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没有比十年浩劫对人们政治生活、心理情感和思想行为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和深厚的了。这段荒唐年代中的荒唐历史，对社会和人生的戕害是“全方位”的。政治生活中的纲纪颓圮、贤良遭贬；经济生活中的民不聊生，众怨沸腾；人际关系中的寡情薄义，狗苟蝇营；文化生活中的百花凋零、万马齐喑……其危害之惨烈，令人发指。随着时间的推移，更为国人和过来人所认识，所警醒，它逐渐成为有良知和责任心的文艺家笔下艺术表现的内容。
刘兆林用理性的标尺来检视和追忆这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岁月，他又以文学家情感的彩笔来描绘这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于是，特殊年代特殊历史——军营的“文革”生活和新兵的军旅生活，被编织成一幅流动着鲜活生命和情感因子的人生篇章，这就是长篇小说《绿色的青春期》（以下简称《青春期》。
小说展示的是一段我们并不陌生却又新奇的生活。说它不陌生，因为“文革”中的过来人，对那段荒唐年代里发生的有悖于事理情理的桩桩件件往事，至今记忆犹新。每一个充满荒诞意味的情节，都可能是我们在那个特殊的历史中所见识、所亲历的；但小说表现的军营生活又是一个新奇的天地，那新兵入伍、军训、支农等等特定的生活内容不是每一个读者都能有幸相遇的。表现“文革”生活，当代小说家们从不同的侧面已经有较丰富的开掘，但刘兆林的《青春期》则是选取了“文革”的前期，尤其是限定在1968年这段特定军旅生活中，仅就剪材的“时空意识”来说，是作家对“文革”题材和军旅文学的贡献。
作品是作家情感体验和理性烛照的产物。兆林的善良和沉着在小说中反映得充分，他的睿智和机敏同样是作品的一种潜在基质。我们把《青春期》当做作家对于“文革”历史的反省和检视，是基于刘兆林用他的沉思和执著来写这段颇为悲壮和沉痛的生活。他写得较痛苦、较费力也较厚实。他营造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充满着激烈的精神求索、心理撞击、性格裂变的艺术场景。他首先把这段历史作为一个人生的生命历程，作为社会和人生发展的偶然之中寓于必然的生活进程。就当代历史的演进来说，“文革”的发生和发展，当代史的变异，是历史进程的一个突变，一个偶然，但对一个具体的生命来说，是一个人生的炼狱，一个必然。它可以使灵魂得到洗礼、皈依，检视和试炼，使情感得到磨砺、煅造，使精神天国在善与恶搏击中得到净化和完善。
刘兆林的创作初衷，或许如他所认为的是对这段往昔岁月的告别，对未来历史的启迪（即他所说的奉献——见小说题记）。他早年就被征入伍，在这个革命“大学校”中磨炼和洗礼，他经历了荒唐年月的风雨征程，为之献出了青春和热忱，他在回首和反思这段历史时，他的冷静思索，热烈的疑褒和无情地嘲讽、调侃，杂然相陈。他让那些满怀着青春期待，满怀着高昂的政治热情和热血的青年们，走进充满着追求、欲念，充满着期望和希望的人生课堂。他让那些未及雕凿的璞玉在社会历史的风浪中磨洗。他把人的精神世界和物欲世界展览得充分和适当。他把人的善良德行和本性，把卑琐的私利和欲念，解剖得淋漓尽致，纤毫毕肖。他以“文革”中的军旅生活作为一个人生的舞台和历史的剧场，他展示生命历程的坎坷，也展示生活道路的艰难，更展示历史不幸中人情世态的纷纭驳杂。他设置了人生的精神祭坛，善与恶、灵与肉得到展示，各得其所。
回首往昔是为了未来的奉献。刘兆林把《青春期》作为生活在绿色军营的热血男女们唱给历史唱给未来的一首哀怨情歌和壮歌。这里既有青春年少正值多梦年华的真诚和真情，也有真诚奉献后的迷惘和困惑。当作家落笔历史的反省和沉思时，他将历史对于具体生命情感的责任规范和人生面对历史的客观要求之间的和谐与差异进行了剖析。人面对威严的生活秩序，面对历史的必然要求，有着顺应和适应的一面，但作为主体生命的发展和情感要求，人生又有自我完善的努力。社会的必然要求诱导着个体的参与和适应，但生命的必然要求又违逆于那些既定的秩序规范，特别是当以冠冕堂皇的时代秩序来规范社会整体时，名份上的依从和归顺愈紧而实际上对历史的责任消解和淡化。作为历史链条上的一环，“文革”成为当代历史的已经锈蚀的年月。当《青春期》的“我”（柳直）、吴勇、杨烨们以真诚狂热的献身精神投身其间，对于膨胀这个畸形年代的梦魇丑行，他们的真诚和热烈愈执著和深沉，对历史的荒诞面目表露得就更为充分。作为个体生命，他们难以摆脱历史的局限，他们的盲从和迷信，造成了人生的缺德，也无意识地成为荒唐历史的一种合力，但毕竟他们以对真和善的追求（尽管是虚弱的）完成了一个个活泼血性的生命求索。
马克思说过：“历史本身的进程把生活的陈腐的形式变成喜剧的对象，人类将含着微笑和自己的过去诀别。”兆林的《青春期》是从善意的讽刺中，把这段陈旧的历史化作一曲人生的悲歌和壮歌。他让那些在骚动的青春年华献身于社会历史运动的热血男儿们，以微笑和眼泪告别青春，告别自己，告别荒诞的历史年代。同样，把那些陈迹般的历史以调侃和讽刺送进坟墓。作为历史活动中的个体来说，热血青春期的柳直、吴勇们不应有太多的责任。他们在社会的政治秩序和规范中，以一个无辜和不幸者结束了自己的青春岁月也完成了自己的生命进程。人是在既定的历史中生活，改变和创造生活的新秩序，对于凡人和弱者来说难于登天，这取决于自身的努力程度更需要时代和历史提供契机，后者尤其关键。
历史不苛求先行者的失误，历史也不必追究个体生命的责任。历史的宽怀和无情既是喜剧的也是悲剧的，因此，形成了历史发展的坎坷蹒跚和绵延曲折。
二
《青春期》的主人公们，满怀一腔热血和热忱，投身于他们所崇敬的军人行列，投身于那个狂躁动荡的年代。在高强度和密集型的政治生活和文化氛围中，度过了自己生命的黄金时期。他们步人人生之旅适逢许许多多政治游戏式的生活规范，使他们浅直的人生经验和单纯的生命情感上烙印着鲜明而深刻的政治印记，人生的精神求索——生理和心理的，变得沉稳而执拗。每每人的生命情感的奔放和生命意识的激扬同既定的生活秩序产生撞击，本能的人生要求同既成的社会原则和责任产生柢牾，使生活呈现出喜剧化，也使历史显现悲剧色彩。用此反观《青春期》中的主人公们，可以看到作家营造了一个既有荒诞意味又不乏深沉意蕴的艺术范围。只是刘兆林巧妙地把它容纳在特殊的生活圈和特定历史背景下，显得实在而又有“合法性”。作为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作为规范齐整的政治组织，军人和军营的责任和天职是服从，是接受，是适应，而作为人的基本情感追求和生命体验，又不可避免地与强化的政治要求和强制的思想原则有或隐或显的矛盾。兆林把这局限于一个基层部队的下层兵官中展现。历史的缺憾和过失，生活的潜在矛盾和悖离，在这个小小的炮连中演示，就中可以透视出那个时代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些不幸的和有幸的人们，那些卑琐的政治权谋和高尚的政治情操都结集在绿色军营中。它不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活的全景图，但它却折射出一个过分政治化时代的畸形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