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士是一个走南闯北，在兵营里混过多年的人，深知官场里那些穿着补服戴着顶子的老爷们喜欢古董。他准备给这些“废物”派点用场，或许能打通一条官路也未可知。于是装了几箱子经卷佛像，赶着一辆驴车，走州上县去碰运气了。他巴结的第一个对象是肃州兵备道廷栋。这位大员随手翻了几卷经书，不禁哈哈大笑：“这字还没有我写的好嘛！”像扔一块抹布似的将千年文书扔到了一边。王圆箓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地离开了酒泉。回到敦煌后，他便将一部分经卷送给了敦煌县令汪宗翰。进士出身的汪宗翰，一看便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马上将消息报告给了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是当时有名的金石学家，得到消息后让汪宗翰代求了一些卷子，补人到他已定稿的《语石》一书中。为了保护这批文物，叶昌炽向陕甘总督建议将藏经洞的东西悉数运往兰州保存。总督问道：“那得多少运费呀？”叶昌炽沉吟少顷，回答道：“几千里路程，骆驼运载，大概得五六千两银子吧。”总督吃了一惊：“五六千？我的天！那比在后花园里设一次大宴的钱还多呢！”此事便搁置起来了。为了总督大人的一次“大宴”，中华民族失去了保护藏经洞文物的极好机会。后来甘肃学政叶昌炽只好无奈地下了一道“就地保管”的命令，王圆箓在洞口堵了几块砖头敷衍，私下里依然拣了经卷佛像，送给一些大家富户，乡绅官员，以换得一点所谓“供养”。举世罕见的民族瑰宝就这样在王道士的手里不断地、零零星星地流散着，终于引来了地球另一端的虎狼。
第一个盗宝者是英闰人斯坦因。早在1879年，匈牙利地理学会会长洛克齐就曾到敦煌一带进行过地质考察。那时藏经洞尚未发现，洛克齐参观了壁阃和塑像，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1902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方学会议上，洛克齐向英、德、法、俄等国的学者报告了敦煌佛教艺术的宏丽和精美，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特别是引动了参加会议的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的野心。过了5年，1907年3月，一个风沙弥漫的日子，斯坦因终于万里迢迢来到了敦煌。和他同来的还有他聘请的一位中国师爷——写得一手好字的落魄秀才蒋孝琬。他们在敦煌县城下榻，准备先去附近的汉代遗址探险，然后再游览千佛洞。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在敦煌定居的乌鲁木齐商人扎依德那里听到数年前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于是立即决定先到莫高窟。3月16日，斯坦因到达千佛洞，粗略地浏览了一遍庞大的石窟群，即被这些宏伟古老的艺术惊呆了。事有不巧，王圆箓到外地化缘去了，庙里只有一个小道士。那位小道士拿出一件保存十分完好的经卷，让斯坦因看。看了这件“髙约一尺，长可能十五码”的宝藏，使得斯坦因信心大增。基于王圆箓归无定期，洞门已安了木门，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带上，无法进人藏经洞，斯坦因又折回敦煌县城。他毕恭毕敬地拜会了敦煌知县王家彦及沙洲营参将林太清，盛赞大清帝国的“文治武功，太平盛世”以及“官吏的廉洁，民风的淳厚”，哄得两位“县团级”的官浑身的虱子都在发笑。于是慷慨大度地派了12名工人去帮助斯坦因到长城一带随意寻宝。斯坦因在沙漠里发掘了两个多月，发现了古代玉门关及汉长城在西北延伸的痕迹，而且在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汉简705枚。斯坦因在他的著作《斯坦因西域考古纪》中是这样说的：“当我在靠近大部分的碉楼以及毗邻小屋遗址的垃圾堆里，找到了许多中国字和木简的时候，尤其增强了我的满意。那些有字的小木片有许多证明是有年代的。据我的中文秘书检阅的结果，所有这些年代都是在西元后第一世纪，我们因此更为兴奋。这里的边墙遗迹在前汉时便已为人据有，而我手中所有的是中国写本文书中最古的东西那是确定无疑的了。我尤其喜欢的是蒋师爷匆匆检视一过，把这些木简的内容也弄明白了。木简的性质差异很大：有关于军事统治简单的报告命令；收到器械给养一类物件的呈报；私人的通信之类。此外还有学校的字书及书法练习一类的残片。”
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斯坦因满载而归返回敦煌时已是5月15日。当时正值庙会，人山人海，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斯坦因先在县城里窝了几天。5月21日，斯坦因带着他的考察队再次来到千佛洞。事情开始进行得并不顺利，原因是王道士对来自大洋彼岸的这位洋人心存疑虑，他早用砖头封住了藏书洞。《斯坦因西域考古纪》中描述了他和王道士最初接触的印象：“5月间我回来的时候，王道士已在那里等候。他看来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极其狡猾机警，他不知道他所保管的是什么，他对于有关外国人的事充满畏惧，因此一见面就知道这个人不易于捉摸。由于现在我所找到的那座秘密狭小之通路已用砖墙砌断开来，要想急于接近那一屋大藏书是不容易的。我的热心的中文秘书所说的那位道士的特性，更其使我感到前途的困难。”斯坦因决定智取。在和王圆箓的交往中，斯坦因感到这位道人对玄奘充满了由衷的尊敬。于是他专门请来了一位工匠，在千佛洞南部的一个小洞窟里塑造了一座玄奘的坐像。特别有趣的是，这位踏上中国的土地后一再声称自己的腿硬不会行跪拜礼的欧洲人，竟然虔诚地跪在了玄奘的像前，而且一跪不起。当被感动了的王道士上前想将他搀起时，发现这位洋人的眼眶里热泪涟涟。
“滚开！”斯坦因恼怒地吼道，“你不配做玄奘的信徒！”“唔？”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崇拜玄奘法师吗？你不是一再表白自己是玄奘的后世弟子吗？可是一”斯坦因的目光里充满了怒火，“在这座举世闻名的佛窟里，竟然没有一座玄奘法师的塑像！”“先生……”
“别喊我先生！”斯坦因不屑地瞥了羞惭满面的王道士一眼，“喊我师弟！我们都是玄奘的信徒，明白吗？”接着便十分动情地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循着玄奘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历尽艰险来到敦煌。王道士此刻已经泪水盈眶了，他被万里之外的这位“师弟”的虔诚彻底征服了。
“为了玄奘圣像前的香火缭绕不断。”斯坦因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银子，亲热地按在了“师兄”的手里。
王道士的武装彻底被解除了。为了遮人耳目，他让斯坦因的中文秘书蒋孝琬和他单线联系。而斯坦因则背了一架照相机，对众多的石窟进行了拍照。能说会道的蒋师爷和王道士“联系”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到了半夜，忠实的蒋师爷抱着一大捆卷子来到我的帐篷之内。我真髙兴极了！”此后，藏经洞的宝藏便由“王道士很热心地一卷卷抱了出来”。“尤其使我高兴的是这种奇怪的存放地方保藏之好。有用无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裹，打开以后，全是古画，大都画在绢或布上。”因为心情紧张，“实在没有时间去寻找供养的文辞，仔细研究绘画。我所注意的只是从这种惨淡的幽囚以及现在保护人漠视的手中，所能救出的究竟能有多少。我引以为惊异松快的是道士对于这些唐代美术最好的遗物竟然不很看重。到了这一步，热烈的心情最好不要表露得太过。这种节制立即收了效，道士对于这种遗物的漠视，因此似乎更为坚定一点。”（以上均引自《斯坦因西域考古纪》）
对于盗宝的方式，三个人作了如下分工：由王道士进洞取宝，转递给在洞外守候的蒋师爷。蒋师爷匆匆挑选之后，冉于夜深人静之时抱回斯坦因的帐篷。而本世纪初世界上最大的一桩文物盗窃案的主谋斯坦因则稳坐在羊毛毡上轻松地吹着口哨，一遍又一遍地发出“哦，上帝！”的惊呼。他在《斯坦因西域考古纪》中如是说：“我真是高兴极了！我们和王道士约定，在我未离开屮国以前，这些‘发现品’的来历，除我们二人之外，不能让别人知道。于是此后单蒋师爷一人运送，又搬了一夜所得的东西愈来愈重，后来不能不用车辆运载了。”
“亲爱的师兄！”斯坦因满脸堆笑，用蹩脚的汉语对王岡箓说，“我要给您和您的庙宇捐赠一笔款子——一大笔款子。”
一大笔款子？王圆箓干焦的嘴唇咧开来，露出一大排黄牙。多少？40两？50两？
“不，我的亲爱的师兄！那太少了！”斯坦因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样子，“我们英国人向来是慷慨大度的，喏，200两！”
什么？200两？王圆箓以为自己听错了。就这些破书？内送给肃州兵备道人家还嫌字写得不好，扔到阴洼旮旯。“先生，您是说……”
“对，200两银子！现在就给。”斯坦因拿出4个马蹄银来，学着中国人的样子在上面吹了吹，发出悦耳的响声。
王道士接过白花花的马蹄银，呜呜地哭了起来。这个颠沛流离了几十年的兵痞兼道士，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多的银子啊！他的膝盖发软了，眼看就要跪倒在洋人的脚下了。斯坦因一把拉住他，紧紧地将他“亲爱的师兄”拥抱在怀里，久久地拥抱着，四只眼里的热泪同时流淌了下来：斯坦因胜利的喜悦之泪和王道士感激的眼泪。
当斯坦因离开敦煌时，仅经卷文书就装满了24只箱子，精美的绢画刺绣等文物又装了5大箱。这支英国“探险队”赶着5辆马车，十几匹骆驼，满载着他们用4只马蹄银“购买”的中华民族的稀世之宝，浩浩荡荡地穿过大清帝闰的一个又一个州县，向着万里之外的英伦三岛进发了。而且一路受到了“礼仪之邦”官员们的保护和款待。大约16个月后，斯坦闵所获取的全部文物平安运达伦敦大英博物馆。斯坦因风尘仆仆盗宝归来，举国欢腾，他因此名声大振。英国政府授予他爵士勋号，牛津和剑桥大学同时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给他颁发了金质奖章——而这一系列殊荣，在过去是不会轻易给予一个非英国血统的人士的。这和我们“天朝大国”对自己家当的漫不经心、满不在乎相去何其远也！据后来的资料统计，斯坦因两次（1914年又来了一次）所盗敦煌文物计有：图书、经卷、写本、刻本11604卷，绘画500余幅，织绣品150余方。分别藏于英国不列颠图书馆、英国博物馆和印度事物部图书馆。如今，斯坦因已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在两方受到尊敬和纪念。国人不知有何感想？喜耶？悲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