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区司令员李辰一生的战斗生活，可谓一部风流史。他曾留学法国和苏联，解放战争中，他战功卓著，和平年代里，他又被视为“文武全才”请到北京。但他开放型的治军思想、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不能投合有的领导人的胃口，因而受到了“不可不用，不可重用”的冷落。十年内乱，又遭关押。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坠其志。20年后复出，在同某大国军事代表团巴索夫大将在机场进行的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中，他又显露出不可磨灭的“进击者”的锋芒。对于这样一个人物，作者敢于写出他的性格弱点——孤僻冷漠，写出他思想链条上带锈痕的链环——妒忌和自私。因为程参谋长曾是自己以前的部下，所以对他的车子超过自己的车子而感到不快，对于程与他差距的缩短而感到愤愤不平。他还处处借口“影响”工作，对妻子女儿进行种种限制：不让妻子写小说，永远取消女儿的出国权利，坚决反对女儿的婚事。实际上这中间或多或少地隐伏着他怕“影响”自己前途的私心。这种做法，深深地伤害了妻子和女儿的感情，因而受到了报复。他想安抚妻子，却被拒之门外；想讨女儿欢心，又遭百般奚落。在外一呼百应的将军，在家却落得了孤家寡人的地步。作者写出这些，并非适应一些人对于高于生活的猎奇，也并非要开辟一个新的阴暗面，而是严肃地思索一个哲理：“如果你希望往前走，一定要后退几步，退到内心深沉的境界，寻找你所寻找的品德。”让巨大的感情冲击波震荡着李辰的心灵，让他产生痛苦的思想裂变、引发灵魂的净化，从而认识到革命了一辈子的人身上仍存在不少“个人”的东西。经过痛苦地反省，他在党委会上大声疾呼要有正视自己的勇气，并且肯定了女儿的观点：“我们的高级干部往往是在垮台后才被人们发现他们也有思想品质方面的问题。”这实在是发人深省。作品对老一代的风流的书写，不是廉价的颂扬，不是阴暗的诅咒，而是一种庄严的景仰和思考。军事演习后，李辰主动让贤，让年富力强、更适合现代军队领导岗位的程剑接替了他，不失光明磊落。“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李辰的缺点并不使他的英雄本色暗淡，相反却使人觉得真实可信。
与老一代的风流相比较，作者对于青年一代的描写就显得稍逊一筹。尽管他写了李辰女儿菲菲的未婚夫耿爱国捐躯沙场，他那短暂的风流生命之花里，灌注着老一代的风流精神；尽管他也对菲菲的愤世嫉俗的自命“风流”进行了善意的批评，然而我们却很难咀嚼出如同老一代风流中所包蕴的沉甸甸的生活内涵。
海波的《铁床》首发于《小说家》1984年第3期，1955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是作者唯一的一部军旅长篇小说。作为一名军内“先锋”作家，海波无疑是文学观念变革意识觉醒较早的一个，《铁床》大量运用意识流等西方现代小说手法和技巧，令人耳目一新。
一个“让人看了那么扫兴”的土丘上，坐落着空军一个编制三人的小导航站。站里的三名军人从不操练，连军容都不大整洁，有限的任务只是机场飞行时重复着无限循环的“三短两长”的导航信号。一切看起来简单、平庸、毫无趣味，然而正是这看似极其平静的表层下，却包蕴着极不寻常的内心情感的波澜，三名军人无一不背驮着心灵重负，透过这些心灵沉疴，折射的又是有关社会、历史和人性的深切反思。
站长杜炜曾经是航校毕业的优秀飞行员，正当他梦想着去蓝天自由翱翔的时候，却被狂热的政治运动推上了样板戏的舞台。经过半年多扛“麦包”的演员生活和微妙的感情经历，再回到飞行员岗位的他，头次飞行就神魂迷乱地扳错了电门，误投的副油箱燃烧酿成的烈火毁坏了一个妙龄少女的面容，为此他被罚在肇事地点旁边的小导航站服了9年心灵的苦役，而且这种“服役”的方式也由最初的被迫变成了出自内心的自觉自愿。年复一年，他日渐变得木讷少言，只会埋头干活，在正常执勤之外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像个地道的老农民一样，干的是养猪、养鸡、种菜、整理红薯蔓、搓玉米、编荆条筐的活计。只有在不间歇、超负荷的劳作中，他那种强烈的赎罪心理才能得到片段的安宁。他想帮所有他能帮助的人；他明知不爱那个被毁容颜的姑娘，却永远在默默地等待；他也深知一个国家用金子堆出来的飞行员，沉溺于这种自毁式的赎罪方式中是何等的浪费、何等的不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他还是要进行下去。这一切看起来是多么的不可理喻！然而唯其如此，方能显示作者探究心灵和人性所达到的深度。或许错误的历史和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说过去就过去了，唯有心灵不行，只要这颗心还跳动着，深藏其中的伤痛就不会平息，一颗有良知的心就会为自己所犯的罪孽永远忏悔。
第二年兵孔天先，为了有朝一日穿上一双“将校靴”，实现个人奋斗的梦想，伪造敌情，鸣枪自伤，不惜以性命换取功名。然而军功章到手之日，也是他背上沉重的心灵包袱之时。经过一系列的变故，尤其是暴风中的生死考验，使他体验到一名军人真正的崇高与荣誉，他的心灵合乎情理地走向了觉醒。在向指导员坦白真相并上缴那枚三等功奖章的路上，面对飞机突然遇到的险情，他本能地用身体化解了灾难，用壮烈的牺牲完成了心灵的升华。
与杜炜和孔天先的情感内敛相比，孤儿出身、当了14年大头兵的曾冠阳则用一种极为外露的形式表现情感，他动不动就乱发脾气、骂骂咧咧、发泄不满。因为他是参加国家和军队的尖端试验付出了健康，却多年处在军队让他复员而地方又不接收的尴尬境地，他的心不能不苦。更有他在前途困窘、凄雨湿迷的故乡之夜，与一位地主女儿邂逅、相爱的隐私，那位姑娘把人生最美好的情感给了他，自己却悄悄地消逝了——为了不连累他。他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自责与思念。他用放纵的言行，消解内心真正的痛苦，同样达到了揭示灵魂的高度。
三个军人中间，跳跃、飘荡的是孔天先的孪生妹妹孔天后和一个蒙面姑娘。孔天后无疑是新时代的代表，她敢作敢为，毫无心理负担，只要不犯法她什么都敢干，与三位军人的心性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个蒙面姑娘，作为假想的受害少女，像一座流动着的历史见证，时时提醒着人们莫忘过去的不幸。两位女性一横一纵，组成了心灵的十字架，上面钉着三名军人滴血的心灵……
还有那三张刻满士兵姓名、锈迹斑斑的铁床，象征意义耐人寻味。它象征着我们古老而多灾多难的国度？还是同样曲折、复杂的军队？也许都有一点，但它更象征着从苦难和矛盾中走过的战士和所有经风历雨的痛苦心灵。小说思想犀利，文笔老道，心灵刻画之外的美学观念、艺术风格诸方面，也都有独特、创新之处。
朱春雨的作品多以追求宏深的哲理意味见长，他的军旅小说往往超越单纯的军事内容延伸向更深更广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空间，以拓展军旅小说的表现时空和思考层面，获取更为丰富的审美享受。他是一位多产的军旅长篇小说作家。《橄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以莫斯科M饭店为轴心，通过中、苏、日、美四个家庭的人事沧桑，展示了一幅近代世界史长卷，表达了人类对于和平的呼唤与理解。《血菩提》（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采用历史与现实两重时空交替进行的手法，通过描写“我”和妻子以及抗日战争时期隗喜涛支队在东北巴拉峪和蓝旗边外的生活、战斗经历，表现人类疯狂与蒙昧时代的血腥与残酷，以及对生活觉悟的来之不易。《亚细亚瀑布》是他的长篇代表作。
《亚细亚瀑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的聚焦点始于六连和雀门箐战斗。六连曾经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一次偶然的失败，使六连在领导眼中变得几乎一无所长，而且一旦形成某种“有色眼镜”便很难改变。直到有知识、有理想、有创造力、有批判精神的陈隆华、金国庆、康乐等一批新型人才走上六连的连、排长岗位之后，才以一系列优秀成绩把六连带出了低谷。但就是这样一支连队，在战争来临的时候，却险些被思想僵化的领导剥夺了上战场的权利。攻打雀门箐战斗中，连队执行师长预定的方案严重受挫，连长陈隆华当机立断，置师长“强行突破”的命令于不顾，机动灵活地率领部队迂回突破夺取了胜利。可是，六连却因此背上了“擅自改变穿插路线”的“罪名”，阴影依然笼罩在六连的头顶。在战场上三触地雷毫发未损的陈隆华被“请”去给“调查组”当向导，却意外地踩雷牺牲。六连悲剧性的命运，震撼人心，有如警钟，令人深思。六连和共和国一同成长的象征性意义，更令我们想到更深更远的东西。
围绕着六连和雀门箐战斗这个焦点，作品又散射出对军营和社会现实多方面矛盾的揭示。如有指挥才能、思想新颖、有正义感的副团长林树发的被批被罚，而平庸无为的团长马驰却官运亨通；如古占江以“娘打儿子”的封建观念来阻挠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的平反，石二旺因如实汇报自己战场经历而不由分说被打人另册；如“爽身粉事件”、“大卫像风波”、“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造成的负面影响；如雷电观测站为烈士后事的扯皮、折腾，以至立碑也要洋人赞助等。与之相反、相对照的是木九幺老爹终于从历史的阴影中挣脱出来，纳西民族的古籍也将重放光芒，雷电观测所的研究成果轰动世界。由此，我们看到了整个军营和社会生活中的陈旧观念、历史惰性和一切沉疴残渣必将被新时代大潮冲刷、涤荡的历史趋势。于是我们看到了“一道不可遏阻的瀑布！瀑布，有远古的影子，有悲凉的叹息，有电闪雷鸣，有六连的呐喊，有《列宁格勒交响乐》的旋律，有木九幺老爹的歌，有远方的战尘，有改革的攻关，有大地的激动，有宇宙的回声，有猛犸化石的粉屑，有争论‘星球大战’的吵嚷，有80年代中国的铿锵心音……”
《亚细亚瀑布》通过一次战斗、一支部队的深人剖析，折射出80年代改革大潮中的社会性积弊，对阻碍时代进步的顽固保守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热烈地呼唤尊重人的创造力和革新精神，呼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审美视点已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军事内容。其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它的结构艺术，整部作品由“远古的影子”、“宇宙的回声”和“血与火的痕迹”三个相互映照的时空层面组成，寓过去、现在、未来于一体，这种多时空的写作方式影响了以后的许多军内外作家。
四、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及其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
黎汝清是军内一位成就卓著的老作家，一生主要致力于长篇小说创作，先后出版长篇作品近20部，其中多数属于革命历史题材。他成名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新时期以后作品更加量多质高，有代表性的是《皖南事变》（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湘江之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碧血黄沙》（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三大悲剧作品，它们初步确立了军旅长篇小说悲剧审美范式。
《皖南事变》是一部以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之间的一次著名的民族悲剧为背景书写的长篇小说，是作者长期从事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结晶，更是新时期思想解放和文学革命的成果。正如朱向前的研究所指出的，“就作家个人的创作实践而言，它是黎汝清花甲之年完成的一次‘衰年变法’；对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创作的整体水准而言，它则实现了在‘五老峰’上空的一次成功飞越。毫无疑问，《皖南事变》以其宏大的构架、雄健的笔力和磅礴的激情所传达出的对特定历史悲剧的深邃洞见以及对历史人物命运的辩证把握，已然证明了它具有相当的史诗品格。首先，作家运用自己从历史资料的长期爬梳与研究中获得的历史理性和当代意识相结合，冲破了传统历史观念的束缚，大胆地追求‘说真话、露真情、求真理’，穿透数十年来史学界弥漫在皖南事变研究中的迷雾，求真辨伪，发隐抉微，作出了独树一帜的雄辩结论，为全书建构起了一个坚实有力的史实框架；其次，作家运用自己从历史烽烟中走过来的战争体验和人生经验熔铸而成的历史感性激活历史，从宏观到微观重现历史的场景和氛围，并且灌注生气和灵魂；再次，最主要的是把历史活动中的最小单位——一个个活跃在历史中的个人的动机和行为作为基点去重新审视、理解和塑造历史，栩栩如生而又深刻有力地刻画了项英、叶挺、周子昆、林志超等一系列人物在特定历史关头的复杂性格和内心世界，成功地用个人意志的合力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合理地阐释了事变的悲剧发生的轨迹。从而摆脱了把作品变成某种路线的图解，避免了对人物作出简单的道德判断，收获了主题的深刻与多义——‘如果要问这部作品的凝聚点，它是九千人的大悲剧。通过这场大悲剧，展示人类的优点和缺点，展示历史悲剧和性格悲剧的密不可分，展示人类性格中的善良与丑恶并存，伟大与渺小并存，通过悲剧的抒写，抵达人类的根性，《皖南事变》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创作水准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显示了老一代作家在这方面的优势与潜能。小说的不足是作者站出来的议论大多太露，可作大幅度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