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臧棣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断涌现的语言事件使你专注于诗歌的细部。这里，不再有意义的预期，你无法用诗歌以外的语言，诸如散文，来概括或描述出诗的“要义”（兰色姆语）。扑面而来的是词的网络，语义的勾连，包括那最飘忽、隐秘的联系。仿佛诗人天生就是要做词的“媒人”的。他深潜入语言的内部，左顾右盼，为词的美妙相遇设计机缘。其间，自始至终存在着一种到达与期待之感。每一次“相遇”，都点燃了下意识中的一种可能性，自我移情的喜悦随之而来。由此，所谓的现实被搁置一旁了，诗歌在思维普遍趋于单向度的情况下增加了一种复杂性。虽然无意介入或者“纠正”。他在该文中指出，诗歌能够以想像力击败现实，从而具有了“纠正”的功能。什么，然而的确，由词的牵手所带来的丰富、歧义乃至旁逸斜出，抚慰了躁动、困惑的生命。说到底，人是需要用可能性来充实和温暖的。
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诗歌朴素的人道主义。而臧棣在诗中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写诗的同时，亦是在创造自己的依偎。且沉醉于斯，奔赴于斯。于是，看来无意义可寻，实则意味深长；貌似无关指涉，内在地，却是坚持着词的伦理。而且，这种精神已化为写作的驱动，渗进了诗歌的所有环节……
灰色的树干迎着风/像集体婚礼中的新郎/新娘却是第一次操起斧子/为新生活的温度劈柴。
——《古琴》本文中所引用的诗，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
词就像一个想入非非的精灵，不安于语境的局促与限制，生就的多意情思鼓动着它寻觅新的伙伴。乍看之下，“新娘”的出现极其突兀，事实上却是应了“新郎”一词的召唤。“斧子”、“劈柴”与之前的“树干”亦有类似的关联。一个微妙的小循环！僵硬的叙述链条碎裂了，“却”所意指的转折不再前趋至另一维度，而是驻足，顾盼。
又一排浪更细，澄清了/一尾鲤鱼的来路，它无辜于慢悠悠，就像我初恋时/写过的一封笨拙的信。
——《细浪》
“浪”与“澄清”有着字形上的共通之处：三点水旁，可算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了。而且，“浪”的水性特质洗去了“澄清”身上沉重的词义负担，清爽爽的，于是，“鲤鱼”的出现便在情理之中了。在“像”的摆渡下，“无辜”激发起了“初恋”中天真的伤感与联想，而“慢悠悠”则赋予“笨拙”憨态可掬的动感情状。
词不再忠实地隶属于叙述了。句子不再是词间“雷池”，它们相互感染、呼应，意义经由词本身道说出来。这不是臆想，而是事实。任何一个敏感的诗人，在进入诗歌文本的过程中，都会受到来自语言内部声音的强烈干扰。它与自我的声音纠缠一道，成为难言之隐，不可说出却又执着地说着。这在臧棣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此得到的诗歌文本，表面看来是所说之物的记录，实则既非事实，又非灵魂，而主要是一个和语词遭遇的历险过程。
臧棣发现，每个词的下面都潜伏着发达的存在根须，这也是他乐于牵线搭桥的原因。而与其说他撮合有方，不如说他只是揭示了一个语词世界的事实：那原本就有的错综、美妙的关联。在他的诗中，词仿佛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凝聚，坚定而迷离。由此，诗歌染上了脆弱的精致感与神秘气息。现实造就的逻辑力量在瓦解着，或者说它涣散到词间的联系中了，化身为一簇有意识的感知，乐此不疲地游走于“之间”。诗歌不再缘事寄情，甚至不再通达现实，而演变成了词的意识流。
你的呼吸中开始有血丝/织着一块用来重新相认的手帕/如果它拭泪，天就会下雨。
——《转折》
很难想像，如果没有词“丝”的发散性思维，诗句将如何相续。在通常的情况下，意义经由句子的单向传递，走至尽头，这同时意味着词的完成与消逝。而此处，“丝”摆脱了“血”的修饰、定性和“有”的支配，与“手帕”心有灵犀。由此可见，“重新相认”的是词的缘分。我不再是宾语或中心语了，我只是“丝”，一个词，我想“织”我的“手帕”。语词冲破了句子的单向锁定，使意义在山穷水尽中蓦地峰回路转。诗句不再囿于平面，而向空间拓展，追寻一种立体交错的自由与张力，进而实现了想像中的“转折”（题目）与蒙太奇——因无需赘述的铺垫，而让人欢欣鼓舞。
诗成了词的乐园，一个最终的神圣庇护。词在其中恢复了它的全部天性：那富有弹性的，跃跃欲试的，多面的，甚至不可理喻的。而诗人所能控制的，似乎只是让它们保持在“运动”中，并赋予其必要的形式上的清晰感。这在《抒情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不冻的水域，绿色波纹/纺织时间的粗线，而变细的/似乎是我们的眼神——似乎还能更细，至少/可以比仔细更细。
细如陌生人的皮肤/细如胆大时的心细/细如精细，那的确是/我们在回忆或人生中/能拥有的最好的惊喜。
对“细”的语义追踪构成了全诗的骨架与灵感。仿佛是“细”本身的表白或者梦呓，牵牵连连，有点絮叨地夹缠不清，却又因此而温馨迷人。在诗人不断变换角度、距离的凝视中，词向他敞开了自身。居然是一个奇妙的多面体！每一面都弥漫着意义，指向一种可能的现实，几乎应接不暇了。每一面都牵带出我的记忆，预示了我的未来。词激发出诗人全部的情思——可算得上是“抒情”么？——姑且以一种缓慢、克制、略带喜悦的调子道出来：词中凝聚了诗人全部生命的循环。蓦然发现，原来所谓的现实，不过是人与词间的相互作用，任何可见、可感的现实都是词的一种连缀方式，关键在于如何去看。也正是于此，臧棣的诗显示了一种可贵的洞察与努力。
波兰女诗人捷拉斯夫·米沃什曾说过：“当代知识分子无一幸免于虚无、荒谬、反意义所施加的压力，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浸淫其中的精神氛围。”而臧棣在诗中的所作所为，且不管其成败与否，它隐含着这样的潜台词：现实之所以难以忍受，是因为它窒息了词的活性，到处漂浮着词贫血、苍白的面孔，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那些虚无、荒谬之感正是由于词的尸腐气息所引发的条件反射。
较之米沃什，臧棣更深入了一层。他蒙胧地意识到：善待周围的词，或许是自我救赎的一条途径；要想进入自由之境，首先要在诗中学会感受词的意识，恢复词梦想的权力。
由此，造成了臧棣诗歌的一个最大特色：反叙述。你无法把握到一个连贯的思维脉络，不管是情绪的，还是主题的。节外生枝尚在其次，经常的情形是完全不搭界，让人摸不着头脑。仿佛真的，词在自说自话，只剩下了聆听。意义静静地绽放。这中间隐含着一种反拨。在臧棣看来，叙述是诗歌最大的媚俗，正是叙述，导致了词的奄奄一息。叙述中不可动摇的前进趋向以及逼人的清晰是和诗背道而驰的，亦是对生命本身的压抑与背叛。
反抗叙述，是依靠词来完成的。回到《抒情诗》——诗人把自身交付给“细”的呼唤与引领。于是，不再有孤注一掷的意向了，叙述的贯通亦被诗句的不断休止所取代。“细”在闪烁、变换，现身为层出不穷的意义、形象、音节，尽管看似毫无瓜葛，却在诗中造成了一种持续的未封闭状态。由此，呈现对于诗而言，化作了必然。换言之，诗人被词的强大力量所吸引，包括意义的、声音的，结果，诗歌仿佛变成了一种偶发的艺术，一次和词的不期而遇。预见性被大大削减，而一切在习惯、规律形成以前又提早结束了。由是，惊奇深深地织进了诗歌的构造与主题，这也是词给予诗人的最好报偿，他由着词把自己带入幻彩缤纷的境域。其间，体现出一种无可复制的价值，尽管略嫌脆弱了些，却保障了诗歌珍贵的“我”之个性，既有情感方面的，亦有技巧上的。
词的意识流给臧棣的创作带来了丰富的契机与可能，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诗人想像与表达的焦虑。对于臧棣而言，写作亦是一种生存方式，或者毋宁说，它就是生存本身，较之现实的表现远为生动、真实。通过某种微妙的自我否定与说服，他使那些习以为常的饱满情绪松懈了下来，变得可以为理性所掌握与控制。从那时起，一个新的乐园便向他展开了。读他的诗，仿佛进入了魔域一般，随时随地会有各种形象光临（臧棣是很不吝惜他编织隐喻的才能的）。然而，还不待你摆出相应的表情，它们便已消失无影了。词在这里起到了解构主义的功效，绝不会出现海子笔下“麦地”式的高山仰止；在与词的对视中，一切只有相对的价值和意义。由此，诗人不失体面地与抒情的虚妄以及青春期燃烧般的真诚作秀挥手别离。
代价亦是有的。前文已然提及，那便是主题的隐晦以及情感的飘忽与破碎。它们也是臧棣的诗遭人误解与诟病的主要原因。无可否认地，词的意识流导致了自我声音的式微与抑制，增加了诗歌创作中的不定因素。然而说到底，这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平衡的过程。对此，那些所谓“凌空蹈虚”的解释与评介，如果不是过于武断、轻率，我想至少也操之过急了些。别的不说，单就臧棣的诗给予我们的惊奇而言，便与现实有着似断实续的纠葛。因为那自发的、倏忽即逝的，甚至幻灭的形式、体验，我们并不陌生，而这正是惊奇产生的原始土壤。臧棣只是换了一种表达方式而已。他以自律、节制的口吻，借助于诗歌本身纯粹的形式——词的意识流，来影射这种挥之不去的现代情愫，进而用那多少让人有点意外、甚至不适的喜剧精神——所谓“快乐”的写作原则——来刨光、消解了惊奇中原本粘附的虚弱与无助。
就臧棣诗的主题或者思想而言，我想先不必忙于尘埃落定式的解读。不妨像他那样，让惊奇伴你上路。
平原的尽头，无名的家园/暧昧在蒲柳的轻歌中/此地，不亢奋解释着/多少还有那么一点恰当/让迷途继续似是而非。
几样东西始终借迷途/而有益于生活。不平凡？
意思是学会保持低调/也能深入诚实——直到它看上去像初春的平原。
——《游仙诗》
对于臧棣而言，惊奇还只是思想的开始，接下来才是言归正传的酝酿与开展。在此，应把他的诗视为一个整体。其间，显示了一种将惊奇转化为追问的冲动与努力。然而，尽管追问的欲望强烈得紧，其运作、展开却是小心翼翼的。在臧棣的诗中，追问是一种对话，以一种悬而不决、循环往复的方式进行着。于是，造成了一种迷人的“慢”，像《游仙诗》那样。感觉有一种奇特的调子在咏唱：介于阳平与上声之间，既有前者的平滑，又不乏后者的婉转。及物动词几乎不用，其间的担心在于：动宾搭配的直接了然以及隐含的历时性与行动暴力会亵渎“慢”的浑然。诗意尽可以铺展延宕，“迷途”即是我的天堂。迂回、反复是潜在的硬性标准，由此逼出的对策是，尽量选用延续性的动词，如“是”、“有”，二者都包含绵延的存在之意。或者在动词后加“着”，像“解释着”那样，权当系动词用。实在迫不得已了，索性换行，把动宾之间的距离拉远点，形成缓冲，一种视觉的假象：仿佛置于诗句末尾的动词只是一声无谓的叹息，它不再及物了。
在追问的激发下，每一首诗都是一次意义的绽露，犹如那朵珍稀的玫瑰：
像攥紧的拳头，严峻的生活中/玫瑰比我的肺叶承受着/更大胆的呼吸/玫瑰的白天调动了/一连串带翼的诉说和聆听/去上演我对你的追逐：一种深入的飞翔。
……
呵，玫瑰，你植物的性感有着城市的光泽/最热忱的肉身，最小的家园/但也曾有多少人把你随身佩带，却无家可归/记忆中最神秘的纵火者/穿越多少似水年华/仍然是这样，玫瑰由沉静的开放构成/像你在远方睁开的眼睛。
——《七日书（玫瑰主题）》
然而，《七日书》中的玫瑰究竟意指什么？难道仅仅是意义的纷扬散落？这不是造成了更大的迷惑吗？追问显然没有到此为止，它萦绕在那里——设想一朵完全处于孤立境地的玫瑰，将它与人，与它的芬芳、色彩以及绚烂的历史分离后，剩下的还有什么？那使我们产生情感反应的又是什么？
臧棣追溯到了词，他试图发掘出一种词的纯粹形态，或者可以叫它“裸词”？正是它，允诺、赋予了意义；意义的根，在它那儿。而为了接近它，必须先把那斑驳、缠绕的意义剥离。这中间，存在着一个深刻的悖论。臧棣发现，词是幽闭于意义中的。它促成意义的显现，同时又因它所揭示的事实而被隐蔽。由此，臧棣的诗成了一种永恒的、绵绵不绝的奔赴，像《七日书》中所说的那样：“一种深入的飞翔”。其间，意义的呈示是宿命般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惜，尽在其中了。每一首诗，对于臧棣，只是一级台阶、一个扶手，甚至一块垫脚石，意义在怒放之后即成了被弃绝的东西。
于是，主题更加无法指认了。即便它曾经存在，也已进入了被弃绝之列。然而，又是切实地，在呈示——弃绝——呈示的循环往复中，臧棣感到了“裸词”的在场。通过虔敬的追问，诗人竭力使自己对词敞开，甚至成为不设防地带，从而让词的意义渗透、充盈自身。这中间，他体验到了那美妙的亲近，尽管只是一种趋向。
台湾的深处，阿里山放牧/阵阵薄雾，冷杉缄默如/瘦削的哨兵。我邂逅/这世界上最奇异的姐妹——
……
横隔在两座小湖之间的脊坡/柔软得就像黎明时/刚挤过奶水的母牛的腹部/四周，天意婉转于/山区冬季的小雨，淅淅沥沥，它还有更特殊的方式——它先是下在如云的树冠上，然后再向下滴落，注入/青草那沙哑的歌喉。
——《姐妹潭》
几乎全是名词与形容词的连缀。动词的锐利锋芒被磨掉，亦形容词化了。由于没有讨嫌的动作来搅扰，慢，变得更慢了。由此造成一种蓄势待发的、充满感官微妙的静止，它指向一种特定的“此刻”——怀揣着过去跃向将来，具体的此刻就是它之前和（作动词用）之后。意义在此刻吐露芬芳，它呼唤着：请于此刻停留。这是一种永恒的渴望，渴望留住词的脚步。时间的钟声停止了，现实中强大的叙述至此彻底轰毁。这再一次证明了：臧棣的诗，骨子里是一种反叙述。
很喜欢这首《姐妹潭》，那柔和的音调，以及那诗意自然的开放。在此，你能体会到，诗人与词已心心相印。词不再是情感的工具，甚至也不是情感的对象，而仿佛就是情感本身。臧棣终于在词中找到了他的依偎。同时，他收获了饱满而丰富的现实与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