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氏以鄱阳不合，欲以巢湖当之，又谓“不应舍此录彼，记其小而遗其大”。巢湖固不可代彭蠡，而谓舍此录彼，记小遗大，亦有不必然者。盖《禹贡》所记山水，皆以其致力者言之；视今之地形，则为详於西北而略於东南；荆州之境，衡山以南无一语及之。扬州之境，如今江西、浙江之地，自敷浅原而外亦不他及；是故，北条之北山入海而止；而南条之南山止於敷浅原。导河则氵水、大陆、九河、逆河，所叙甚详；导江、汉则止於中江、北江，东南以往，记考略矣。意当时衡山以南，及今江西、浙江之地，山高水缓，患害不深，兼以蛮荒负固，地险且远，禹不至其地，未尝致功，故止言彭蠡而不言鄱阳，止言中江、北江而不及南江也。且荆、扬、徐、兖之境，为湖者众矣，不之及者甚多，原不能及遍也。即以山论，庐山高且大於敷浅原而不之及，蔡氏亦知之矣。然则鄱阳不及，亦无疑於“舍此录彼，记其小而遗其大”也。
夫“鄱”古作“番”，鄱阳县以番水而名。番者，播也，犹“播为九河”之播，言一水播为数水，故名之曰番水。今之洞庭，在当时为九江，而在今为湖独深广盛大，非鄱阳、太湖所能敌，则安知鄱阳湖在禹时不亦为数江安流而至後世始盛乎！又地形北高而南下，而水道日趋於南，北乃益高。黄河迁於宿迁，南遏淮水，而淮、扬之间遂成巨浸，群湖连蔓，则又安知非江、汉之汇本在北，其後江迁而南，合於豫章江，而彭蠡遂为平地，南江遂遏而为湖乎！朱子言“今彭蠢至冬天水涸，亦止数条江水在其中”，则是鄱阳与洞庭正同。洞庭在当时谓为九江而不谓之泽，则鄱阳亦必不谓之泽也。此《汉志》所以鄱阳县有鄱水而无彭蠡而《禹贡》所谓“汇泽为彭蠡”者知必非鄱阳矣。
盖尝以《汉志》所言思之，不曰“有彭蠡泽”，亦不曰“彭蠡泽在其西”，而曰“《禹贡》彭蠡泽在其西”，必举”《禹贯》”者，见时当已无彭蠡，而古地名相传可识也。余按地形，必当在今武昌以东，蕲州、广济以南，浔阳、宿松以西，考之地图，证之记载，其地亦多潴水，而九江为尤近之；别於鄂陵，会於江口，上下三百馀里。大约自浔阳江以西既古彭蠡泽，其地望既合於《禹贡》，亦合於《汉志》。夫古之九江为今之洞庭，安知古之彭蠡非今之九江乎！彭泽为县，去鄱阳湖远而浔阳江近，是古之名县以此不以彼，故《汉志》不曰“彭蠡泽在其南”而曰“在其西”也。浔阳江中有彭郎矶，“彭郎”未必非“彭蠡”之误。又九江有湓水、湓江、湓城、湓浦诸名，记者谓“九江有井如盆，故名”。夫一井岂可谓之水，而以之为地名江名乎！（今地志及图，九江有清湓山，湓水所出，与古《九江记》异。）湓者，彭之音讹也。《真》、《文》、《庚》、《青》数韵之字，相传而讹者多矣。
或谓彭蠡既江、汉所汇，不应塞为平地，则亦不然。泽者，水草交厝之所；大约其地洼下，水盛则聚，水杀则涸，易於潴水，亦易於湮塞。《禹贡》所言诸泽，若大陆、囗梦，则当时已可耕治矣；雷夏、大野、荣波、菏泽、孟猪、猪野，则皆塞为平地；後世指其地者亦多出於亿度，人自为说。彭蠡亦泽也，独不可塞为平地乎！今现有鄱阳湖与江相连，而地颇相近，遂必指为彭蠡；若无鄱阳，吾知其必求之江北而谓塞为平地矣。
且地之改易有可证者。浔阳九江，昔所谓“江分九派”者，今止一江，无九江之迹。九江可变为一江，彭蠡泽独不可变为九江乎！名之改易亦有可证者。洞庭本太湖之名，湖中山有石穴深洞，无知其极者，因洞以名山，因山以名湖；吴起所谓“三苗氏左洞庭”者是也。後世谓洞庭者乃《禹贡》九江，是九江冒洞庭之名也。九江之洞庭相远，而洞庭自若，犹且冒其名；况鄱阳在江南，彭蠡在江北，势既遥相联接，而彭蠡又无形迹，其以鄱阳冒彭蠡之名亦何足怪乎！
朱子确信鄱阳为彭蠡，既谓经为衍文，又谓禹遗官属致误，又谓《汉志》不知湖汉之即为彭蠡而两言之。岂禹与班固皆误，而朱子独不误乎！疑经畔古，非余之所敢安也。昔郦道元有言：“东南地卑，万水所凑，触地成川；故川旧渎，难以为凭。”故《禹贡》所言，其不合於今者，阙疑可矣。若必欲以後世之地形证古人之是非，几何其不疑黄河未至於氵水、大陆；而岳阳、荆州之境，其与太原相远耶！
【《生民》诗《集传》辨】
朱子注《生民》诗，载张子之言，谓：“天地之始固未尝先有人也，则人固有化而生者矣；盖天地之气生之也。”又载苏氏说，谓：“凡物之异於常者，其取天地之气常多，故其生也或异。麒麟之生异於犬羊，蛟龙之生异於鱼鳌，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异於人，何足怪哉！朱子谓斯言得之，而余则以为非也。夫化而生者，天地之始也。高辛之世，岂天地之始乎！溯高辛而上之，其见於经可信者，有颛顼、少吴，黄帝、神农、伏羲氏矣，其前虽荒远不可详，然未必遂为天地始也。夫自化而生之时，至於高辛，不知几百年或千年，或万年，或数万年，而仍化而生乎！高辛氏以前，羲、农、黄帝之世，胡不闻化而生？高辛氏而後，尧、舜、禹、汤之世，胡不闻化而生？而独高辛氏之子有稷复有契，一家得两化生乎？盖天地之始，以理揆之，诚有化而生者。草昧既开，万物既定，则胎卵化湿，其生有常；若有异於常者，是妖也，而以诬圣人乎！如曰圣人之生与常人不同，取天地之气常多，则古之圣人不少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何以不化而生，岂其得於天地之气者又少欤？书传所载，若褒姒、夜郎王亦有化生者矣，其取天地之气既多，则宜亦为圣人，何以或为淫後，或为蛮夷君长，而不得与稷、契并称也？至於麒麟蚊龙之生，多人所不能见。既曰麒麟无定种而蛟龙皆出於变化，彼无定种与变化，是即其有定者也。故不闻麒麟皆麟生，而此一麟独牛生也。又不闻蛟龙皆卵生，而此一蛟一龙独化生也。是乌可为比乎，天地间化生之物，若蜃蛤蝉蚋之类，皆古今有常而不变，不以为异，犹之人必始於人道之感而不可改也。苟无人道之感，而履巨迹可生，吞卵可生，则生子綦易而妇人亦危矣。”
然则稷、契何以生，而《生民》、《元鸟》之诗何说也？曰：履巨迹，吞卵，此事之未有者也。即有其事，亦姜螈履巨迹而适生稷，简狄吞卵而适生契，其人道之感自在也。使不履巨迹，不吞卵，而亦生稷，亦生契也。且予观《生民》之诗，未尝见其确为履巨人之迹；无人道之感也。所谓“履帝武敏”者，谓高辛亲往郊而姜原踵其迹耳。所谓“不康祀，居然生子”者，谓上帝宁我康我而安然生子耳，即“无无害”之谓，“居然”犹安然也。盖近世说《诗》有如此者，此亦理明辞顺，何必遵汉人无识怪诞之说以曲为之解乎！至於《元鸟》之诗，则尤未明言其何若，阙疑可矣。
大抵人情，子孙於其先世？往往表其奇异以为夸诩震耀之端；而後世诞妄者则又好因近似之语，造事以惑人。若夔一人已足而曰“夔一足”，牵牛、织女二星而曰“天帝嫁为夫妇”之类，皆诞妄不足道。而张子、苏氏乃巧为说以实其事，朱子亦误载之《集注》，其诬圣惑人，儒者不得辞其过也！
《伪泰誓》之言曰：“白鱼入於王舟，有火复於王屋，流为乌。”司马迁截之《史记》，而董仲舒亦引其语，以为王者受命之符。幸而已黜其书；使其书至今存，而无今书《泰誓》，则亦将旁引曲说，同於巨迹卵之事矣。
【《春秋》论】
圣人之作事也，固有冒天下之大恶，犯天下之大忌，而公为之者矣。圣人非不知大恶不可冒，大忌不可犯，而敢为无忌惮之行也；彼见天下靡靡焉日入於乱也，不有人起而救之，则其祸将不可胜穷。天之所以生圣人者，固非令其安衣坐食，同於庸众无能之人已也。彼庸众无能者不能为善，亦不能为不善，其避大恶，畏大忌，固宜。而圣人承天之意，以为非我莫能定天下之乱，较量於经权轻重之间，卒然振发，甘心得罪於人而独求合於天，虽冒大恶，犯大忌，而不自疑。故尧、舜不惜以天下与人，而汤、武至以臣弑君。何者？其心之安也。
昔者孔子，大夫也，而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其赏罚进退皆非一人所得私；而孔子行之不顾者，亦其心之所安也。当是时，纲纽废弛，民人涂炭，诸侯互相攻灭，而弑君弑父之祸复公行而无所忌，使当禹、汤、文、武之时，皆所诛讨夷灭而不赦者；而周天子暗弱无权，拥天王之虚器而一不敢问，其势将无所底止。故天生德於孔子，而孔子亦知非己不能定天下之乱，是以周流於七十二国而应佛、公山畔臣之召，汲汲以求一日之用；意谓苟能反天下於正，其权不必自周出也。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不幸卒无所遇，无所发其救时之心，不得已而作《春秋》，借天子之权以赏罚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盖得位则见诸行事，不得位则诸空言，其事虽异，其道则同；要使天理有一线之存，而乱臣贼子得以稍敛其迹，则虽被僭之名而不辞也。故曰：“知我者惟《春秋》，罪我者惟《春秋》。”推孔子之心，虽汤、武之事亦可为之，而况於《春秋》。而论者不识圣人之心，谓以天子之权与鲁，呜乎，何其谬也！
子贡言桓公杀公子纠，管仲不能死，且又相之，以为未仁，而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左衽！非若匹夫匹妇之谅，自经於沟渎之中，而人不知。”则是匹夫匹妇之谅，孔子所鄙不为，而深有取於管仲者，岂非以有志於天下，则小节不足以夺之与！孟子生於战国，其语齐、梁之君，皆以行王政安天下为急；彼其时周天子固在也，而不以为嫌者，盖其心即孔子作《春秋》之心，故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夫《春秋》作而後乱臣贼子惧，则《春秋》不可不作也。使孔子不安於心，亦避大恶，畏大忌，而不敢作，则乱臣贼子必无所惧，是孔子亦庸众无能之人而无益於天下者也，岂天之生圣人之心也哉！
因读苏明允《春秋论》而作。
【正统论上】
论正统者众矣，自宋欧阳修以至国朝魏禧，予所未见者不论，所已见者予皆有以识其说之非也。夫统有分合而无正伪，而正不正不关於其统。论者泥於其名，每曲为之说，又或以爱憎为褒贬，故其是非不当而予夺不公。
今夫“正统”之名何乎？非古圣人悬此格以待後之君也；其说起於後世之学士大夫。彼见历代之事势各殊也，於是正统之名兴焉。有正统而後有“偏统”，由是而又有“僭统”、“窃统”；此皆强立名字，以古人就己之私说，皆予之所不取。
且彼所谓“统”者果何谓耶？谓合於一者为统乎，则凡合於一者皆是而不合者皆非也，一言而决矣。谓历代相传之绪为统乎？则合古今皆不离乎统，何得有正偏僭窃之名？
盖天下有势有义：正者义也，统者势也。言正不可言统，言统不可言正，然後其理明而其说定。试言统之说。统之为言，犹曰有天下云尔。天下，公器也，非一人一姓之所得私。当其时归於一，则统有专属；及其分也，则统亦随而分矣。今夫一物而数十百人分之，虽出於劫夺焉，不可谓非共此物也。统之说何以异是！自古以来，虽世变纷然，而统无一日之绝也，不过时有分合而巳。盖自唐、虞、夏、商、周皆合也，至战国始分；至秦、汉而又合，三国又分；晋又合，又分於东晋；历南北朝而後合於隋、唐，而又分於五代；至宋又合，而又分於南宋；然後合於元，以迄於今。四千馀年以来，忽分忽合，譬如一缕之丝，寸寸而分合之，其绪固相属也。然则历代虽多，安见其统为正为偏为僭窃也哉？
如曰得国之迹不同，故其名亦异，是论正不正也，非论统也。如以正而已矣，则吾又有说。
【正统论下】
予於商、周，犹窃有疑焉。何疑尔？桀、纣虽暴，汤、武之君也。汤、武虽仁，桀、纣之臣也。臣弑其君，可乎？且夫汤、武之德盛矣，其功大矣，然考其得天下之迹而律以後世之名，则终不免於篡。张横渠之论纣曰：“天命一日未去则为天子，一日既去则为独夫。”予盖迂其说而不信也。夫武王之兴师也，以十三年一月壬辰。假令武王兴师於前一年前一日，将武王不得为圣乎？抑兴师何日，即天命於何日去乎？使观兵之日即伐纣之日，天命去乎未去乎？使武王亦如文王之事纣，将天命终於不去乎？天命不可见也，人何自而知之？世之论汤、武者，不过曰心非利天下也，应天顺人。伐暴救民而已。夫心藏於深微不测之地，其亦至难知矣。即心果无他，而终不可以掩其迹；心非篡则当恕其心，迹实篡则当严其迹。然《诗》曰“至於大王，实始翦商”，《书》曰“惟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亦安见其无利天下之心也哉？且幸而汤、武有此事也，故唐、宋之君虽以臣位得天下而皆以恕辞予之；假使古无汤、武而三代以後诸侯有暴行此事者，人以为篡乎非篡乎？吾知必以为篡也。然则汤、武幸而生於三代之前，而後世不幸而生於三代之後也。
昔者孔子，商人也，而生於周，为尊亲者讳，故不肯斥言其非；然亦尝微见其意於论乐论德矣。而人专以孟子之言为定；不知孟子生於战国之际，以周室衰微，百姓涂炭，急於救民劝世，主以为言耳，乌足以为定论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