唐之使相，然无使相之权，亦徒唤奈何而已。”按其实，则政府齮龁之者非他人，即翁同龢也。同龢本不慊于文忠，因乃兄同书抚皖时，纵苗沛霖仇杀寿州孙家泰全家，同书督师，近在咫尺，熟视无睹。及为人参劾，上命查办，文忠时为编修，实与有力焉。然亦公事公办，并非私见也。同书由是革职遣戍。同治改元，始遇赦归而卒。然同龢因此恨文忠矣。使非文忠有大功于国，使非恭王知人善任，恐亦将以罪同书者罗织而罪文忠矣。所以光绪初年，北洋治海陆军，皆文忠竭力罗掘而为之。及甲午之败，文忠有所借口，而政府犹不悟也。当时朝士无不右翁而左李，无不以李为浪费，动辄以“可使制挺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为言。顽固乖谬，不达时务，众口一词，亦不可解。至因优伶杨三之死而为联语云：“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昌言无忌，不辨是非如此。所以梁鼎芬以劾文忠革职，同年故旧皆以为荣，演剧开筵，公饯其行，至比之杨忠愍之参严嵩。其无意识之举动，真堪发笑。
可见当时朝士之昧于时局，绝无开通思想也。甲午之役，文忠已许给小村寿太郎银百万，令其退兵。小村已允。及小村入京，文忠不料其觐见时，对上言之，上大怒。翁又怂恿谓文忠卖国。
附翁者又谓日本小国何足畏，翁听门生故旧言，一意主战。台湾之割，二万万兵费之赔，皆翁一人之力也。文忠愤激时对人曰：“小钱不花要花大钱，我亦无法。”呜呼！自古大将尽忠报国，未有不尝为群小所忌者，文忠犹幸不为岳忠武第二也。
李文史致谤之由当光绪初元，予以应试进京，但闻人言李文忠，无不痛詈之者，无论上下社会之人，众口一词，窃以为怪。按：文忠得谤之由，自苏绅起。当苏州克复之日，大兵进城，伪忠王府有牌坊一座，上刊颂语，款列众绅，如翁、潘、彭、汪等名，皆一时朝贵。合肥遣兵数百守之，不使拆。其实与名之人非建坊之人，无赖小绅借大绅之名以媚伪王。合肥不知，以为若辈竟暗通反寇，将穷治之，后察知其实，遂听其拆毁。然而苏人竟因此恨文忠矣。所不恨者，潘文勤耳，文忠口无择言，亦不能为之讳。光绪改元，恩科顺天乡试，适文忠因事入觐，公事毕，已请训辞行矣，因榜期在迩，遂勾留数日以候之。届期，文忠于贤良寺设筵，邀同乡显贵数人，秉烛宵以候报，至天明无一来者。遣人至顺天府阅榜，安徽竟无一人。文忠颇怏怏，即大言曰：“咸丰戊午，北闱不中吾皖一人，闹出柏中堂大案，不要今年又闹笑话罢。”即登舆出城而去。此言传于各主司之耳，岂能不恨乎？穆宗奉安之年，文忠照例办皇差。内廷派出大臣有灵桂者，亦大学士也。而文忠之走卒舆夫等，皆以为中堂仅合肥一人耳，又安知京中尚有无数中堂者。至尖站处，灵桂舆夫将灵桂大轿停堂中，文忠舆夫曰：“此我们中堂停舆地，尔何人敢停此！”灵之人曰：“我家亦中堂，且满中堂，位在尔中堂上。”李之人不服，大骂曰：“非我中堂，尔中堂尚有今日耶！”遂交哄。文忠闻之，命巡捕官传语止斗，且曰：“让让他，让让他，不要惹动癫狗乱咬人，不是顽的。”此言也，非指灵桂，乃暗指诸御史也。然灵桂闻之，岂有不恨之理。夫文忠尚能督畿辅二十年而不遭祸者，一由恭亲王倾心相托，二由慈禧尚有旧勋之念，三由文忠每年应酬宫闱亦属不赀，不然，危矣。予出入京师三十年，逮归自泰西后，始渐闻京师人有信仰文忠者，然亦不过十之二三耳。可笑者，甲午之年，予于冬初到京，但闻京曹官同声喧詈马建忠，竟有专折奏参，谓马遁至东洋，改名某某一郎，为东洋作间谍。盖以马星联之事，而归之马眉叔者。星联，字梅孙，浙江举人。癸未以代考职事革捕，而遁至东洋。建忠，号眉叔，江苏人，候选道，其时为招商局总办。言者竟合梅孙、眉叔为一人，可笑孰甚。予逢人为眉叔表白，人尚未信。予曰：“眉叔现在上海，一电即来，何妨试之。”及言于丁叔衡太史立钧，始遍告其同馆同年诸人。
即黄仲弢太史绍箕亦闻予言，始知眉叔之为人，然犹不深信也。
至谓文忠为大汉奸，眉叔为小汉奸，观御史安维峻劾文忠一疏，无一理由，真同狂吠，此等谏草实足为柏台玷，而当时朝野上下且崇拜之，交誉之。及获罪遣戍，贯市李家骡马店为之备车马，具糇粮，并在张家口为之赁居庐，备日用，皆不费安一文，盖若辈皆以忠义目安也。闭塞之世，是非不明，无怪其然。故有与文忠相善者，不曰汉奸，即曰吃教，反对者则人人竖拇指而赞扬之。若执《孟子》“皆曰可杀”一语，则文忠死久矣。
所以然者，文忠得风气之先，其通达外情，即在同治初元上海督师之日，不意三十年来，仅文忠一人有新知识。而一班科第世家，犹以“尊王室攘夷狄”套语，诩诩自鸣得意，绝不思取人之长，救己之短。而通晓洋务者，又多无赖市井，挟洋人以傲世，愈使士林齿冷，如水火之不相入矣。光绪己卯，总理衙门同文馆忽下招考学生令。光稷甫先生问予曰：“尔赴考否？”
予曰：“未定。”光曰：“尔如赴考，便非我辈，将与尔绝交。”一时风气如此。予之随使泰西也，往辞祁文恪师世长，文恪叹曰：“你好好一世家子，何为亦入洋务，甚不可解。”及随星使出都，沿途州县迎送者曰：“此算甚么钦差，直是一群汉奸耳。”处处如此，人人如此，当时颇为气短也。郭嵩焘之奉使英伦也，求随员十余人，竟无有应者。岂若后来一公使奉命后，荐条多至千余哉！邵友濂随崇厚使俄也，同年公饯于广和居，睢州蒋绶珊户部亦在座，竟向之垂泪，皆以今日此宴，无异易水之送荆轲也，其愚如此。及曾惠敏返国，又遣派十二游历官，遍游泰西，朝士始知有外交之一事，又知外洋并不无故杀人。谁之咎欤！时文害之，科名害之也。因述李文忠致谤之由，遂拉杂书之。
安维峻劾李文忠疏安疏既发抄，予录一通存之。窃怪语多不伦，何以朝野推重如此，诚不可解。观此可以知当时御史之伎俩，亦可知当时京官之锢蔽焉。疏云：奏为强臣跋扈，戏侮朝廷，请明正典刑，以专主权而平众怒，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故意勒扌肯之，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淮军将领望风希旨，未见贼，先退避，偶遇贼，即惊溃。李鸿章之丧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屡言之，臣不复赘陈。惟叶志超、卫汝贵均系革职拿问之人，藏匿天津，以督署为逋逃薮，人言啧啧，恐非无因。而于拿问之丁汝昌，竟敢代为乞恩，并谓美国人有能作雾气者，必须丁汝昌驾驭。此等怪诞不经之说，竟敢陈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为儿戏也。而枢臣中竟无人敢为争论著，良由枢臣暮气已深，过劳则神昏，如在云雾之中，雾气之说入而俱化，故不觉其非耳。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未明奉谕旨，在枢臣亦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人言，既不能以死生争，复不能以去就争，只得为掩耳盗铃之事，而不知通国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贼与邵友濂有隙，竟敢令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尚复成何国体！李经方为倭贼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贼之计。倭贼之议和诱我也，我既不能激励将士决计一战，而乃俯首听命于倭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意旨，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惟是朝廷被李鸿章恫喝，未及详审利害，而枢臣中或系李鸿章私党，甘心左袒；或恐李鸿章反叛，姑事调停。初不知李鸿章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实不能反。彼之淮军将领皆贪利小人，无大伎俩，其士卒横被克扣，则皆离心离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服李鸿章有余，此其不能反之实在情形，若能反则早反耳。
既不能反，而犹事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知有皇太后，而乃敢以雾气之说戏侮之也。
臣实耻之，臣实痛之。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倭贼有不破灭，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祖宗监临，臣实不惧，用是披肝胆，冒斧锧，痛哭直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奏上，奉旨革职，发往军台。时恭王再起秉政，适于是日请假，次日知之，斥同辈曰：“此等奏折，入字藏可也，何必理他，诸公欲成安之名耶！”众无言。此足见恭王之有识也。
金梅生之钻营金安清，字梅生，浙之嘉兴人。少游幕于南河，由佐杂起家，洊升至两淮盐运使。工诗古文词，尤长于理财。声色服玩宫室之奉，穷奢极侈。当咸丰季年，江南全省沦陷，仅江北十余州县地，金以运使驻泰州，督办后路粮台，设厘捐以供南北防军，岁有赢余。所用综核之员，其最著者曰杜文澜，曰宗源瀚，曰许道身。当其开办之初，传所派重要各员于内室，询其月需若干金始不绌。或曰多，或曰少，金颔之。次日授檄，则皆如其言而倍之，且谓之曰：“诸君但计日用，未计有意外事，今得此，并意外事亦足办矣。若此外更有一文染指者，军法从事。”众情踊跃。故以一隅之地而供给数万大军，无哗饷之虞，不可谓非人才也。金思大展骥足，包举一切，非入政府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