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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西终于在他的书柜底层找到了那沓用英文写的《日志》，共有四册。时间分别是1946年—1947年、1947年8月—1948年12月、1949年10月—1950年12月。中间似乎缺失了原编第三册1949年1月—1949年7月。这些本子大小不一，有的缺年、月，有的则相对完整。这他记得很清楚，1949年“7·15”前夕，他得到民盟执行委员会的“地下通知”，国民党特务将在近日展开大搜捕。他本人亦在名单之内。他几乎不加考虑，就将案头的第三本《日志》撕碎，匆匆投进火盆里——那里记录着与李公朴、杨青田先生等人交往的少许片段，是事后追记的。如果他还记得第一册有盟内的几次重要活动记录，那么首先要毁掉的应当是第一册。
至今他还记得撕扯笔记本的嘶啦声、装订线的断裂声和纸页在蓝色火焰下卷曲、边缘发黑、接着升起黄色火苗的样子——似乎那些文字和负载它的纸张在自我毁灭，不过需要一点儿人为的助力而已。因为尚在长夏，绝没有理由在屋里烤火，为不致招来嫌疑，情急之下，老伴儿是用医院带回来的酒精助燃的，但烟雾依旧很大。他有些庆幸，第二天晚上，昆明警备司令部的宪兵将他带走时，竟然没有嗅一嗅他的长衫，他自己也惊异，那上面，从领口到袖筒都有浓重的烟火味儿。宪兵只推了他一把，他就落在黑压压的被捕人堆里，与他的学生、教育界挚友和陌生青年男女混在一起。他身旁的两个女学生身上还有烧臭豆腐的味道，甘酸，微带一点儿煳辣椒的味道。
他要找的是一个不止一次出现在这本《日志》里的名字“Jing Ke”。这是一个代号，他的原名是柯知启（字长景）。代号各取字、姓组成。这个柯知启也许还有别的名号，但当时用的就这名。他是金融界领袖，重组的兴文银行、云南省银行、中央银行副总经理。在关押他的第三天，这个人，据说还有李根源等人代表卢汉来监所，带走了他和杨青田等一批教授。按当时的理解，柯先生固然知名，但从不过问政治，他以一个金融界人物的身份来与中统、军统周旋，无非是以身份保证用黄金赎买一切，至少保证这些人不会被酷刑虐待或立即拉出去枪毙。这十分合理。但蓝西等一批著名学者、报人是一个月后才获“保释”的，那天，他再次见到了这位一表人才、谈吐稳重、一顶毡帽压得低低的、穿一身蓝色呢子大衣的“Ke”。
不知为什么，他对年龄与自己相仿佛的“Ke”产生了一种无言的敬重。那蓝色竖领的呢大衣，在监狱出口的大风里撩起一角，仿佛是自由的招手。这一眼，挥之不去。
但这第三册《日志》已毁，万劫不复。
最后一组记录是在出狱后的一个月，被捕学生七百余人，陆续被释放。当天，一群学生来秘密告别，内中就有“Ke”的“侄子”和一个近亲堂弟。这层关系是在“侄子”说到他的“大伯”一再告诫“不可声张，宜速疏散”、“未到时刻，决不回返”时了解到的。按《日志》记录时序，应当在第四册。但这一册起讫日期正好空缺了1949年7月末至1949年10月前。他无法确认是否还有别的本子记录了以上这些重要的事实。而1949年年底的记录约略得很，显著的是卢汉宣布起义、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Ke”任财经委员等。如果不是“Ke”确凿地为玉成起义而努力，并在此前参与营救进步师生，恐怕连末了这一笔也不会提及这个人。
他的习惯是，对不能见诸报端而又有着史证价值的人事，略加记录。但眼下，似乎并不能奏效，一切，比他想象的复杂多了。
前天，他作为一界代表被通知去参加一个“人民法庭”的听证会。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初期，这样的“人民法庭”遍及城乡，不少双手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罪不可赦的特务、反革命分子被公审，被执行枪决。这对巩固人民政权是绝对必要的。云南知识界受国民党特务迫害欺辱，血案可证。蓝西在政协会议上曾发言，要求惩办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虽无明确回复，但传说的是沈醉认罪态度还好，另外，他在被卢汉拘押时，在“起义”声明上签了字，应算“起义人员”。
“人民法庭”听证会宣布了几条规定，接着公布听证内容，是“关于柯知启涉嫌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的问题。他吃惊不小，“柯”是那个“Ke”吗？有没有弄错？但有一说背景材料已“证明”。他立即回到简单逻辑上，怎么会？环顾四周，没有他认识的人，旁听席上有位军代表他熟，是代表军管会联系教育界的。但隔得很远，不便交谈。
第一个出庭作证的人，更让他无地容身。唐会龙，他的外甥，中法大学肄业，后不知去向。大约1949年年初，他忽然来昆，夸夸其谈，曾炫耀他与重庆方面上层关系如何如何。未几，忽又说因想成家，用手头银钱去投资黄金，本利无收，全然失败。如今一文不名，想到银行里混口饭吃，“请姨父融通融通”。蓝西说，穷不过教授，窘不过报贩，我哪里摸得着银行的金饭碗！唐一笑，“人家都说知道你，你怎么就回人家一个屁股帘儿呢？”蓝西问：“你说的哪一位？”唐一跷大拇指：“柯！”——就那一秒，他想起来了，他当时还有几分自得自赏，报人嘛！他的“时评”，龙主席也要看，换了卢主席也要看！不过，这个令他十分不悦，却又不便询问“唐”是如何攀上“柯”的呢？无论如何，他当时似乎为尽快摆脱纠缠，信手一笺云：“柯公（长景）台鉴：小甥……欲求阶下一粟，而今青年皆空怀其志亦难忍空腹之荒，乞请验其德能，量而裁用”等语——这是确有的，要不他怎么能复述函件的内容？
出庭作证的唐会龙坦言自己是中统局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监视银行储备和资金流向以及员工的政治态度等等，但他的上线是柯，是柯发展他加入中统的。主审军代表说：你详细讲讲事情经过。唐侃侃道来，什么时间什么人什么地点多少次秘密联络，当说到在“大东新村19号”秘密接头开会时，场上哦呀一片。这倒不在于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地址就是柯的家，这个门牌号码代表一个以清明进步美好而著称的大家庭，而在于能尽所有时间人物地点要素之翔实，就连一生从事新闻教育的蓝西也瞠目结舌——在大多数首次参加“听证会”的人听来——他们界别齐全，有店员工会代表、学生代表和市民代表——这事实已经确凿无疑。
唐是由两名法警押下去的。人们眼睁睁看见他伸出手，让法警铐上了手铐。
接下来是一名姓向的，大约叫向英葵（还是向英圭？）的人出庭。蓝西发觉当事人柯并未到庭，也就是说人民政府对审理这样的案件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当事人身份特殊，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就在一年多以前，蓝西的报纸几乎间日有他的名字出现，诸如带头捐献飞机两架、在省军管会领导下主持省银行四办事处开展城乡储蓄及信贷以恢复工业、复苏商市、增加就业等等。稍前则是宣布起义、过渡到大军接管时，他参加的一系列活动。这相当于一个有控制的内部的“听证会”。不过几十人，与公审反革命完全不同。
主审军代表（不叫法官）介绍证人背景，称是“某某区区委委员”，其余一概略去，但仅此一点已经引起人们的兴趣，那就是说他是中共党员，至少现在还是。他进入证人席半天才开口，神情疲惫、烦躁，甚至极度沮丧，他说：自抗战胜利之后就跟随柯，负责他的安全护卫。当负责讯问的军代表问：你见过“唐会龙”这个人吗（出示照片）？他回答：见过。问：什么关系？答：只是面熟，从未讲过话。知道是银行一般职员。问：为何是一般职员？答：因跟从柯多年，平时还负责往还文书，全部银行科级以上人员都熟悉。问：你见过这个唐会龙与柯单独相处吗？无论在何时何地。答：没有。再问仍然是“没有”。问：你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跟从柯吗？回答：是。问：从未离开过，比如一小时两小时？——这个问题让姓向的大感困惑，他停顿了整整一分钟。直到再次发问，他答：比如送文件，去办一些必要的事，离开一两个小时是有的。但，是送他回到家确认安全之后。问：为什么要确认他安全？这指的是什么？向的声音突然洪大起来：国民党中统、军统两系特务都预谋暗杀他！有当时大量情报说明……台下噪声哄起。主审官立即改问：你指的家，是东门外大东新村19号吗？答：是的。问题再次回到敏感的“大东新村19号”，场上精神迅速提振。但讯问又开始了：你所指的“必要的事”是什么？向又犹豫了，显然他试着回避某些纪律要求至今仍要守密的问题，道：指有关起义的金融各环节，应向上峰报告的事。似乎要结束了，军代表在桌子上收整有关这一节的讯问资料，顺便似的问：关于转移省库资金库存硬通的事，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答：所谓将威远街省银行库内资金、账本、国内外债券及黄金、美元现钞等硬通安全转移至西什库的事，全由卢汉主席一手安排，出入库对账，一盎司一盎司称验造册，新中国成立后移交也一样，全部重兵守卫，所谓“半路窃留”，无论何人出言，等若无稽。
一声“好了”，对向某的讯问结束。他下去了。由于他的江浙口音稍重，事实上，有的细节人们听得并不清楚。这会影响他作证的效果。蓝西发觉有个细节似乎是故意被遮蔽的，即向某既是中共人员，奉哪一级组织之命，又是如何到柯身边工作的？为何如“组织特务组织”这样的事，与卢汉共同运筹起义，周密细微、毫厘不爽的中共地下党会毫不知晓？如果“Ke”是“特务头子”，整个省银行不是由国民党特务控制了吗？还会有军、政、财“全员起义”并成功一说吗？这在简单逻辑上也漏洞百出！
接下来的证人是省银行财会主任、襄理宋某。他说：唐会龙进入银行不过三个月，只是试用，大约在他进来前一个礼拜的一天早上，银行门口出现一个横躺在地上的年轻人，“几将饿毙”，适柯公的车要进来被挡拦，不能就道，司机就下来问明缘由。宋某说这时他也在场，那年轻人还怀抱一本《会计手册》。“这样的事时有发生，又警惕是来搞暗杀的，所以由门卫特别检查了一下，那本《会计手册》只是薄薄一册，并无暗器可藏，所以，把人抬到一边，柯公只隔窗看了一眼就匆匆进了大门，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除司机，没有人下车。这个横在路上的人就是唐某！后来，这个姓唐的吃了我端来的一碗饺掺面就大醒了，拉着我的手说，他从四川步行到此，三天未果腹，只为在这道门里谋一碗饭吃。”
讯问的说：“简单一点。”宋即刻简约道：“我把他备好的履历翻了翻，有些疑惑，他不像是搞会计的。并未呈送。完了。”
“何其拙劣！”有人在蓝西身后骂了一句。
蓝西陡然心惊，有一刻，他觉着他是不是应当立即“规避”，或者叫“逃走”！
最后一个证人是银行人事管理科科长，姓刘。他说，唐某并非为银行录用，只是试用，但还是经过董事会“过”了一下，按理，卢汉主席代财政厅厅长期间，凡进人，均须知照他。但起义前夕，财政厅厅长易人，加之起义环节太多，急需人员，是有些混乱。他记得有三个人曾开会甄别讨论，柯并非主持，只是点头而已。柯似乎还说了一句：“就吃口饭而已，不要遍顾诸葛亮。”之后，这句话成了宗旨，又进来七八个年轻人。完了，就这些了。
蓝西心里猛然一震，那一“点头”、“吃口饭而已”不是他笺子里的意思吗？如此说来，是他把这个自称“国民党特务”的外甥送到柯的跟前的！他心乱如麻，太阳穴有如万箭洞穿！接下来，所有证词都直指“唐会龙”或者“唐义理”（他的另一个化名）如何在银行内部挑唆，“拉人下水”，甚至“公开”他中统的身份以胁迫他人加入其组织——看来，这是些原初的检举材料。自始，除了唐的“孤证”，无人提及柯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但同样没有人以直接证据否认是柯主动安排、接应或发展唐成为中统特务的。
蓝西想站起来，站起来做什么？他没有想清楚，但他出席过多种听证会，在没有会前安排并由“人民法庭”确认“证人”身份、大体了解作证内容的情况下，是不能贸然站起来“作证”的。这有扰乱法庭之嫌！但关键证词在他这里！在他手中！——是他一纸笺头将唐介绍去的，他是当事人！他可以答疑解惑，救无辜于冤狱！
宣布散会。
他慌乱地拨开人群，找到那个旁听席上的军代表，他结结巴巴地说——事实上他一点儿不结巴，他只是把要说的话重复了两遍：“我能在听证会上发言吗？”
军代表着实惊讶：“可以呀！怎么不可以！运动初期还有些混乱，这会要民主听证，人民当家嘛……”
军代表还说了什么？他当时脑子嗡嗡一片，记不起来了。
蓝西是如何回到家中的，他也不知道。他第一次感到这座他住了二十年的小楼房如此丑陋！如此肮脏！如此黑暗！如此猥亵！他倒下，再不想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