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谈的动物表演史，主要是指经过人的驯化、并且展示给人看的动物的表演史。这种表演由动物表演，供人类观赏。尽管对于动物自身来说，这未必是一件愉快的事，但人类确实从观赏中得到了乐趣。
对于动物表演史的探讨，我觉得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它既是自然科学范畴的动物驯化史的一部分，又是社会科学范畴的文化艺术史的一部分。或者还可以说，动物表演史其实也是一部人与动物的关系史。但是在这本书里，我们并不打算在理论方面做过于深入的研究。我想，这本谈动物表演的书，至少在资料性、学术性之外，还要有相当的趣味性、可读性，才能和它所谈的内容相般配。
我少年时代在故乡经常看到耍猴的、耍蛇的、耍耗子的江湖艺人，在街头或广场卖艺。这些艺人虽然风餐露宿、衣衫褴褛，但那些猴子、蟒蛇和老鼠的有趣表演却能吸引许多人。那之后，我又看到过真正的赛马、斗牛，乃至狮子、老虎的钻圈，鹦鹉、八哥的学舌，蟋蟀、蚂蚁的格斗，等等。这些不同动物的表演，给人们带来了迥然不同的乐趣，例如舞蹈的马和唱歌的鹦鹉使人感到优美，而亢奋的牛和勇敢的蟋蟀使人感到壮美。
应该说，动物的表演已经构成了人类传统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远古岩画上的狩猎题材、部落先民的仿生舞蹈，到近代梁祝戏曲的化蝶动作、西方动画的猫鼠造型，都显示着动物与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方面，人从动物那里获得灵感和美感，从而模仿动物的舞姿；另一方面，人更主动地驯养动物，让动物按照人的意志进行表演。由此来看，“动物表演”至少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人类模仿动物姿态的表演，二是动物模仿人类姿态的表演。
中国的动物表演具有地域性特点和民众性特点。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五谈到各地的动物表演各有其侧重：“燕齐之俗斗鸡，吴越之俗斗蟋蟀，古也有然；金华人独喜斗牛。”石成金《传家宝·俚言》里的一段话则表明动物表演在民间的影响极为普遍：“何不看那猴子尚且教能做戏，狗子尚且教能踏碓，老鼠教能跳圈，八歌教能吟诗，可见禽兽尚能教通人事，何况他是个人。”动物表演可以说是风俗文化中的一道最奇异的风景。
人类驯养动物的历史是极为悠久的。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第二章里说得对，“各种动物在时间顺序上均早于人类”，而“到野蛮阶段中期开始之时，东半球最先进的部落虽然不知有谷物，却已经有了家畜”。换言之，动物的存在要早于人类，家畜的出现要早于谷物。关于人类最早驯养动物的时间，众说不一。D.莫里斯在《裸猿》第八章中认为：“牲畜的驯养，包括对捕食动物有组织的管理和优生选育，至少有一万年甚或更长的历史了。”鸟类被驯化为家禽，则至少在几千年前。
在中国古代，有许多研究和驯养动物的能手。例如九方皋能相马，纪渻子会驯鸡，曹彰可伏虎，贾似道、马士英在饲养蟋蟀方面大概也算得上专家了。关于驯养动物的理论，也甚可观。《兽经》、《虎苑》、《禽经》、《鹌鹑谱》、《禽虫述》、《促织志》一类专著，都体现着古人对动物的细致观察与独到认识。此外，一些学者在记载、总结驯化动物的经验的同时，还由此引发出玄妙的哲理来。《庄子》里谈到如何养虎、如何养鸡、如何养鸟，可称是这方面的典范。刘基在《郁离子》卷上《养鸟兽》条中也说：
鸟兽之与人，非类也。人能扰而驯之，人亦何所不可为哉！鸟兽以山薮为家，而豢养于樊笼之中，非其情也。而卒能训之者，使之得其所嗜好而无违也。今有养鸟兽而不能使之驯，则不食之以其心之所欲，处之以其性之所安，而加矫迫焉，则有死耳，乌乎其能驯之也？
作者在这里本来是借驯养鸟兽为譬喻，劝谏统治者如何顺从人民的天性来管理人民（即牧民）。但是，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很早就明白要按照动物的天性来驯养它们的道理。要驯养动物，首先要懂得动物的自然习性，根据其习性进行循序渐进的训练，然后才能达到人类预期的效果。
动物表演的节目千奇百怪，大抵可分为技巧型和力量型两大类。汉代的“猕猴缘竿”，唐代的“百马齐舞”，宋代的“灵禽演剧”，都以技巧见长。鲁国的“季郈斗鸡”，金华的“斗牛之会”，宣德的“促织之戏”，均凭力量取胜。力量型的马戏是相当残酷的，因为失败的一方往往丧失性命，但中国人乐于此道。鲁迅先生在《伪自由书·观斗》中曾借题发挥说：
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
最普通的是斗鸡，斗蟋蟀，南方有斗黄头鸟，斗画眉鸟，北方有斗鹌鹑，一群闲人们围着呆看，还因此赌输赢。古时候有斗鱼，现在变把戏的会使跳蚤打架。看今年的《东方杂志》，才知道金华又有斗牛，不过和西班牙却两样的，西班牙是人和牛斗，我们是使牛和牛斗。
这种“斗”，对于动物来说是你死我活的，但对于人来说乃是一种“戏”而已。这一点，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第一册有警辟的意见：“角力者，戏之事，非戏之意也。诸凡竞技能、较短长之事，古今多称曰‘戏’，非止角抵……当局者‘性命相扑’，战也；旁观者‘云端里看厮杀’，戏也。”观看动物角斗以从中取乐，从古罗马斗兽场的人狮格斗，到今天俄罗斯马戏团的狗熊拳击，古今中外人类的心理并无两样。
能够为人类驯化而表演节目的动物，约有百十种之多。在这本书里，为了叙述方便，我把它们大致分为三类，即兽类、禽类、虫类。这自然不是严格的动物学意义上的分类，而是根据其性能特征做出的大致分类。但不意后来看到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一书，才知道我的这种“三分法”竟同一种印第安人的分类法不谋而合。《野性的思维》第二章《图腾分类的逻辑》写道：“那伐鹤印第安人把自己看成‘大分类家’，他们按照是否赋有言语的原则把生物分成两类。无言语的生物类由动植物组成。动物又分成三种：‘走兽’、‘飞禽’和‘爬虫’……”这么说来，也可谓“吾道不孤”了。
中国古代的动物表演是十分发达的。历代帝王中，不乏酷爱“斗鸡走马”的唐玄宗和被讥为“蟋蟀皇帝”的明宣宗那样的人物。而在民间，又有不少研究此道的组织。陶谷《清异录》说，唐代有专门比赛蝉鸣的“仙虫社”。吴自牧《梦粱录》说，宋代有专事驼象表演的“驼象社”。张岱《陶庵梦忆》说，明代有专业进行斗鸡的“斗鸡社”。这些民间动物表演组织，都使人感到莫大的兴趣，可惜有关他们的资料太少。在历代擅长表演的动物中，又有许多名留史册的动物明星。仅猴戏而言，就有唐昭宗李晔豢养的猴子“孙供奉”，和明丞相胡惟庸宠爱的猴子“孙慧郎”。
动物表演的一般发展历程，就广义而言，我觉得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动物自己的嬉戏，这并不是动物给人类表演，而是动物给动物表演，如孔雀开屏、羚羊角斗之类。第二阶段，是人类对动物的简单模仿，如中国古代的旄舞、羽舞之类，这种舞蹈固然是一种娱乐，但多含祭祀和宗教的成分。第三阶段才是人类让驯化了的动物为自己表演，如猴子爬竿、老虎钻圈等等，这一阶段的内容最为丰富，此时的动物表演完全成为人类的一种娱乐方式。最后，第四阶段则是人类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动物的模仿，并在模仿中赋予理想中的动物以人格，如《天鹅舞》、《孔雀舞》、《米老鼠和唐老鸭》等。上述四个阶段，严格地说，只有第三阶段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动物表演”或者“马戏”，第一阶段可称为“动物表演的史前史”，第二、四阶段可称为“拟动物表演”。但如果将四个阶段合起来看，也许更能理解动物表演艺术的渊源与影响。
然而，我们在这一本书里将另辟蹊径，按照动物表演的种类和风格来叙述它的演变史：我们将先回顾远古时代先民对动物的认识与模仿，因为这是后来真正的动物表演的滥觞，是为《部落：野性的舞姿》。接着叙述汉唐时代人们对于兽类的驯养与观赏，这一时期的大型动物表演主要集中在皇宫里，是为《宫苑：狞厉的盛宴》。然后总结宋元时代人们对于鸟类的驯养与观赏，这一时期动物表演的特点是以勾栏瓦肆为主要舞台，是为《市井：妩媚的竞技》。之后谈到明清时期江湖上最为常见的对于虫鱼等动物的驯养与观赏，此时的动物表演日趋小型和分散，是为《江湖：琐屑的角逐》。最后，当然要说到现代的动物表演状况及其前景的瞻望，特别是现代人对于动物表演所持的种种新观念、新主张，是为《未来：动物的解放》。每一种动物的表演，都可以写成一篇单独的历史，但是每个时代的动物表演大体有其相似的风格。出于这一考虑，本书就把某种动物的表演放在最能体现它历史价值的那个时代加以讨论，同时兼叙其渊源与影响。于是，这本书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关于动物表演，有一个问题是一直使我感到困惑的。这就是：人类驯化动物的技术越高，越能够让动物表演高难度的动作，当然就证明人类的文明程度越高；但同时，动物也就越丧失自己的本性，越是以人类的意志来取代动物自己的意志，这恰恰又是对于现代文明的亵渎。这是一个严重的悖论：越是精彩的动物表演，就越能显示人类征服动物的能力，同时越体现出动物本性的悲剧性毁灭，而导致人类文明的异化。因此，我常常无奈地觉得，动物表演既是一种“文化”，又是一种“反文化”。
所幸的是，人类一直在企图寻求同动物的平等对话。传说孔子的学生公冶长懂得“鸟语”。晚清小说《九尾龟》第四十五回说公冶长有个兄弟叫做公冶短，能通“兽语”。这当然只是说笑话，但未尝不是反映了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良好愿望：与动物直接而平等地对话。许多古代笔记里说动物能讲人话。如《搜神记》载，牛能说话；《朝野佥载》载，犬能说话；《北梦琐言》载，猫能说话；《玉照新志》载，鱼能说话；《杨文公谈苑》载，猩猩能说话；《留青日札》载，猪能说话；《阅微草堂笔记》载，驴能说话，等等。这些稗官野史当然不能尽信，但可以想象，古代中国人曾经幻想甚至试验过与动物直接对话。
这种对话至今仍在继续，但绝不是通过马戏团驯兽师手中的皮鞭与诱饵，而是通过动物保护者和全体人类的理性与行动。
也许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动物表演仅仅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章节。这个章节既有开端，也就有终结。总会有一天，所有的动物都被人类放出牢笼，奔向远方，奔向它们的祖先栖息过的地方。这一天，就是动物们的节日，也是人类自己的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