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白了张星一眼说，你以为我不恨他，你以为我和他一起共事就忘了咱家的仇。可仇归仇，咱不能做傻事更不能触犯法律。再说许大雷他纵然可恨可也有让人佩服的地方，在工作上他相当敬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见他休过几天。对被他处理过的当事人从不随便罚款更不吆五喝六。他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难得了。
“哼！那要看和谁比？”张星把嘴一撇轻蔑地说，“和那个罚了二百万只有二百块合法的所长比他自然算好的。”
“许大雷是不错。”姑父接话说，“这一带村子里的人都说许大雷仁义，虽说年轻时猖狂点可现在改了，一点儿架子都没有。前年后街老王家的老小子和前院老刘家的姑爷打架，许大雷是左一趟调解右一趟调解，后来因为赔钱的事儿双方没有谈拢，许大雷硬是从自己的腰包里把差的那几百块钱给补上了，整得两家都不好意思了。要说这人也真难说，你说就许大雷这样的人当初他怎就能做出那么不是人的事儿呢？”
接下来四人又讨论了一气，最后总算统一了思想，就按张云说的办，先申请赔偿，管他是国家赔偿还是分局赔偿，只要赔就行。实在不行再撕破脸皮向法院起诉。
别看张星张罗得挺欢，真正做事的时候还得靠张云。这倒不是办这事非张云不可，而是大家包括他们哥俩在内都已经习惯了，凡是去正经场合办正经事儿第一个想到的保证是张云，而干活、跑腿儿传个话儿什么的则第一个就想到张星。时间一长，张星就越来越上不得台面，而张云也就越发的比张星高级，哥俩无形之中拉开了等级，好像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背地里，张星也对这种状况不满，也不止一次地跟哥哥张云发过牢骚，他说：我要是当初不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你，我现在就是你了，哪用得着像现在这样给你们跑腿学舌，叫大伙瞧不起。他一说，张云就觉得理亏，自己当初确实是太自私了，一点没有大样儿，要不弟弟也不至于吃那么多的苦，遭那么多的罪。为此张云一直很自责。
哥俩从姑姑家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村子里的人都睡下了。周围非常的肃静，一点声音都没有。张星抬头看看天，觉得这时的天空无比的熟悉，又让他无比的恐惧。他想起父亲刚疯的时候，常常三更半夜往外跑，一边跑还一边像狼一样大声嚎叫。每次爸爸一出门，他们哥俩就要跟在后面。爸爸跑，他们也跑，爸爸大声叫，他们小声哭。后来哥哥上学走了，留下他一个人每天守着疯癫的爸爸。每天半夜跟着疯癫的爸爸在野地里狂走乱转。那时候真的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想到这些，张星就忍不住憎恨许大雷，恨得咬牙切齿。
回到家，哥俩还是一点睡意都没有，索性衣服也不脱了，闭了灯说话。
张星说：“哥，你说我最佩服谁？”
“谁，说出来我听听。”
张星说：“我最佩服我们老板，你看人家制服穿着，酒店开着，外捞揣着。要钱有钱要势力有势力要威风有威风。人家活的，唉！人和人真没法比，像你都当了四年警察了，还是光挣那俩死钱，连点儿外捞都没有。”
张云说：“你别外捞外捞的，像他那样的迟早也得出事，我要是像他那样睡觉都不踏实。其实我最佩服许大雷说的那句话，他说我们虽然穷，但穷得有志气，穷得干净，穷得问心无愧。”
一提许大雷，张星气就不打一处来。他说：“你别跟着许大雷唱高调，他不拿外捞就是好警察了？！他滥用职权就不算犯法了？！他把咱家害成这样你还佩服他，你认他做爹得了呗。”
见张星火气渐大，张云赶忙说：“咱不说许大雷，咱说点别的行吧。”
“说什么？说你们警察无私奉献，谁信那。不开支你干吗？没钱你能生活吗？要不是没钱，咱爸的病至于拖到现在，咱至于要把他锁上，要不是没钱，你能对象处一个黄一个，我用得着十四岁就辍学打工。妈的，现在啥好使，就钱好使。现在干啥挣钱容易，就他妈的当官挣钱容易。咱村原来的那个治保主任是个啥呀？咱家摊事儿的时候你看他整天跟着吆吆喝喝的，上边一来人，他跟着跑前跑后点头哈腰像条狗似的，就他除了会溜须拍马他有什么水平啊？你看人家现在当上镇长了，老有钱了，城里有好几处门市房，煤矿也有股份，儿子二十几岁就开个出租车公司，他要是不搂哪来这么多钱。”
张云说：“他搂不搂是他的事儿，咱们管好自己就行了。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他做亏心事了，我也没看见鬼叫他门哪，人都不管，鬼能指望上？”
张星的话让张云哭笑不得。
那天晚上，张星还向张云畅想了未来，他说哥，等咱有了钱，我也开一家酒店。到时候你就给我当后台，咱们也像我们老板他们哥俩那样，风风光光挣大钱。
张星的老板复姓欧阳，单名一个亮字，叫欧阳亮。欧阳亮从武警部队转业后直接进了城建局，没到两年就当上了区城建局占道科科长。这可是个肥差。要不是欧阳亮在市检察院的哥哥明里暗里使劲儿，这个肥差根本轮不到他。
别看欧阳亮这个科长级别不高，但却实权在握，本区内沿街的酒店、商铺、洗浴中心什么的，这么说吧，只要是街道两旁占着地皮的建筑物统统都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有些个体户为了给自己增加一点可用的空间，想方设法地把一些没用的过道、绿地圈起来。这样欧阳亮就有事干了，凡是砌了墙的、加了盖的，都叫违章，他就有资格罚你，不服是吧，不服罚款加倍。还不服是吧，封了你的店，什么时候补齐了罚款什么时候开封。
靠着这样的一股狠劲，靠着动辄几万元的罚款，欧阳亮把这些违章占道户治理得服服帖帖。有些能和他拉上关系的，总是千方百计地和他接近，把他当祖宗一样供着、捧着、哄着，希望他能高抬贵手，少罚一些或者不罚。作为报答，这些人会私下里给他一些好处。于是这位被酒店里的人统称为二哥的占道科科长就把那些有求于他的违章占道户带来酒店消费，并向人家介绍说这是我弟弟开的酒店，没有外人，在这里说话方便。于是那些人便知趣地点菜，知趣地付钱，平常几百元一桌的饭菜结账时也许就变成了几千元。这种暴利让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张星不可能无动于衷。但更让张星吃惊的还是欧阳亮公开地向违章占道户讨要好处。
在受贿这方面，二哥还是很实在的，从来不会拐弯抹角，该说的就说，该要的就要。通常二哥会说：“你怎么也得拿个一万块钱，谁让你违章了，罚你个三万两万你不也得挺着呀，我这是为你好，让你少花点，你们也不容易，再说这钱也不是都归我一个人，上上下下哪个不得打点，要不人家真咬你……”通常二哥说完了，人家也就把钱掏出来了，二哥也不推辞，大大方方接过来，往兜里一揣，脸都不红一下。有时赶上对方钱没带够，二哥也会大度地宽限几天。
第一次看见二哥跟人家要钱时，张星吓得够戗，心说这不是受贿吗？这不是犯法吗？妈呀！他咋这么大胆儿啊！后来，时间长了，见的多了，他也就见惯不怪了。“妈的，受贿是人家有能耐，有人赶着给，你想受贿没人给你。”
别看欧阳亮对别人黑，对酒店里的雇工倒很和气，他从不让大家管他叫老板，他说他一听别人管他叫老板就不舒服，他让大家和他弟弟一样都管他叫二哥。在那一带，很多人都认识二哥，二哥就是一块招牌，一提二哥没有不知道的。
背地里，大伙都说二哥不错，比他弟弟欧阳光强多了。
欧阳光是欧阳亮的亲弟弟，比欧阳亮小十来岁，年轻、霸道，酒店里的服务员都不敢惹他，怕挨他骂。
说起来，欧阳光算是张星的半个恩人。当年张星和十几个农民工因为要不来工钱而滞留在离酒店不远的工地上，钱尽粮绝，就靠啃拣来的冻菜帮子坚持着。一天，欧阳光偶然发现了这十几个叫花子一样的农民工，听了他们的倾诉后气得咬牙切齿，把他们好一顿臭骂。
他骂他们窝囊，骂他们不懂得维权，骂他们干活前没签合同。更骂他们在这里死等，不懂得找有关部门申讨。
骂过之后，欧阳光叫人送来了十斤挂面，一袋精盐，告诉他们谁也别走等明天晨报的记者来了好好对着镜头诉诉苦。
因为晨报的报道，这十几个农民工的处境才有了一些改善。虽然工钱还是没有要回来，但已经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已经有领导公开表态要尽最大努力帮农民工维权。一些住在附近的市民也流着同情的泪水给他们送来了馒头和旧衣服。晨报记者还帮他们争取到了捐款，好歹凑齐了十几个人回家的路费。
发路费的时候张星说自己是孤儿，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不想回去。其实十几个人里面张星离家最近，只有几十里地，即使不坐车走上半天也到了，可张星宁可在外啃菜帮子也不愿意回去。不是他不想父亲，也不是他不愿意和父亲住在一起，而是他觉得自己没脸回去。
当初张星是偷跑出来的，出来时给姑姑和哥哥留了封信，信上把话说得挺大，说他要挣多多的钱，给爸爸治病，供哥哥上学，让姑姑一家过上好日子。
张星也确实是满怀着这个希望上路的，可他遇到的第一个老板就是一个混蛋，张星在这个混蛋老板的小饭店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三个月，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可到头来却连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尽管如此，他还算是幸运的，有两个比他先来的伙计已经在店里干了一年，也是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后来，也就是张星来店里工作三个月以后，那两个伙计实在忍耐不住，就去找老板要钱。其实店里的一切都是由老板娘管理的，可一要工钱，她就说，去找老板要吧，我说了不算。那两个伙计去找老板时，为了显示人多势众，也叫了张星，那时张星还对老板心存幻想，所以他就没有和那两个伙计同去。那次两个伙计和老板吵了起来，还动了手，后来老板报了案，说两个伙计抢了他。再后来，那两个伙计被抓了起来，那以后的事张星也不知道了，他拿了自己的东西偷偷地跑了，他再也不敢指望老板会给他工钱了，他曾听见老板对别人说：“哼！跟我要钱，我能让他得好，我要让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张星遇到的第二个老板嘴上挺大方，其实也是一个吃肉不吐骨头的家伙。张星给他干了四个月的力工，他除了给张星一百块零花钱以外一分钱工钱都没给，每次张星跟他要工钱，他都说我这么大的买卖还能差你那几个小钱，你就安心在这儿干吧，到年底一起给你，一下给你个万八千的那是什么心情。
张星知道这家伙是泡自己，迟迟拿不到工钱，心里难免生出一些怨气，一次趁着天黑偷拿了工地里的几根用不上的废铁管，也就值几十块钱。结果刚一出工地就被一出租车司机看见并报了警。这下张星惨了，被治安拘留了十五天。
两次打工的经历让张星认准了一个死理儿，那就是：老板们可以明目张胆地拖欠你的工钱，而你却不可以私下里拿老板的任何东西抵债。老板不给你工钱那叫经济纠纷。而你拿老板的东西，哪怕只是你应得工钱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那也是偷，是犯法，是过街老鼠人人可以打。
从拘留所出来以后，张星壮着胆子找那个工地老板要工钱。工地老板说你还敢来找我要工钱，我没把你送进去蹲两年就是便宜你，这两年工地丢了多少东西，原来都是被你们这帮吃里扒外的农民工偷去了，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们这些人一般见识，识相的快点给我滚，要是不识相小心我找人收拾你。
后来张星又去了两次，一次被人打出来，一次被一个好心的人劝出来，那好心人说，你还要啥工钱啊！老板说了，你要是再来就往死里打，你还年轻，到哪儿挣不来那几千块钱，认了吧。
张星听了好心人的劝，没敢再去要工钱，而是来到这个城市的另一个区，希望找到一份挣钱的差事。那天他正在街上闲走时，突然就有几个穿制服的人快速地包抄过来。张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还傻傻地站在那里，而旁边的一些农民工模样的人却已经四散奔逃。一个制服过来将张星拽住，问他有没有身份证，张星说有，并拿出身份证让对方过目，对方只象征性地扫了一眼，接下来就问张星有没有务工证和暂住证，张星说我有暂住证，边说边掏出来递给对方，对方一看不是本区的就说：“你小子敢蒙我是不是！”
张星说：“没蒙你，这证确实是真的。是我花四十五块钱办的。”
对方使劲捣了他一拳，黑着脸说：“我没说这证是假的，可这证在我们区不好使，你跨区了知道不知道。”然后那人便命令张星跟他们走一趟。
“我又没偷没抢，干吗要跟你们走？”张星虽然说的理直气壮，却免不了心慌气短，毕竟人家是穿制服的，长久以来穿制服的人给人的印象除了威严以外还有霸道。何况张星又没有人家所说的本区的暂住证和务工证，虽然这些所谓的证不过是当地某些部门创收的借口，但执行起来却相当严厉，严厉得不次于法律。
张星被那个人连推带搡地弄到墙边。
“立正站好，双手扶墙。”
一个制服命令着，张星照着做了。
最后张星和那七八个人被一辆焊得严严实实的面包车拉到收容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