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没什么道理，不过我有种感觉，宁愿看到农场完全荒废—宁愿看到它落入流氓和乞丐手中—也不愿看到谷仓上那道彩虹，还有墙上绘制的几排类似埃及文的文字。那像是个嘲讽。我甚至不喜欢看到那些人进城的样子—男人头发梳成辫子，大衣上有破洞，我相信那是故意割出来的。女人留长发，不化妆，一脸恭顺超然的表情。你们知道什么是生活吗，我很想质问他们。你们凭什么觉得可以过来嘲弄我父母，嘲弄他们的生活和贫穷？不过，一想到彩虹和那些字母，我就明白他们其实无意嘲弄或模仿我父母的生活。他们用自己的生活，把我父母的取而代之，几乎都不知道后者的存在。他们在这个地方建立起自己的信仰和习惯。我真希望它们失败。
结果果然差不离。公社解体了。山羊消失了。女人们有些搬到镇上，剪短头发，化了妆，当起女招待或收银员，抚养她们的孩子。那个多伦多男人给这个地方挂上出售牌，一年后它卖了个比当初他付的十倍还要高的价钱。一对渥太华来的年轻夫妇买下了它。他们把外墙刷成浅灰色，用牡蛎色缀边，开了几扇天窗，装了一扇漂亮的前门，门两侧各安一盏马车灯。他们对内部也进行了彻底改造。人家告诉我，我再也不会认出它了。
在这一切之前，在房子清空、准备出售的那一年，我确实进去过一次。它由我的公司经手，归另一个经纪人管，不过我有一把钥匙。我是在一个周日下午去的。有个男人陪着我，不是客户，而是一个朋友—博比·马科斯，我那会儿经常和他厮混。
“这是个嬉皮士的地盘嘛。”我停车的时候，博比·马科斯说，“我以前到过这里。”
他是个律师，一个天主教徒，与妻子分居。他想要安顿下来，在这里的镇上开业。不过此地已有一个天主教律师，生意清淡。每周总有两回，博比·马科斯晚饭前就喝得酩酊大醉。
“不止如此。”我说，“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在这里长大。”我们穿过野草，我打开门。
他说，以前听我的口气，他还以为那是在远得多的地方呢。
“那会儿它确实显得挺偏远。”
所有房间都空荡荡的，地板扫干净了。木制家具新近涂了油漆—我吃惊地发现，窗玻璃一尘不染。有些是新玻璃，有些仍是坑坑洼洼的旧玻璃。一些墙面上的墙纸被撕掉，刷了颜色。厨房的一堵墙涂成深蓝色，上面画了一只巨大的鸽子。前厅的一面墙上画了巨大的向日葵，还有一只几乎同样巨大的蝴蝶。
博比·马科斯吹了声口哨，“还是个艺术家呢。”
“你要这么说也行啊。”我说着，转身走进厨房。烧柴的炉子还在。“我妈有一次烧掉了三千块，”我指着，“她在那个炉子里烧掉了三千块。”
他又吹声口哨，不过含义与刚才大大不同。“你什么意思？她丢进了一张支票吗？”
“不，不是。都是现金。她是故意这么做的。她进城到银行，让人把它全部兑成现金，装了一鞋盒。她把它带回家，丢进炉子。她一次只丢几张钞票，免得火烧太大。爸爸站在那里看着她烧。”
“你在说什么啊？”博比·马科斯说，“我以为你们穷困潦倒呢。”
“不错，我们是穷得要命。”
“那她怎么会有三千块？那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三万块了。真的。比今天的三万块还要多啊。”
“那是遗产，”我说，“从她爸爸那里得到的。她爸爸住在西雅图，给她留下三千块。她把它都烧了，因为她恨他。她不想要他的钱。她恨他。”
“那得多恨啊。”博比·马科斯说。
“这不是关键。她对他的恨，还有他是不是足够坏，让她有理由这样恨他，很有可能他没那么坏，都不是关键。”
“钱嘛，”他说，“钱总是关键。”
“不。我爸爸任由她这么做了，这才是关键。对我而言是这样的。爸爸站着，看着她这么做，一句反对的话也没有。要是任何人试图阻止她，他会保护她。我想那就是爱吧。”
“有人会认为那是发疯。”
我记得那就是贝瑞尔的看法，一字不差。
我走进前厅，盯着那蝴蝶看，看它粉色和橙色的翅膀。我又走进前面的卧室，看到墙上画了两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手拉手的正面像。他们赤裸着，比真人还要大。
“这让我想起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的那张照片，”我对跟在后头进来的博比·马科斯说，“那张唱片的封面，记得吗？”我不想让他觉得他在厨房里说的话弄得我不高兴了。
博比·马科斯说：“头发颜色不一样。”
不错。这两个人都有浓厚的大色块涂出的黄头发，就像漫画里的画法一样。马尾般的黄头发卷曲着挂下他们的肩头，小猪尾巴一般的黄色发卷装点着他们并不显得隐私的部位。他们皮肤的颜色是一种平淡的卡其粉色，眼睛是一种直勾勾的蓝色，就像厨房墙上的蓝色。
我注意到他们在画这幅画之前，没怎么撕干净墙纸。角落里还残留了一点墙纸，呼应着另外几面墙—一种现代派的粉色、灰色和紫红色泡泡交错的图案。想必是那个多伦多男人贴上去的。贴新墙纸的时候，底下的旧墙纸没撕掉。我能看到它的一角，白底上的矢车菊。
“我猜这是他们玩那些性游戏的地方吧。”博比·马科斯用一种熟悉的语调说。那种凝重、悲哀、不自在却又毅然决然的语调，那种体面中年男子的并不特别友善的欲望。
我不作评论。我撕掉几片泡泡墙纸，想看下面的矢车菊。突然我撕到一片松动的地方，一撕一大片纸。不过矢车菊墙纸也被带了下来，掀起一小股灰泥粉末。
“为什么？”我说，“来说说看，为什么一提到这样的地方，没哪个男人不是两秒钟不到就要扯到性的话题？只要一提到‘嬉皮士’或者‘公社’，你们所有这些人能想到的就只有性交！就好像这后面什么都没有，只有狂欢、滥交，没完没了的性交！我烦透了—这蠢透了，真让我恶心！”
在车里，从旅馆回家的路上，我们像原先一样坐—男人坐前排，女人在后排。我坐中间，两侧是贝瑞尔和母亲。她们发热的身体隔着衣服贴着我。她们的味道压过了我们正穿过的雪松树丛，以及一个个小水塘的味道，在那些小水塘边，贝瑞尔对睡莲花啧啧惊叹过。贝瑞尔散发出的是罐子和瓶子里那些东西的味道。我母亲散发出的是面粉、硬肥皂和她那好衣服上温热的绉绸味道，以及用来擦掉污渍的煤油的味道。
“一顿可爱的晚饭，”母亲说，“谢谢你，贝瑞尔。谢谢你，弗洛伦斯先生。”
“我不知道谁还能去干挤奶的活儿了。”父亲说，“我们都已经这么气派地吃过饭啦。”
“说到钱嘛，”贝瑞尔说—尽管其实没人提这个话题—“介意我问一句吗？你们是怎么处理你们的钱的？我把我那份都用来投资房地产了。加利福尼亚的房地产—你不会亏的。我在想，你们该弄个电炉了，这样你们就不用在大夏天费神点火，或者摆弄那个煤油玩意儿了，不管是哪个吧。”
车里所有其他人都笑了，甚至包括弗洛伦斯先生。
“那是个好主意，贝瑞尔。”父亲说，“我们可以用它来搁东西，直到我们通上电为止。”
“哦，天哪，”贝瑞尔说，“我怎么这么蠢？”
“而且我们实际上也没钱。”母亲快活地说，好像在继续这个笑话似的。
贝瑞尔尖锐地说：“你写信说你收到了。你收到了和我一样多的钱。”
父亲在座位上侧过身子：“你们在说什么钱啊？”他问，“这是什么钱？”
“从爹地的遗嘱中得的，”贝瑞尔说，“你去年得的嘛。唉，或许我不该多嘴。就算你不得不用它还什么账，那也算是派上了用场，不是吗？没关系的。都是自家人。不是吗？”
“我们不需要用它来还什么账，”母亲说，“我烧掉它了。”然后她说了大约一年前的某天她如何坐卡车进镇，让人把钱装在一个她特地带去的鞋盒里。她把它带回家，丢进炉子里，烧了。
父亲转回身，脸对着前方的路。
我能感觉到母亲讲述的时候，贝瑞尔在我身边扭动着。她抽搐着，微微呻吟着，好像强忍着什么难以忍受的痛苦。故事讲到最后，她发出一声震惊、痛苦、愤怒的呻吟。
“你竟然烧钱！”她说，“你在炉子里烧钱！”
母亲的声音依然欢快：“你这口气，好像我烧掉的是自己的一个孩子似的。”
“你烧掉了他们的机会啊。你烧掉了这钱可以给他们带来的一切。”
“我的孩子们最不需要的就是钱了。我们谁也不需要他的钱。”
“那是犯罪啊。”贝瑞尔嘶哑地说。她把声音转向前排，“你干吗不管管她？”
“他不在场，”母亲说，“当时没人。”
我父亲说：“那是她的钱，贝瑞尔。”
“都一样，”贝瑞尔说，“那是犯罪。”
“犯罪是你报警了才算的。”弗洛伦斯先生说。就像那天他说的其他话一样，这引起了一点点惊奇，还有一种特别的感激之情。
不过感激之情并非发自所有人。
“别假装这不是你听过的最疯狂的事，”贝瑞尔冲前排吼道，“别假装你没这样想！因为确实如此，而且你确实是这么想的。你和我想得一模一样！”
父亲不曾站在厨房里，看着母亲把钞票放进火焰。不会有这种事。他甚至不知道它—事情一清二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直到那个星期天下午，在弗洛伦斯先生的克莱斯勒汽车里，在母亲讲给他们所有人听的时候，才知道这事的。那么，我为什么能如此真切地看到那一幕，就像我对博比·马科斯（以及对别人—他并不是第一个）形容的那样呢？我看到父亲站在屋子中央的桌子边—有装刀叉的抽屉、铺着刷洗干净的油布的桌子—桌上搁着那盒钱。母亲正小心地把钞票丢进火里。她一只手用熏黑的钳子拉着炉门盖子。父亲站在旁边，似乎不仅允许她这么做，还在保护她。一幕庄严的景象，但并不疯狂。正在做着对他们而言自然而然、别无选择的事情的两个人。至少，是他们中的一个在做着自然而然、别无选择的事，而他们中的另一个相信，重要的在于让第一个人自由自在地继续。他们知道别人未必认同这些，但他们不在乎。
要我相信这都是我想象出来的，该有多难啊。看起来它完全就是真的。这就是我对他们的信仰吧。我从没停止过这种信仰。不过我不再讲这个故事了。自打博比·马科斯之后，我再没对哪个人讲过。我想再也没有了吧。我不再讲，不是因为它严格说起来不是真的。我不再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意识到不能指望别人像我一样理解它。不能指望他们对这事表示出任何一点赞许。我甚至都不能说自己也赞同它呢。要是我属于会赞同它、会这么做的人，又何至于干出后来那些事呢—十五岁离家出走，到饭店打工，去夜校学打字和速记，进入房地产公司，最后成为一名有执照的经纪人。我也就不会离婚了。父亲就不会在县立老人之家去世了。我的头发，也本该遵循多年前就开始的自然变化，一直是白色的，而不是弄成一种叫作“日出铜”的颜色。这一切，就算我能，我也一件都不会改变，真不会。
博比·马科斯是个体面人—心肠好，有时还有点想象力。我像那样冲他发火之后，他说：“你不用对我们这么苛刻嘛。”很快又说，“这是你小时候的房间吗？”他觉得那就是提到性游戏的话题让我生气的原因。
我想，不妨就让他这么以为好了。我回答说是的，不错，这是我小时候的房间。最好还是当场就和解吧。纵然分手是迟早的事，善意与和解的时刻仍旧值得拥有嘛。不知道这些时刻在一些人（比如说我本人）的处境中，是否更会被珍惜，被刻意追求，甚于在那种旧式婚姻中呢—在那里，爱与恨每每都是悄悄滋生，如此混沌一团、冥顽不灵，好像真能熬到地老天荒似的。
注 释
[1]. 原文为“Fame”，作为名词有“名声”之意。—本书注释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2]. 《旧约》中的一位先知。
[3]. 1870年由波士顿的派克屋酒店首创的一种面包卷，在面包卷里加入额外的黄油烤制而成，味道香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