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是中国现代诗史最为悲凉的一页。那些把照在自己身上的阳光全部反射出来的白色花，不甘情愿地凋谢在它们所渴望、所追求的太阳光下。1944年，阿垅在《无题》中曾经写了这样的诗句：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时间过了十年，这些话不幸却应验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真正是无罪的。
他们把纯洁素净的白花，先是献给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继而献给了伟大的解放战争，献给那些为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而―抗争以至牺牲的灵魂。这年轻的一群，奋起于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年代，程度不同地参加了那个年代各种形式的斗争。他们成为战士，不少人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有的进过敌人的监狱，有的在战争中流血负伤他们像那个艰难年代的许多人一样，为战争作出了神圣的贡献。应当把白色花献给他们，而不应当让他们凋谢！
但他们毕竟曾经凋谢。四分之一世纪前所发生的这个事件，竟然导致了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个诗歌流派的湮没。其原因，有待于研究工作者（政治的、艺术和诗的）进一步探究和阐明。这里，我们所能谈论的只是诗歌的事实。一部二十人诗选《白色花》足够证明，他们是革命营垒中的战士，把他们当作敌人只能是一种误会，因为他们曾用歌射击。
这是从绿原的诗句衍化而来的概括。因为历史的偏见，曾经把他们的射击作了粗暴的歪曲。在这里，需要特意地着重地指出：他们曾经英勇地用诗参加过伟大的光明战胜黑暗的斗争，像前方战士用枪射击那样，用歌射击过敌人。
中华民族苦难最深重的年代，这批血气方刚的青年，不约而同地奋起在浸满血泪的中国大地。他们在黑暗中寻求光明，寻求作为战士的岗位。有的走过艰难曲折的行程来到了解放区和敌后游击区，有的则苦斗在国民党统治区。不论走到哪里，他们作为战士，都找到了自己射击的位置。他们射击的目标是明确的。
1944年，绿原写了一首著名的长诗《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他敢于以魔鬼的身份面对整个腐朽的统治大摇大摆地背诵讽刺小品一实际上是向着国民党统治的腐烂没落的社会，发出了长篇的抗争檄文。他以无情的笔墨揭露那个破裂的棺材掩不住的死体的臭气，尖锐地挖苦说我们的身份不过是尚未亡国的四强之一而已。当然，他面对那黑暗的一切，心中有着光明。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对此还是作了最清晰的表述：虽然圣经不敢发表他们的史迹，博物馆不敢陈设他们的塑像，甚至百科全书不敢记载他们的姓名，然而我正走向他们……
阿垅一他们中一位有着雄浑诗风和富于哲理的沉思的诗人——也以悲愤的诗句《写于悲愤的城》。他的诗不像绿原那样汪洋恣肆地把一切最丑恶最无耻的画面披露于世，他看到了这一切丑恶，但他总是对此作痈苦的思索。例如，他从无数腐朽的现象中看到这类人的丑恶，慨叹说：见了真的狼，像绵羊，见了绵羊以及麋鹿却又这么高兴做真的狼……他的沉郁到压抑不住时，也会爆发出绿原那样的激愤来，甚至他会狂喊：流氓的城！流氓的言论！流氓的皇室啊！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看到了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里弥漫着的毒菌，看到了那里的虚伪的法律所建立的畸形的秩序。郑思的《秩序》，副题为向北方的诗人们写的一篇报告，揭露的是南方城市的罪恶。诗人清醒地意识到：
……短行而跳跃的诗句，
暂时只好让给玛耶可夫斯基或者田间，
那些被新鲜的血液所鼓动的嘹充的歌者，
洋车夫赤膊上的汗粒，
和女郎在车上翘起二郎腿的姿势，
令我有了一些奇异的灵感……
这只能是一些沉重的、郁闷的，而且是诅咒的和反抗的诗的灵感。徐放的《在动乱的城记》，表达的同样是动乱的频中的冷酷的夜，通宵失眠的不宁，以至于诗人设想自运數二颗耗击昀子弹穿出闷抑的枪膛，向黑暗的中国南方的低沉打出去。但中国正在暗夜，屠杀仍在进行，监狱的门开着。菜花飘香时节，一个诗人被投入监狱。母亲前来探监，他们都没有哭泣。这是牛汉的《在牢狱》所表达的在狂暴的迫害下的不屈的敢于犯罪的意志。曾卓的《门》，鲁煤的《焚书》，都是写的那些暗夜里的复杂的斗争。朱谷怀的《碑》是为在黑暗中呼唤光明而献身的伟大死者竖立的。
在那些暗夜里，朱健以富有神话色彩的《骆驼和星》讲大海变成沙漠，叛逆者变成赂鉱的故事。他以充满信念的诗句预告：人民，将因日夜的光明而得福。但更为切实的声音却来自化铁的《暴雷雨岸然轰轰而至》。这是一篇气势伟岸的狂暴的诗，它从每个阴暗的角落里扯起狂风的挑战的旗帜，宣告一个大的破坏在地面进行。的确，对于一个庞大的腐烂的统治机构，没有暴雷雨的涤荡是不行的。
他们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用发自内心的呐喊，以推进和赞助那呼啸而来的暴雷雨，让人民的敌人在人民的雷鸣电闪中发抖。他们坚信自己的力量，尽管他们知道通往自由解放的道路是极为艰难的。他们之中，也许绿原是最有历史感的一位诗人。他的《伽利略在真理面前》和《重读（圣经）》（后者将在后面谈到），都以历史的深度和对比的鲜明而显示其锐利的力量。伽利略在愚昧和暴力面前作为人的尊严而站立着。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一科学是异端星象学家贩卖符咒，文化跪在十字架下哭泣。而诗人生活的那个时代一人们不哭不笑，不能哭不能笑，也不愿哭不愿笑。这两个时代是相似的，但是，也不会相等。诗人指出，那时，在真理面前的，只有你一个，现在，我们，你看，是数不清的呀，伽利略，今天，不光是人人相信地球是围着太阳在转动，而且……将受裁判的，就决不会是我们。这无异于为历史的发展作了翻天覆地的宣告：新的人民的时代已经诞生！
但宣告与事实之间还有一段艰难的旅途要走。罗洛曾以越走路越长的惊叹来开始这个艰难的旅途。他看到田野的丰沃，同时也看到农民的褴褛和贫穷，他不能不发出质问：是谁夺去了他们劳动的血汗？（《旅途》）在这批诗人中，冀彷的诗句是乐观而坚定的。能够骄傲地活着最好，能够不屈地死去也好（《生命》），这是他对生命的认识。在暴虐的鞭笞下，他坚强地喊着我不哭泣。他说：鞭子是你的，意志是我的。（《我不哭泣》）他的一些诗以近于格言的简短的形式表现了革命者的坚定。《今天的宣言》说：
我可以流血地倒下，不会流泪地跪下的，他们是这样的一群，在寻觅真理的旅途中，勇猛地抨击着黑暗。他们也不能不承担那个时代所加在他们身上的一份苦难。他们把自己比喻为一条奔流在黄昏与黎明之间的小河，唱着追求的歌，而且作了勇敢的告白：自从知道了有海，我便不再有家。（鲁煤：《一条小河的三部曲》）这海，便是他们真心寻求的革命。另一个诗人，他要远行，不能不把妻儿留在地狱。他比喻说：这犹如一把刀子将一个圆润的苹果切成两半。这诚然是痛苦的，但同样却把希望分成了两半：各人坚守着各人的种子吧！暴风雨来了，我们同时出芽。（牛汉：《我的家》）这里不曾有虚张声势的豪迈，但是，的确是在把个人的命运服从于全民族和全人类的命运。有时他们不能不以充满矛盾的诗句来为自己的这种忍痛的心境作出剖析。阿垅作过这样的《誓》：我要爱情，我要春天的日光和春天的风，以及向大平原上走去的那宽畅和自由，要人和人之间的幸福与和平——但是我现在不要了！
我指着旭日底暴烈的赤光发过誓了，
我指着维纳斯底晶莹的眼睛发过誓了，
我没有时间，我就要老了啊；
而且一个骑士不能够再在手挥利剑之外消耗他底臂力去拥抱人。
他之所以要作这样的牺牲之誓，是由于他要为大家到废墟堆中寻觅燃烧的火种。在那个年代他们的确失去很多，许多的快乐和幸福都因战乱而与他们失之交臂。胡征的《白衣女》表达了对于一位在战争中输过血如今只留下一个白衣的身影的护士的惆怅。芦甸有一个类似的主题，作为一个亡命的过客，后有马蹄的追赶，前有人群的召唤，他无法承受一位少女的温存，而只能答之以《沉默的竖琴》，悄悄弹奏他的祝福。牺牲有了回报，誓言也得到补偿。他们获得了人民的意识，他们和人民走在一起，这使他们的诗篇不仅能够代表战斗人民的心音，向着黑暗势力发出有力的怒吼，而且能够展现出一幅壮阔的——时代的风景线
这风景线既壮阔，又绵长。前面所述，基本上是他们以粗放的木刻画的条纹所展现的后方战时城市的血污和积塘。在那里，作为对黑暗的射击，他们的笔触基本用于揭露。他们的巨大功绩还在于，他们的确生动地再现了进行着神圣的抗争的充满生命力的矿野和山地。鲁藜是这一群中很有成就的诗人。他在《旷野的给予》中承认，他是在农民耕作的旷野上获得了活的诗歌的。他们和战争中的人民一样，生活在纯朴的旷野之上。他们的诗情来源于大地以及大地上的浴血奋战，这使得他们的诗情总是充满了泥土的气息。钟瑄的《我是初来的》以朴素的笔墨描画出一片充满生气的海滨的晨景。是他最初看见：从辽阔的海的彼岸，升起无比温暖的、美丽的黎明。他不仅看见了那大海的晨光照着少女弯曲而裸赤的身体，而且看见了在大海的柔美背后所蕴藏的抗争力——生活在海边的所有的渔民肩着枪在诲里捕鱼他们是深爱着这海而且准备杀戮侵犯这海的敌人。
这一批诗人大体上都用朴素而自由的诗的语言和体式，传达着中国大地的体温和脉搏。他们描绘广阔的地平线上多彩多姿的风物。钟瑄写的是大海边上的风景，牛汉则以浩翰的笔墨写了鄂尔多斯草原上的沉淀着远古的悲哀和囚禁在冰层里的生活。那困厄的蒙古包，那召唤着牧民归来的高高地悬在红柳梢头的羊脂灯，像一只悲哀的哭红的眼睛（《鄂尔多斯草原》）。公正一些说，当1942年，自由体诗已处于相当不利的条件下的时候，牛汉能够用他所擅长的自由体的形式写出这么一幅蒙古草原上的史诗般的风俗长卷，的确是一件诗的珍品。他不仅写苦难，而且写了苦难中的抗争。在茫茫草原上生长着北中国的绿色的生命，在那里沸腾着绿色的生活的海，在那里举起了绿色的战斗的旗子。
他们总能这样以活泼的跳动的诗行，清新自然地再现中国旷野上的自然风景。但他们又总是让这些充满泥土和乡俗气息的画面，自然地掺杂着并使其涌现出蓬勃的斗争场面。他们的动机，与其说是表现自然界的美，毋宁说是借自然以映衬人的壮丽的斗争生活。孙钿的《雨》，抒发的是一种崭新的情怀。雨中的梦境，雨中的人们保护枪枝，少年玩水的伙伴已经出征。随着雨中的思绪，忘记了雨中的缠绵和阴郁，最后来了一个惊人的收笔：
我脱掉草鞋，
在给雨捣烂了的泥地上，
向一座破屋走去，
那里，
《新华日报》到了。
这样的诗，如果是油画，便不是静物写生，而是富有自然色彩的历史画，正如绿原所宣称的，不是要写诗，是要写一部革命史呵（《憎恨》）。不是写生画，而是历史画；不是写诗，而是写革命史。当年，在他们的艺术观念中，具有这种非常明确的革命功利主义的观念。（今天的人们对此可以持商榷的乃至不赞同的态度，但无疑的，应当对此充满钦敬之情。）在他们的诗中，原先平淡无奇的画面，因增添了人民斗争的生动笔墨，顿使画面充满了辉煌的光照。杜谷的诗，非常重视这种原始而又现代的美的融合，他总是努力创造出这种平淡中现出的壮烈的艺术境界来。《泥土的梦》也是相当迷人的。最为壮丽的是《写给故乡》：荒凉的村落冻僵在雪地里，雪地上布满殷红的血迹。遍地皑皑的白雪，雪上的血迹殷红，这是何等的凄艳动人！那时的人们，由于严酷的环境，自然地获得了这样的审美观念，一种悲壮之美。彭燕郊也有一首《雪天》。
枯黑的树，泥泞的板桥，在雪天里全部披上了白雪的外衣，一片雪野之上，跃动着赴战的行列，年轻的战士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