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斋虽不主玩言性道，而论性则有不同于宋明诸儒者，亟称孟子为不善非才之罪之言，而重复为图以说明之。曰：“中浑然一性善也。见当爱之物，而情之恻隐能直及之，是性之仁。其能恻隐以及物者，才也。见当断之物，而情之羞恶能直及之，是性之义。其能羞恶以及物者，才也。见当敬之物，而情之辞让能直及之，是性之礼。其能辞让以及物者，才也。见当辨之物，而情之是非能直及之，是性之智。其能是非以及物者，才也。不惟圣贤与道为一，虽常人率性，亦皆如此，更无恶之可言。故孟子曰：乃若其情，可以为善；若为不善，非才之罪。及世味纷乘，贞邪不一，惟圣人禀有全德，大中至正，顺应而不失其则。下此者，才色诱于外，引而之左，则蔽其当爱而不见，爱其所不当爱，而贪营之刚恶出焉；私小据于己，引而之右，则蔽其当爱而不见，爱其所不当爱，而鄙吝之柔恶出焉。以至羞恶被引而为侮辱残忍，辞让被引而为伪饰谄媚，是非被引而为奸雄小巧，种种之恶所从来也。然种种之恶，非其不学之能，不虑之知。必且进退龃龉，本体时见。不纯为贪营鄙吝诸恶也，犹未与财色等相习而染也。斯时也，惟贤士豪杰，禀有大力。或自性觉悟，或师友提撕，知过而善反其天。又下此者，赋禀偏驳。引之既易，而反之甚难。引愈频而蔽愈远，习渐久而染渐深。以至染成贪营鄙吝之性之情，而本来之仁，不可知矣。染成侮辱残忍之性之情，而本来之义，不可知矣。染成伪饰谄媚之性之情，与奸雄小巧之性之情，而本来之礼智，俱不可知矣。呜呼！祸始引蔽，成于习染。以耳目鼻口四肢百骸可为圣人之身，竟呼之曰禽兽；犹币帛素色，而既污之后，遂呼之曰赤帛黑帛也。而岂其材之本然哉！”（《存性编·性说》）习斋之意，盖不认气质之恶，以恶皆由外之引蔽习染而然。此与陆桴亭论性相合，故其《与桴亭书》有喜先得我心之语（见《习斋记余》）。然习斋更有视桴亭为进者。习斋不独谓气质之偏无害于善，且以为气质之偏正可为善。故曰：“偏至者，可以为偏至之圣贤。宋儒乃以偏为恶。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存性编·性理评》。有节文）又曰：“气禀偏而即命之曰恶，是指刀而坐以杀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杀贼乎？”（同上）习斋于宋儒之中，独许胡安定、张横渠。曰：“仆学之宋儒中，止许胡安定、张横渠，为有孔门之百一。”（《习斋记余·寄李复元处士书》）又曰：“宋儒胡子外，惟横渠为近孔门学教。”（《存学编·性理评》）然至横渠变化气质之说，则力非之。曰：“人之质性各异，当就其质性之所近，心志之所愿，才力之所能，以为学，则无龃龉扞格终身不就之患。故孟子于夷、惠曰不同道，惟愿学孔子。非止以孔子独上也，非谓夷、惠不可学也。人之质性近夷者，自宜学夷；近惠者，自宜学惠。今变化气质之说，是必平丘陵以为川泽，填川泽以为丘陵也。不亦愚乎？且使包孝肃必变化而为庞德公，庞德公必变化而为包孝肃，必不可得之数。亦徒失其为包为庞而已矣。”（《四书正语》）夫孟子主性善，则曰扩充。荀子主性恶，则曰矫饰。变化气质，荀子矫饰之说也。宋儒分理义之性，气质之性，固调停孟、荀而兼用之者，特未肯明言之耳。今习斋一以孟子性善为归，则其不然于变化气质者，盖不足异。且习斋讥濂溪，而所作《人论》有云：“太极肇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之清焉者，气也；浊焉者，形也。气皆天也，形皆地也。天地交通变化，而生万物。飞潜动植之族，不可胜辨；形象运用之功，不可胜穷。莫非天地之自然也。凡主生者皆曰男，主成者皆曰女。妙合而凝，则又生生不已焉。天地者，万物之大父母也；父母者，传天地之化者也。而人则独得天地之全，为万物之秀也。”（《习斋记余》）即本之濂溪《太极图说》。然此犹可曰早年所作也。若夫《存性编》固恕谷所谓先生悟圣学后著者（见恕谷《存治篇书后》），而如刚恶柔恶云云，亦濂溪《通书》中语。从知习斋于宋儒之书，亦有取有舍。如近人专取习斋攻击宋儒之言论，为之标榜，一若颜、李之学，与程、朱之学不能并存天壤间者，殆未之深考也。
习斋、恕谷，论治不讳功利。习斋著《宋史评》，辨王安石之被诬（见《习斋记余》），而恕谷则力称江陵之功（江陵，明张文忠公居正也，见《恕谷文集》）。《瘳忘编》者，恕谷自称因习斋《存治编》而作，以广其条件者也（见《存治篇书后》）。而其论治道曰：“‘治有道乎？’曰有。‘其道一乎？’曰不一。‘敢问其不一何也？’曰：有全道，有偏道。‘何全何偏？’曰：全者王道，偏者清净也，刑名也。‘其道如何？’曰：六府三事（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亦见《大禹谟》），教养兼举，可以光四表，格上下者，王道也；清净则休养元气护惜民物，不妄生一事，是谓黄老之学；刑名则强公室，杜私门，因名核实，令行禁止，是谓申、韩之学。曰：‘三者固各分乎？’曰：分之中亦有合焉。王道，兼清净、刑名者也。至于清净，未始不附王道以行也，不附之不治，而清净中亦有刑名。刑名，未始不附王道以行也，不附之不治，而刑名中亦有清净。但其握要者，各有所在耳。曰：‘亦有弊乎？’曰：王道无弊，行王道者弊也；清净之弊为虚谈，虚谈而废弛；刑名之弊为苛酷，苛酷而乖离。然亦有似弊而实非者，牵制文义如汉元，纷更制度如王莽，贼王道者也；怠弃万机如明神宗，贼清净者也；杀人若刈草菅如高洋、苻生，贼刑名者也。非流弊也。”（并《瘳忘编·续论》）以黄、老、申、韩之用为不背于王道，此后儒硁硁所万不敢言者也。习斋于当时学者，唯敬服一陆桴亭。而恕谷《瘳忘编》既成，撮录桴亭《思辨录》附于其后。又《大学辨业题辞》首称引《思辨录》“大学之法，所以教人为大学之道，后世但有大学之道，而无所谓大学之法”之言。即恕谷之于桴亭，亦可知矣。抑习斋门下，有大兴王昆绳源，著《平书》十卷，与恕谷商订之。而亦尝与唐铸万游，铸万称其敏达（见《潜书·劝学篇》）。则其时志学之士，多有交往，故能成其广大。不独方望溪（苞）与恕谷易子而教，为世称道已也（《望溪集》有《恕谷墓志》叙其与恕谷、昆绳论学同异甚详。惟谓恕谷因己言改其师法，则恕谷门人刘调赞尝辨之，见《恕谷年谱》）。
第十一回 戴东原
清代汉学大师首推东原。东原师婺源江慎修永。永有朱子《近思录注》，盖犹兼为宋儒性理之学者。而东原则举宋儒之学尽推翻之。东原名震，安徽休宁人。始就塾，塾师授《大学章句》，问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曰：“此朱子云尔。”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周、宋相去几何时？”曰：“几二千年。”曰：“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不能答。其读书必穷究实在，盖自幼即如此。长通训诂考证之学。中乾隆二十七年乡试。四库全书馆开，因于文襄公（敏中）荐，特召以举人充纂修官。四十年，会试，不第。被命一体与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庶吉士。越二年，竟卒于官。年五十有五。平生著述甚富，而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仁义礼智、言诚、言权，皆与孔、孟之旨不合，类糅杂二氏之言。于是作《孟子字义疏证》及《原善》、《论性》诸篇。既又取《原善》而援据经义，为之疏通证明焉。今《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并收入《戴氏遗书》，而《论性》及《原善》本文，又见《东原集》。其后阮文达公元作《性命古训》、《论语论仁篇》（见《研经室文集》），焦里堂循（甘泉人）著《论语通释》《孟子正义》，要皆根据东原以为说。
东原所最指斥宋儒者。为程子“性即理也”之言，而朱子《中庸注》引之。东原以为：“理者分理。故《中庸》言文理密察。孟子言条理。未有虚悬一物以为之理者。今虽至愚之人，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曰理。盖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夫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也。”（见《孟子字义疏证》。本文甚长，撮其意如此）且颜习斋作《四书正误》亦尝有是说矣。曰：“理者，木中纹理也。指条理言。”又曰：“前圣鲜有说理者，孟子忽发出，宋人遂一切废弃，而倡为明理之学。不知孟子所谓理义悦心，有自己注脚，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仁义等又有许多注脚。”故戴子高即谓东原作《孟子绪言》本于习斋之说（见《颜氏学记》）。夫东原是否本之习斋不可知，若其说则固相合矣。顾吾观《后汉书·朱穆传》，其《崇厚论》曰：“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也。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惮礼也。”以理与道对言，汉人即已有之，夫曰理曰道，皆虚为之象者也。今谓宋人始言理，而以理为如有物失之凿，殆为不深考矣。虽然，习斋、东原，亦有为而发之者也。东原之言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又曰：“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有物必有则，以其则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非别有理以予之而具于心也。心之神明于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则。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其照不谬也。”（并《孟子字义疏证》）夫自理之说盛，而天下有外情以言理者矣，有外事以言理者矣。外情以言理，外事以言理，则所谓意见是也。程、朱未尝教人以意见为理也。而后之人以意见为理者，则未尝不藉口于程、朱之言。是以东原从而辨之。观其反复于意见之害，而曰：“彼目之曰小人之害天下后世也，显而共见。目之曰贤智君子之害天下后世也，相率趋之以为美言。其入人心深，祸斯民也大，而终莫之或寤。”（《孟子字义疏证序》）为意不可见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