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黄 华
马海德，在中外许多人士心目中，不仅是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子，而且是中国革命队伍中一位和蔼可亲、令人尊敬的老同志。他在中国整整度过了五十五个春秋，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赢得了人们深深的钦佩。他生前许多感人的事迹，使人永远难以忘怀。
我和马海德初次相见，是1936年6月在西北古城西安。当时，他从上海前来，在郑州开出的一列火车上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会合，结伴同行，在西安下车，正在等待机会前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苏区。我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斯诺是该校讲师，我们在交往中建立了友谊和信任。在离北京去西安之前，他约我为他这次秘密的采访旅行当翻译和帮手。在他们下榻的西京招待所，我见到了这位叫乔治·海德姆的年轻美国医生。不久，这两位美国人便离开西安，穿过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线，历尽艰辛，进入陕北苏区，到达保安。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先头部队胜利结束万里长征以后的临时驻地。
我当时听说，马海德已经有过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而奔赴苏区是他盼望已久的事。
1933年，他二十三岁刚在瑞士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便越过重洋来到上海行医和进行热带病的考察。可是在“冒险家乐园”的上海，他看到了畸形的繁荣和不可言状的黑暗，一面是饥饿、痛苦，一面是挥霍和荒淫。他痛切地认识到，对广大中国人民来说，最要紧的，是医治社会的病症，改变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他结识了宋庆龄和在上海的几位外国进步人士：史沫特莱、路易·艾黎、格兰尼奇和汉斯·希伯，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开始用研究医学的热情来考察社会。他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的诊所经常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联络和开会的地方。他憧憬着另一个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1936年春，中共中央邀请一位外国记者和一名外国医生去陕北实地考察苏区的情况和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经宋庆龄的介绍，马海德和斯诺分别由上海和北平动身去陕北。
马海德和斯诺到达陕北苏区，仿佛来到一个神奇的崭新世界。他们作为最早来到这里的外国友人，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他们到达保安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很快就会见了他们，并且一连几个夜晚同他们谈话，向他们介绍了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和抗日主张。周恩来副主席还亲自为他们安排了在苏区参观访问的旅程。我比他们晚一周也来到了保安，便开始陪同他们在保安和苏区各地参观采访并担任翻译。我们访问了红军连队、地方政府、干部学校、后动工厂和剧社，参加了连队讨论会，出席了群众大会，观看了文艺演出，同时，还采访了红军指挥员、普通战士和当地农民。我们到宁夏、甘肃前线，访问了在西征途中的红军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采访了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徐海东、程子华、陈赓等人，他们富于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们还随部队行动，参加了行军途中的作战演习，看到指战员们个个情绪高昂，斗志旺盛。
九月上旬，斯诺结束了采访，返回保安。他于十月底离开苏区回到北平，便开始根据这次旅行采访撰写他的传世杰作《西行漫记》。马海德和我则随红军一方面军南下西（安）兰（州）公路，迎接即将走出草地结束长征的红军二、四方面军。
十月中旬，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南部胜利会师。马海德和我经历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见到了领导红军二、四方面军北上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徐向前等人，他们感人的英雄业绩和革命献身精神，使我们深受教育。
不久，我们又先后随红二、四方面军行动。马海德同广大指战员朝夕相处，他们的严明纪律和豪迈气概又使他深受感染。当时，已是深秋季节，寒气逼人，部队仍然露宿野外。黎明起身，人人胡子、眉毛上都挂上一片白霜。他们还面临着弹药奇缺、给养不足与人员伤亡的巨大困难。然而，红军指战员一个个生气勃勃，意志如钢，充满乐观和信心。马海德在行军中也表现出同样的英雄气概。
有一次，我和马海德二人随部队在一条开阔的山沟里行进。拂晓时敌军重兵进攻，后卫部队打得很激烈，头顶上还有敌机在投弹扫射。周围有战士伤亡，我们二人立即用自己的马匹去驮运伤员，情势十分紧急。但是马海德始终镇定沉着，细心照顾伤员。他这种革命精神赢得了战士们的赞誉，也使我深受教育。
1937年1月，马海德随部队回陕北，来到延安。经过过去半年在苏区的亲身经历，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光明、希望和力量，更加坚定了他献身中国革命事业的决心。二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之前，他已把自己原来的美国名字乔治·海德姆，改成了中国名字马海德，也就是说，既保留美国的姓“海德”，又在其前头加上中国西北地区回族同胞姓氏中常见的“马”字。这不是简单的更名改姓，而是他决心为中国革命奋斗终生的一个重要标志。
马海德在延安、晋绥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度过了抗日战争（1937-1945）和解放战争（1946-1949）的战斗岁月。他担任了军委卫生部、中央外事组和新华社等部门的顾问。无论从事哪项工作，他都是满腔热情，全力以赴。
马海德初到延安时，那里没有医院，也没有诊所，什么医疗设备也没有。他便整天骑着马，背着药包，奔忙不息。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冒着风雪或是顶着烈日奔驰在陕北高原。营地里、学校中、广场上、大树下，到处都是他治病的地方。在治疗中，他不怕苦，不怕脏，也不怕传染上疾病。有一次，一位战士被毒虫咬伤，马海德就用嘴对着病人的伤口，一口一口地把毒液吸出。那位病人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后来，他负责在延安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这所医院建成后，他便成为那里最受欢迎和信赖的人。从毛主席等共产党领导人一直到农村的老大娘，看病都爱找他。不论病人地位高低，他都尽心医治。所有的重要会诊，他几乎都参加。
在延安，马海德一直同宋庆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向她报告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使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得以及时将边区军民英勇抗日以及那里医药匮乏的情况告诉海外人士，唤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从海外募集的经费、药品、器材冲破了重重阻挠，源源运送到延安。马海德便又参加了这些援助物资的接收、清点和分发工作。
马海德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显示出他不仅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而且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和人民外交家。
1937年11月，在廖承志的支持下，马海德和一位中国同事创立了新华社的英文部，开始向国外读者播发英文消息，及时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罪行，报道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斗争。后来，他又成为当时中央出版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通讯》的经常撰稿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马海德曾先后热情接待了前来抗日根据地帮助中国人民抗战的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的爱德华大夫、柯棣华大夫和巴苏大夫，以及德国的汉斯·米勒大夫。他总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娓娓相告，使他们对中国抗日军民有了更深切的了解。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当国民党的封锁被打破，一批批外国记者、外交官、军人来到解放区访问。他们到延安，总希望找马海德，因为他是唯一的一开始就在延安、深知内情的西方人。马海德陪他们参观，耐心而有说服力地同他们交谈，用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同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和中国革命不可阻挡的前进潮流。1944年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马海德同美军观察组的成员进行过无数次的接触，经常向他们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他在与他们交往中以诚相待，不拘一格，使人感到亲切。有一次，他听他们说起罗斯福总统喜欢集邮，便立即把自己平时收存的陕北中华苏维埃邮票四枚托他们送给总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不久，中国的上空又布满了内战的乌云。1946年1月，在北平成立了由美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三方代表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马海德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医疗顾问参加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我又一次和他同室办公。我发现，他依然像当年那样幽默风趣，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则更加成熟了。他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期间，在北平的外国朋友中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真相，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正义立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第一个外国血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1950年他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从此，马海德便一直为发展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勤奋工作，特别是他以极大的热情从事性病和麻风病防治工作。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他带领防治性病的医疗队走遍了祖国各地，终于取得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消灭性病的震惊世界的成就。这以后，他又投入了防治麻风病的战斗。为实现二十世纪末在我国基本消灭麻风病的奋斗目标，他不顾年迈多病，风尘仆仆，经常出现在防治麻风病的第一线，并且奔走于世界各国之间，争取国际上的多方援助。由于他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中国在麻风病防治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就，全国麻风病患者大大减少，不少县、市已基本上消灭了麻风病。
马海德对医疗事业作出的贡献受到世界广泛赞扬。他获得了世界许多国家授予的荣誉称号。
马海德多年来患有癌症，曾经多次动过手术，但他却一直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顽强地坚持工作。1988年8月初，我到北戴河休养所去看望他，发现他脸色苍白。他已经好几天不进饮食，身体十分虚弱，但他当时为了主持在北戴河召开的一个麻风防治座谈会，一直在勉强支撑着。隔了一两天，他终于支撑不住而被送回北京，住进协和医院。我再去看他时，他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但大概为了安慰我，他还一再说，协和医院的医疗条件是全国最好的，大家对他的病不必担心。但没隔几天，他的病就更加恶化了。后来，人们告诉我，他在持续多日的昏迷中，突然有一天清醒过来，留下最后一句遗言：“参加第十三届国际麻风会的代表回来了没有？他们好吗？”很快，他又陷入昏迷中。他就是这样为在中国消灭麻风病竭尽全力，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建国以后，马海德仍像战争年代一样，继续为促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国际交往十分广泛，不论出国访问还是接待国外来访者，他都热情地介绍新中国，耐心细致地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许多在华的外国人士和来访的外国客人都乐意和他交往。他常常以他对中国的渊博知识和诚恳求是的态度，赢得了许多外国朋友的赞服。他的挚友、美国医生格雷·戴蒙德曾经写道“马海德是曾经亲眼目睹蒋介石统治、公共租界、共产党解放区的生活，以及日本入侵、国内战争与共产党人最终胜利的全部历史，并且亲身经历过其中部分事件的唯一的美国人。”马海德的经历是如此丰富和独特，而他的言谈又是如此亲切和娓娓动听，他真不愧为一位没有头衔的外交家。
1972年，当马海德医生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委派，率领中国医疗小组前往瑞士为身患癌症的斯诺作最后的治疗时，斯诺曾对这位终身好友说，他羡慕马海德所走过的道路。1983年在北京为马海德在华工作五十周年而举行的庆祝集会上，马海德提到了这件事。他说：“是的，能够为这样伟大的人民，这样伟大的理想而献身，的确是值得羡慕的，因为只有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才是充满阳光的大道。”他又说：“五十年来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一个真理：一个人要想作出自己的贡献，必须有一个牢固的精神支柱……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永远同困难进行搏斗，勇敢地不断攀登高峰。”
马海德以自己的一生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他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他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世界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