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的非凡之处，在于她从“极左”政治造成的可怕的灾难里，升华出了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在《思痛录》的“缘起”部分，她说过这样一段话：“这部历史，不论由谁来写，不论是写得直抒胸臆或委曲婉转，实际上都不能不写成我们的领导，（干脆说毛泽东主席吧）这些年打击人的历史，整人的历史。他犯错误的历史这么多年，一茬又一茬，人们刚抱点希望，他又来了。不像是马克思主义常说的无产阶级去消灭资产阶级，倒像是无产阶级对自己的领导人也来有计划地一层一层加以消减。正如文革中的口号‘打倒一切’在实现似的。”1989年4月30日，在《思痛录》的“结语”部分，她又说了这样一段大彻大悟的话：“不把过去那打倒一切的错误方针从根推倒，如何能够开始改革？不许人做一个人，一个与人平等的人，他如何能够自由的思想？又如何能够动手做他要做的事（改革）？经济改革是重要的，但是，要把那种把打倒一切当方针，动辄取消人的人格，动不动戴帽子的路线永远推翻，使中国人也有发挥聪明才智的平等机缘，是更重要的。……像过去几十年来那样地搞运动的政策，一会儿你是右派，一会儿他是反革命，如前所说，由于多年积账，把许多与共产党没仇没恨的普通人吓跑。这种做法，却是全世界所没有的天下最大坏事。我们把这一条最坏的国策取消了，这才是最大的成就。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胜于最高明的独裁，它使我抱着最高的希望。”
内心的困惑和痛苦，并没有使韦君宜沮丧绝望，心灰意冷，而是给她提供了反思历史和重构理想的机缘。她的充满忧患精神的作品，包含着这样的理念和思想，那就是，对过去的“极左”的政治错误，以及动辄“打倒一切”的消极习惯，必须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批判，而人的价值和尊严，必须受到充分的尊重，人的自由而平等的权利，必须受到充分的保护，——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自由地思想；只有给他自由而平等地思想的机会，一个人才能“动手做他要做的事”。然而，说到底，“极左”政治本质上就是不尊重人的政治；它无视人文主义价值体系中最可宝贵的东西——自由和平等，由于这种缺陷和局限，它客观上遏抑了人们的精神成长和创造力的发挥，进而严重地阻滞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造成了整个社会生活全面的混乱和倒退。
四 普遍同情与忏悔精神
无疑的，韦君宜不是张志新，也不是李九莲；不是林昭，也不是钟海源；不是王佩英，也不是陆兰秀。她不是敢于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斗士。“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怃。昊天已威，予慎无罪。昊天泰怃，予慎无辜。”（《诗经·巧言》）在人人自危的时代，她也恐惧，也沉默，甚至为了自保，也做违心事。但是，她本质上是一个善良的人，从未干过特别出格的事情。她的良心始终是醒着的，始终在不安而痛苦地挣扎着。
做为一个多愁善感而又富有同情心的人，韦君宜始终保持着对生活和他人的善念和爱意；无论对自己的不幸，还是对他人的痛苦，她都特别敏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极度敏感的人，却在“向阳湖”受尽了虐待和侮辱，就连孩子都敢肆无忌惮地玩“恶作剧”戏弄她。冰冷的现实生活让她痛苦和绝望。她把目光投向了天空和大地：“我记得在秋天挖泥做砖时，下午小休。这时已经取消了我的挨斗供娱乐的任务，可以休息了。满地都是供和泥用的干稻草，天上是暖融融的秋日太阳。我就找了一个附近没有人的大草堆，伸脚躺下，仰望蓝天，真比盖被子还要暖和，比睡在大玻璃窗下还要敞亮，一下子就让我脱离了这个受苦受难的人的世界，躺在了地母的怀里。”在这段叙述里，韦君宜写到了蓝天、阳光和地母，通过与温暖、美好的大自然的对比，彰显了人间闹剧的丑恶和人情世态的炎凉，既升华出了一种充满悲感的诗性意味，也包含着强烈的反讽力量和评判锋芒。
一个作家如果只是哀哀哭诉自己的委屈和不幸，只是表达一己的愤怒和不满，那么，他的作品，就不会打动人，就不会有太大的价值。普遍同情的仁慈态度，使韦君宜超越了自哀自怜的局限，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更多的不幸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一本薄薄的《思痛录》里，韦君宜竟然提到了那么多人，竟然写了那么多人的悲惨遭遇，例如，在《抹不去的记忆》一章中，她追忆了“文革”期间在“干校”死去的“十个无罪者”，其中就有《静静的顿河》的译者金人先生。她同情一切陷入逆境的人，尤其同情那些籍籍无名的普通人，——如果不是她，那些冤死在“干校”的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恐怕早就被人们遗忘得干干净净了。
韦君宜怀着悲痛和自责的心情，叙述了爱人杨述的不幸而又荒诞的遭遇：“我要写的不是我个人的悲痛，那是次要的。我要写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在十年浩劫中间受了苦，挨了打，挨了斗，这还算是大家共同的经历，而且他的经历比较起来还不能算最苦的。实际上他最感到痛苦的还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对党、对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当做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弄。他曾经以信仰来代替自己的思想，大家现在叫这个为‘现代迷信’，他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老一代的信徒。但是，人家那种残酷的游戏终于迫使他对于自己这宗教式的信仰发生疑问。这点疑问是不容易发生的啊！是付了心灵中最苦痛的代价的！可惜他并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个自我解剖的过程，是怀抱着这些疑问死去的。我相信，如果他再活几年，他会对自己看得更清楚些。现在是不可能了，只能由我代他写下来。”
韦君宜单位的同事李兴华，本来是个“左派”，但却被“平衡”成了“右派”，她觉得心里始终觉得对他不起。她看见他在“下放”的地方形容憔悴，而且苦恼于不知怎么“改造”自己。韦君宜这样“勖勉”他：“今后你除劳动外就注意低头走路，少说话，在吃饭上尽量别吃好的，多吃坏的，也就是一种改造了。”这给了李兴华极大的安慰。“我怔怔地看着他走出那条农村的小巷，看着这个人显然已消瘦的背影，想起初见时那个厚墩墩的样子，忽然悲从中来。我在这个四顾无人的破屋里没有必要再抑制自己，就伏在那破窗台上，放声哭了一场。”在一个人心普遍冷化和硬化的时代，能有这样的慈悲心肠，能以如此强烈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一个不幸者的同情和怜悯，实在是太难得了。
有爱心和同情心的厚道人，也许并不少见，但是，有罪感和忏悔精神的人，就不是很多了。耻感意识很强而罪感意识薄弱，这是我们民族性格中的一个特点。这就使得我们在报仇雪耻的时候，可以卧薪尝胆，受胯下之辱，但是，对于罪恶，我们却往往抱一种马马虎虎、麻木不仁的态度，——无论小的罪错，还是大的罪恶，无论是自己的责任，还是别人的错误，我们多取一种不了了之的态度，很快就将种种罪孽遗忘得干干净净。
因为不满他们的健忘和缺乏反省精神，不满他们的避重就轻的写作姿态，韦君宜曾尖锐地批评那些“青春无悔”的“知青作家”：
那最年轻的，最早动手打人的学生们呢？他们一开始是到处挨门挨户斗争，被学生打死者，听说甚多，我不能统计。知道的有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云（耘）同志，无故死于女学生之手。罪状没有，只因她是个领导。还知道分司厅中学的一个、育英中学的陈沅芷一个。大学校长知道高芸生被逼死。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一时竟成了凶神恶煞，无人敢惹。开口闭口：“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更不懂什么是资本主义文化，反正学校里念的都是，都不要。于是，先是把学校一律改名“抗大”，每日只出门造反，在家斗老师，不再上课。后来学校一律关门，学生们全国去跑。然后大学“恢复”了，要高小毕业生去升大学，叫做“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不必赘述。只说这些胡闹了二三年的学生们，最后结果是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全体赶到北大荒、云南边境、内蒙古、陕北边区……种地去了。书，就是你想读也不让读了。孩子们在农村里受够了苦，才慢慢明白了自己那样对待父母和师长是错了。明白自己把青春白白扔掉，是难以挽回了。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十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
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还不够。
这样的批评，也许责之太切（事实上，史铁生就写过《“文革”记愧》），但却是语重心长的，是含着大关怀和大忧患的，很值得那些“没有文化”而又一味追怀“燃情岁月”的知青作家深长思之。
其实，韦君宜责人固然严格，但责己更加无情。她的一个可贵之处，就在于始终将解剖的刀锋指向自己，以少见的反省精神和道德勇气，将自己在非常时期的“阴暗面”暴露给读者看。在中篇小说《洗礼》中，她就开始涉及自我解剖和自我忏悔的主题；这篇小说中的人物王辉凡在日记中写道：“受了刑的我，不能不想到我过去亦曾刑人——不是鞭打火烙，而是由于我一语，致人于流离伤残之苦。……我考虑政策，而很少考虑到按当时政策处理后，那些受影响的人。对于农民和干部，都一样。我看他们大约如同‘秦人视越人肥瘠’。”在《思痛录》中，韦君宜则将自己当做解剖的对象：“我在反右运动中间也干了些违背良心，亦即违背党性的事。我甚至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黄秋耘同志的《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灵魂的悲剧》，都被中宣部点名批判。他是《文艺学习》的人，《文艺学习》必须表态。我竟然执笔去写批判他的文章！在这一段，我和他是患难与共的。两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对秘密诉说无法告人的苦闷和愤懑。这种文章我怎么能写！但是我居然写了，我胡说八道了一番，署名‘朱慕光’，写完便交给秋耘自己看。他看了只笑一笑，说：‘叫余向光更好，表示你向往光明，不曾看见人民疾苦啊。’”韦君宜对自己“胁从为恶”的批评，严肃而真诚，是很值得称道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发生了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一时气氛甚为紧张，颇有剑拔弩张之势。虽然在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中，周扬的学术观点更有现实感和针对性，因而更为可取，但他却处于被打压的下风。他希望得到“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然而，当周扬问韦君宜“你们的态度怎样”时，她却怕惹火烧身，以“不懂哲学”敷衍了过去。后来，她反复想起那句“不懂哲学”的话，“不禁越想越愧怍难禁”：“我还是那个不分是非，不敢在是非面前挺身而出的旧我。我分不清是非吗？头脑里没有是非吗？应该是有的，可是我为什么不敢在周扬面前和别的客人面前响亮地回答：‘我不同意那个批判，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韦君宜的丈夫杨述在“文革”中受到极为残酷的毒打和折磨，遭遇极其悲惨。他去世后，韦君宜才慢慢地了解到了他的苦况，也为自己以前没有好好待他而自责不已：“他死前一年半，还挣扎着写些短小的悼文，还去参加听报告，听会，还去要求工作。但是，他已经说不出几句意见来了。过去的‘宣传家’姿态完全消失，要叫新认识他的人来看，这人大概不过是个老废物。而他自己还不肯承认，还老跟我计议能做什么工作，到哪里去工作，至昏倒的前一天，还对我说：‘大夫说过我还能好。’我知道这已不可能，也就不再同他多谈。他的突然去世才使我感到，自己在最后的时间里实际上也是在虐待他，我自己也同样有罪，虐待了这个老实人。号啕痛哭悔恨锥心都已无济于事。”
韦君宜的忏悔，涵盖了公德和私德两方面，从外部的社会性生活，到内部的家庭生活，都涉及到了；她的忏悔也是具体而微、落到实处的，绝无空洞虚泛之弊。在文过饰非业已成为文化习惯的文化语境里，她的这种真诚的忏悔，就具有了特别高尚的性质和特别重要的意义。她的显示着忏悔精神和反思勇气的作品，也许不会引起国外汉学家们的注意，也许不会受到“诺奖”评委们的青睐，但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来讲，却有着特别值得珍视的价值。就此而言，韦君宜才是最值得我们尊敬和热爱的当代作家，而《露莎的路》和《思痛录》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读者认真阅读的伟大作品。
2012年10曰28日，北京北新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