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宫不是这样的
置人于死地的谋略，瞬间取人性命的毒药，数不清的陷害，道不明的争斗，这不是某场著名战役的内容，而是如今火热荧屏和网络的宫斗剧和宫斗小说为人们描述的后宫生活。从《金枝欲孽》到《美人天下》，再到现在火热的网络作家流潋紫的《甄嬛传》《后宫如懿传》，一场场后宫争斗似乎永远难以完结。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后宫之中也是如此血雨腥风、充满斗争和算计吗？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清史学家马勇，为大家介绍符合历史真实的后宫生活。
皇后——贤惠还是恶毒？
小说场景：《甄嬛传》中，看似善良贤惠的皇后，却是皇宫中最恶毒的人，为了排除异己，她设计重重阴谋，陷害和自己对立的妃子，为了地位就连自己的亲姐姐和亲侄子都不放过，都要设计害死。
记者提问：皇后向来被称为是要母仪天下的人，历代皇帝在选择皇后的时候，都要选择贤惠淑良的女子，而在很多宫斗小说中，皇后往往才是所有策划的幕后指使者，真实历史中的皇后会这样吗？
马勇解疑：这要从中国文明和中国伦理讲起，历朝历代的皇后都是一国的国母，她们的职责就是母仪天下，做天下女子的榜样，比如历史上的朱元璋的马皇后，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等都是不得了的。其实皇宫和现在的家庭是一样的，男的是家庭之主，处理外面的事情，女的在家里处理家庭事务，如果皇后整天把后宫搞得乌烟瘴气，那就是失职。就拿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慈禧来说，我们从很多作品中看到她就是这样一个满是阴谋的人，其实从李鸿章和曾国藩笔下的慈禧太后看慈禧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不管是她会掩饰还是真的，只要在后宫之主这样的位置上，她们就会这样近乎严苛地要求自己。小说中想象的成分太多。
毒计——后宫常用毒计害别人？
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后妃们为了争夺皇帝的宠爱，受宠的妃子经常会被其他人用毒计陷害，在后宫中不会一些计谋，不会使几条毒计似乎就没办法活下去。
记者提问：在后宫中，妃子们真的是争斗不断，整天互相陷害吗？
马勇解疑：我刚才谈到了，在后宫中皇后的职责是母仪天下的，而妃子们的作用则是生儿育女。他们会有冲突和矛盾，但这绝对不是生活的常态，虽然历史上有狸猫换太子这样的事件，但是这仅仅是历史上的特例，它之所以被史书记录就是因为太稀奇古怪了，才会被记下来。所以这种用毒计陷害的局面绝对不是后宫的常态。后宫其实和一妻多妾制的家庭是一样的，我就曾经研究过袁世凯的大家庭，他号称一妻九妾，但是在他的家庭中，他的第一位夫人就像个大姐，带着底下的小妾们过日子，虽然她来自乡下没有文化，但是仍然很有威严。
皇帝——可以装成太监到处跑？
电视剧场景：《宫2》皇帝化装成小太监，满皇宫跑，于是结识了一个善良的小宫女，两人慢慢产生感情，终于皇帝显露身份，小宫女被册封为妃子。
记者提问：这个桥段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古代，皇帝可能会这样做吗？
马勇解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皇帝是需要24小时被保护的，他的身边时时刻刻都有侍卫大臣保护，就算皇帝睡觉也要有人在视线看得到的地方看着。而且在古代皇帝是有《起居注》的，史官是24小时跟随着皇帝，随时记录其活动的，所以这样的情况更没可能发生。
子嗣——毒害他人子嗣很常见？
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中，妃子一旦怀孕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不断有人下毒使其流产，而且皇后为了保障自己孩子的继承权，会想方设法不让别的妃子生下孩子。
记者提问：在后宫毒害怀孕的妃子这种事情可能会轻易并且经常性地发生吗？
马勇解疑：这是现代人的想象，皇帝之所以要那么多妃子就是要多生孩子保证继承，而皇权体制下，继承就是对大位的争夺，而在封建社会这是有一个体制的，中国文明就确定了长子继承制，就是皇位首先由长子继承，长子不在了，就由次子，次子不在了就由三子继承，是有一定的继承顺序的。因此，这种顺位继承就让这种毒害别人孩子的事情变得没有意义。而对于皇后来说，不管是哪个妃子生的孩子，都必须要管她叫母亲，其他妃子只是生母，只有皇后才是法律意义上的母亲，毒害别的妃子不让其生孩子对皇后来说更加没有意义。
美貌——皇帝最爱是美女？
小说场景：《甄嬛传》，参加选秀的秀女因为出身低微而被其他秀女羞辱，进宫之后也备受歧视。而为了获得宠爱，让自己保持美貌又是妃子们毕生的事业？
记者提问：皇帝选妃美貌和出身哪个更重要些？
马勇解疑：最看重的是政治出身和政治忠诚，其次要贤惠，要有文化，最后是要年轻漂亮。我们现在看光绪的隆裕，都会觉得隆裕长得实在不怎么样，怎么会成为皇后、太后。其实这就体现了政治忠诚，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小时候就被慈禧接到身边培养，有意识培养各种能力，后来和光绪结婚后，就一直在皇帝和皇太后的身边陪伴着。而要一天到晚陪伴在这些人身边，就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忠诚和敏感。因此在古代选妃，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忠诚，至于美貌要求不会太高，当然也不能看了让人厌恶。
毒药——后宫下毒很容易？
小说场景：《甄嬛传》，后宫戏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下毒，各种下毒的手段层出不穷。
记者提问：在皇宫中毒药真的这么容易弄到，而且这么容易给别人下毒吗？
马勇解疑：下毒在后宫哪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在安保严格的后宫，毒药本身就是不能轻易取得的，而且为了保护皇帝的安全，怎么可能很容易让人弄到毒药，还这么随意地就让人下毒害人呢。
雍正——他是什么样的人？
电视剧场景：《宫》《步步惊心》《甄嬛传》都描写的是雍正的爱情故事，观众们在看完这些宫斗戏后都笑称，雍正太忙了，同一时间和那么多女孩谈恋爱。
记者提问：雍正是什么样的人？好色吗？多疑吗？
马勇解疑：历史上雍正的形象还是不错的，他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哪会有时间整天忙着和姑娘们谈恋爱，那是瞎扯呢。清朝的皇帝只有最后一个宣统皇帝教养比较差，那是因为很快清朝就灭亡了，他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其他皇帝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至少在公众面前形象还是可以的。
史学家的担心——害怕小说成为历史
记者提问：现在很多人看完这些宫斗剧，觉得这就是历史，对此你怎么看？
马勇：这些作品把中国的历史扭曲了，电视剧里很多都是假的，但是观众们看得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慢慢地习以为常，就觉得是真的了，反而有时候史学家说的一些真的情况他们觉得是假的，这让我很担心。
（原载于《扬子晚报》2012年4月7日）
义和团是怎样运动起来的
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
到了清朝中期，民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实际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或娱乐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无良中国人。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无良之士甚至地痞无赖。这些无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中国民间社会中西文化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无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
在甲午战前，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
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且随着外国洋货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兴起，民间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政府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土教民。
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他们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一般说来，在甲午战前，除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
然而到了甲午战后，由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宗教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其故国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租界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
像樊国梁、丁韪良、李佳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多年，精通中国国情和内部事务。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吹与煽动，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与行动或许不会那么严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后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反对教会与传教士的局部斗争便自然地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就战后中国各地遭受外国侵略、蹂躏的程度来说，山东的情况似乎更严重。山东人民不仅在战争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战后深受列强瓜分之害。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领胶州湾后，便开始把山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山东境内大肆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坟茔，给山东人民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居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与痛苦。特别是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筑铁路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和优待，但在实际上这些被占土地的农民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
按照中德双方约定，一旦发生这些突发事件，亦应由中国地方官府从重惩办，如罪而止，并没有德国派兵听其围剿平息的明文。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太过低下，当这些突发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之嫌。于是久而久之，德国殖民当局根本不顾忌中德双方先前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殖民当局往往绕开中国地方政府，迅速派兵直接镇压，结果虽然将这些以反对强占自己土地为主要宗旨的骚乱镇压下去了，但无疑激起了山东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的反感。
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希望由政府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借地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以免各方争论不休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
侵占瓜分山东的不只是德国，其他国家也试图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占领达三年之久，之后又被英国强行租借。英国还强行圈占文登、荣城等县，逼迫农民交粮完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