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一发首不书即位，即君臣之事也；书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妇之事也；书及邾盟，朋友之事也；书「郑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开首，人伦便尽在。
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风，却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看，不必如孙明复之说。孙明复云：「文九年冬，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与此不称夫人义同，讥其不及事，而又兼之贬也。」
义刚曰：「庄公见颍考叔而告之悔，此是他天理已渐渐明了。考叔当时闻庄公之事而欲见之，此是欲拨动他机。及其既动，却好开明义理之说，使其心豁然知有天伦之亲。今却教恁地做，则母子全恩，依旧不出于真理。此其母子之间虽能如此，而其私欲固未能莹然消释。其所以略能保全，而不复开其隙者，特幸耳。」曰：「恁地看得细碎，不消如此。某便是不喜伯恭博议时，他便都是这般议论。恁地忒细碎，不济得事。且如这样，他是且欲全他母子之恩。以他重那盟誓未肯变，故且教他恁地做。这且得他全得大义，未暇计较这个，又何必如此去论他？」
陈仲蔚问：「东莱论颍考叔之说是否？」曰：「古人也是重那盟誓。」又问：「左传于释经处但略过，如何？」曰：「他释经也有好处。如说『段不弟，故不言弟。称「郑伯」，讥失教也』。这样处，说得也好，盖说得阔。」又问：「『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这也不可谓知人。」曰：「这样处，却说得无巴鼻。如公羊说，宣公却是宋之罪脑。左氏有一个大病，是他好以成败论人，遇他做得来好时，便说他好；做得来不好时，便说他不是；却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这是他大病。叙事时，左氏却多是，公谷却都是胡撰。他去圣人远了，只是想象胡说。」或问：「左氏果丘明否？」曰：「左氏叙至韩魏赵杀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决非丘明。」
「夫人子氏薨」，只是仲子。左氏「豫凶事」之说，亦有此理。「考仲子之宫」，是别立庙。二年。
问：「石碏谏得已自好了，如何更要那『将立州吁』四句？」曰：「也是要得不杀那桓公。」又问：「如何不禁其子与州吁游？」曰：「次第是石碏老后，柰儿子不何。」又问：「杀之，如何要引他从陈去？忽然陈不杀，却如何。」曰：「如吃饭样，不成说道吃不得后，便不吃，也只得吃。」二年。
陈仲蔚说「公矢鱼于棠」，云：「或谓『矢』，如『皋陶矢厥谟』之『矢』。」曰：「便是乱说。今据传曰：「『则君不射』，则『矢鱼』是将弓矢去射之，如汉武帝亲射江中蛟之类。何以见得？夫子作春秋，征只书征，伐只书伐，不曾恁地下一字。如何平白无事，陈鱼不只写作『陈』字，却要下个『矢』字则么？『遂往陈鱼而观之』这几句，却是左氏自说。据他上文，则无此意。」五年。
「郑人来渝平。」渝，变也。盖鲁先与宋好，郑人却来渝平，谓变渝旧盟，以从新好也。公谷作「输平」。胡文定谓以物而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输」，则渝之义自在其中。如秦诅楚文云：「变输盟刺。」若字义则是如此，其文意则只是「渝」字也。六年。
因言勇而无刚，曰：「刚与勇不同：勇只是敢为，刚有坚强之意。」九年。
桓公有两年不书秋冬，说者谓，以喻时王不能赏罚。若如是，孔子亦可谓大迂阔矣！某尝谓，说春秋者只好独自说，不可与人论难。盖自说，则横说竖说皆可，论难着便说不行。桓四年七年。
春秋书「蔡人杀陈佗」，此是夫子据鲁史书之。佗之弒君，初不见于经者，亦是鲁史无之耳。六年。
问：「书蔡威侯，文定以为蔡季之贤，知请谥，如何？」曰：「此只是文误。」十七年。
问：「鲁桓公为齐襄公所杀，其子庄公与桓公会而不复雠，先儒谓春秋不讥，是否？」曰：「他当初只是据事如此写在，如何见他讥与不讥？当桓公被杀之初，便合与他理会。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贤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兴复雠之师。只缘周家衰弱，无赴愬处，庄公又无理会，便自与之主婚，以王姬嫁齐。及到桓公时，又自隔一重了。况到此事体又别。桓公率诸侯以尊周室，庄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齐，乃是叛周。」曰：「使庄公当初自能举兵杀了襄公，还可更赴桓公之会否？」曰：「他若是能杀襄公，他却自会做伯主，不用去随桓公。若是如此，便是这事结绝了。」僩录详见本朝六。
荆楚初书国，后进称「人」，称爵，乃自是他初间不敢骤交于中国，故从卑称。后渐大，故称爵。庄十年。
「成风事季友，与敬嬴事襄仲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如书『季子来归』，是也。」人杰谓：「季子既归，而闵公被弒，庆父出奔。季子不能讨贼，是其意在于立僖公也。」先生曰：「纵失庆父之罪小，而季子自有大恶。今春秋不贬之，而反褒之，殆不可晓。盖如高子仲孙之徒，只是旧史书之，圣人因其文而不革。所以书之者，欲见当时事迹，付诸后人之公议耳。若谓季子为命大夫，则叔孙婼尝受命服，何为书名乎？」闵元年。
「春秋书『季子来归』，恐只是因旧史之文书之，如此宽看尚可。若谓『春秋谨严』，便没理会。或只是鲁乱已甚，后来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顿得个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与取管仲意同。然季子罪恶与庆父一般，春秋若褒之，则此一经乃沦三纲、斁九法之书尔！当时公子牙无罪，又用药毒杀了。季子赐族，此亦只是时君恩意，如秦呼吕不韦作『尚父』耳。」正淳曰：「季子虽来归，亦有放走庆父之罪。」曰：「放走庆父罪小，它自身上罪大，亦治庆父不得。」[莹田-玉]录云：「『春秋书「季子来归」，不知夫子何故取季友？恐只是如取管仲之意，但以其后来有功社稷，所以更不论其已前罪』正淳曰：『说者谓是国人喜季子之来，望其讨庆父之罪，故春秋因如此书之。及后来不能治庆父，则季子之可贬者亦可见矣。』曰：『季子之罪，不在放走了庆父，先已自有罪过了！』」
问季友之为人。曰：「此人亦多可疑。诸家都言季友『来归』，为圣人美之之辞。据某看此一句，正是圣人着季氏所以专国为祸之基。又，『成风闻季氏之繇，乃事之』。左氏记此数句，亦有说话。成风没巴鼻，事他则甚？据某看，此等人皆鲁国之贼耳！」又问子家子。曰：「它却是忠于昭公。只是也无计划，不过只欲劝昭公且泯默含垢受辱，因季氏之来请而归鲁耳。昭公所以不归，必是要逐季氏而后归也。当时列国之大夫，如晋之栾，鲁之季氏，郑之伯有之徒，国国皆然。二百四十二年，真所谓五浊恶世，不成世界！孔子说：『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不知如何地做？从何处做起？某实晓不得。」或曰：「相鲁可见。」曰：「他合下只说得季威子透，威子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及后来被公敛处父一说破了，威子便不信之，孔子遂做不得矣。孟子说五年七年可『为政于天下』，不知如何做，孔子不甚说出来。孟子自担负不浅，不知怎生做也。」
「『季子来归』，如『高子来盟』、『齐仲孙来』之类。当时鲁国内乱，得一季子归国，则国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鲁史喜而书之。夫子直书史家之辞。其实季子无状，观于成风事之可见。一书『季子来归』，而季氏得政，权去公室之渐，皆由此起矣。」问：「鲁君弒而书『薨』，如何？」曰：「如晋史书赵盾弒君，齐史书崔杼弒君，鲁却不然，盖恐是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韩宣子所谓周礼在鲁者，亦其一事也。」问诸侯书「卒」。曰：「刘道原尝言之，此固当书『卒』。」问：「鲁君书『薨』，而诸侯书『卒』；内大夫卒，而略外大夫，只是别内外之辞。」曰：「固是。且如今虏主死，其国必来告哀，史官必书虏主之死。若虏中宰相大臣，彼亦不告，此亦必不书之也。但书『王猛』，又书『王子猛』，皆不可晓。所谓『天子未除丧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此乃据春秋例以为之说耳。」
「齐桓公较正当，只得一番出伐。管仲亦不见出，有事时只是遣人出整顿。春秋每称『齐人』。左传上全不曾载许多事，却载之于国语，及出孟子。吕丈言，左传不欲见桓公许多不美处，要为桓公管仲全之。孟子所载桓公，亦自犯了，故皆不载。」曰：「左氏有许多意思时，却是春秋。左氏亦不如此回互，只是有便载，无便不载。说得意思回互如此，岂不教坏了人！晋文公诡谲，如侵曹，伐卫，皆是当时出时不礼之私，却只名谓『治其从楚』。如书『晋侯伐卫』，辞意可见。又书『楚人救卫』，如书『救』，皆是美意。中国之诸侯，晋以私伐之，乃反使楚人来救！如『晋侯侵曹』，『晋侯伐卫』，『楚人救卫』，其辞皆圣人笔削，要来此处看义理。今人作春秋义，都只是论利害。晋侯侵伐皆自出。」僖四年。
问：「齐侯侵蔡，亦以私，如何？」曰：「齐谋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耳，非素谋也。」问：「国语左传皆是左氏编，何故载齐桓公于国语，而不载于左传？」曰：「不知二书作之先后。温公言先作国语，次作传。又有一相识言，先左传，次国语，国语较老如左传。后看之，似然。」
昔尝闻长上言，齐威公伐楚，不责以僭王之罪者，盖威公每事持重，不是一个率然不思后手者。当时楚甚强大，僭王已非一日。威公若以此问之，只宜楚即服罪；不然，齐岂遽保其必胜楚哉？及闻先生言及，亦以为然。
春秋书「会王世子」，与齐威公也。五年。
晋里克事，只以春秋所书，未见其是非。国语载骊姬阴托里克之妻，其后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说。他当时只难里克，里克若不变，太子可安。由是观之，里克之罪明矣。后来杀奚齐卓子，亦自快国人之意，且与申生伸冤。如春秋所书，多有不可晓。如里克等事，只当时人已自不知孰是孰非，况后世乎？如蔡人杀陈佗，都不曾有陈佗弒君踪迹。「会王世子」，却是威公做得好。九年。
或问：「春秋书『晋杀其大夫荀息』，是取他否？」曰：「荀息亦未见有可取者，但始终一节，死君之难，亦可取耳。后又书『晋杀其大夫里克』者，不以弒君之罪讨之也。然克之罪则在中立。今左传中却不见其事，国语中所载甚详。」十年。
问：「里克丕郑荀息三人，当初晋献公欲废太子申生，立奚齐，荀息便谓『君命立之，臣安敢贰』？略不能谏君以义，此大段不是。里克丕郑谓『从君之义，不从君之惑』，所见甚正，只是后来却做不彻。」曰：「他倒了处，便在那中立上。天下无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柰何他不得，便用自死。今骊姬一许他中立，他事便了，便是他只要求生避祸。正如隋高祖篡周，韦孝宽初甚不能平，一见众人被杀，便去降他，反教他添做几件不好底事。看史到此，使人气闷。」或曰：「看荀息亦有不是处。」曰：「全然不是，岂止有不是处？只是办得一死，亦是难事。」文蔚曰：「里克当献公在时，不能极力理会；及献公死后，却杀奚齐，此亦未是。」曰：「这般事便是难说。献公在日，与他说不听，又怎生柰何得他？后来亦用理会，只是不合杀了他。」
吴楚盟会不书王，恐是吴楚当时虽自称王于其国，至与诸侯盟会，则未必称也。二十一年。
诸侯灭国，未尝书名。「卫侯毁灭邢」，说者以为灭同姓之故。今经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书「卫侯毁」卒，恐是因而传写之误，亦未可知。又曰：「鲁君书『薨』，外诸侯书『卒』。刘原父答温公书，谓『薨』者，臣子之词。温公亦以为然。以『卒』为贬词者，恐亦非是。」二十五年。
臧文仲废六关，若以为不知利害而轻废，则但可言不知。所以言「不仁」者，必有私意害民之事。但古事既远，不可考耳。有言：「臧文仲知征之为害而去之，遂并无以识察奸伪，故先生云然。」文二年。
僖公成风，与东晋简文帝郑太后一也，皆所以着妾母之义。至本朝真宗既崩，始以王后并配。当时群臣亦尝争之，为其创见也。后来遂以为常，此礼于是乎紊矣。四年。
胡氏春秋，文八年记公孙敖事云：「色出于性，淫出于」其说原于上蔡，此殊分得不是。大凡出于人身上道理，固皆是性。色固性也，然不能节之以礼，制之以义，便是恶。故孟子于此只云「君子不谓性也」，其语便自无病。又曰：「李先生尝论公孙敖事，只如京师不至而复，便是大不恭。鲁亦不再使人往，便是罪。如此解之，于经文甚当，盖经初无从己氏之说。」人杰录云：「胡氏只贬他从己氏之经文元不及此事。」八年。
「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齐」，恐是当时史官所书如此。盖为如今鲁史不存，无以知何者是旧文，何者是圣人笔削，怎见得圣人之意？宣元年。
晋「骊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而以卿为公室大夫，这个便是六卿分晋之渐。始骊姬谋逐群公子，欲立奚齐卓子尔。后来遂以为例，则疑六卿之阴谋也。然亦不可晓。三年。
植因举楚人「卒偏之两」，乃一百七十五人。曰：「一广有百七十五人，二广计三百五十。楚分为左、右广，前后更番。」十二年。
宣公十五年，「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春秋之责宋郑，正以其叛中国而从夷狄尔。中间讳言此事，故学者不敢正言，今犹守之而不变，此不知时务之过也。罪其贰霸，亦非是。春秋岂率天下诸侯以从三王之罪人哉！特罪其叛中国耳。此章，先生亲具章浦县学课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