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过语言学家方光焘教授一些课。关于“下定义的困难”一节，他便侃侃然谈了两个钟头。其时浑浑噩噩，至今仍不甚了了。不过那赫然写在黑板上的几个大字，还是记得的。
近年来，“通俗文学”与“纯文学”有些“摩擦”。不过，二者都没有离开“文学”，看来是祸起萧墙，一家子之争。
“通俗文学”一词，流行有年了，“纯文学”一词，则似乎是新见，是时髦的东西。
“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不是对立概念。“纯”应是对“不纯”而言的。但浓度达到百分之几为“纯”，低于百分之几为“不纯”？似乎不像铝锭裹砖头，茅台酒对敌敌畏那样容易鉴别。
在我国文学中，唐诗、宋词，大概是有资格称得上“纯”的吧？但“纯”就都不通俗了吗？恐怕未必，有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就通俗得可以。试读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试读骆宾王的《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试读苏轼的《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我们确实可以举出许许多多，既有高度的文学性，又较为通俗易懂的作品。
“纯文学”一词，也许是指小说而言。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既是“纯文学”的榜样，也是“通俗文学”的典范。《聊斋志异》搜神志怪，谈狐说鬼，田父野老，都喜欢在豆棚瓜架下听讲，还不通俗吗？可是柳泉居士喜欢用典，有些句子文绉绉的。书一开头便说：“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别说目不识丁的芸芸众生不知云何，就是读过几天子曰诗云的人，恐怕也难免抓耳挠腮。
前些日子，一些公案、朴刀、脂粉类的小说，泛滥成灾，一时间闹得人们头大如斗。有些论者报以掌声，曰：“新的崛起”；曰：“时代潮流”；曰：“……”大有挽文运于既倒之势，而今而后，非此莫属了。曾几何时，忽又偃旗息鼓，代之而起的有吓人的大标题：《通俗文学即庸俗文学》。悻悻然，似乎非组织新军进行讨伐不可。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毒气外溢，有害于世，腐蚀灵魂，其在“人人喊打”之列，是不足为怪的；但若因此而罪及“通俗文学”，则又未免冤枉。
“文学”而冠以“通俗”，应说好得很，何罪之有？人们在工作劳动之余，想读点有情有趣的东西，从中获得快乐，获得启迪。那些艰深晦涩的东西，实在令人头痛，读它，比干重体力活还辛苦，谁愿意去忍受那种折磨啊？作品是写给人们看的，不管它怎么的“纯”，也是想征服更多的读者，最好是普天之下的百姓，都拜倒在它们面前。哪一个作家愿意把自己的作品写成谁也不懂的张天师符咒？有几个作家愿把自己的书写成让人瞎猜的“无字碑”？
天才的东西，应当是广大群众易于理解的；愈能被广大群众理解的东西，愈是天才的东西。故“通俗”不一定就渺小；“不通俗”不一定就伟大。“乐天长短三千首”，最有价值和最为后世称道的部分，却是他的“其词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的《新乐府》。白居易没说过什么“通俗文学”的话，不过他确确实实实是提倡作品要通俗易懂，为自己的作品能被牛童马弁、妓女僧徒所喜爱为荣。
“文学”一旦挤干“通俗”的部分，剩下的筋骨就很有限，“纯”到哪里去，就不大好说了！
世人说话，很难尽善尽美。一个名词的出现，一个术语的产生，或是约定俗成，或是某名人说过了，从此便流传开去。不过“纯文学”云云，实在有点使人感到茫昧。
或问：“那该叫什么？”
我仍浑浑噩噩，不甚了了。只能搬出先师的遗训作挡箭牌，在“困难”面前慨叹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