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经之首《周易》
中华五千年文明能够延续至今，其中各类经典巨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经典著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历史、了解过去的镜鉴，还凭借其凝结的往日智慧和陈年时尚，如同远古时期遗留的化石一般，向我们诉说着昔日的古老秘密。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自然不是一席之言就能说得透彻，但本着精选、择优的意愿，本节北大课程选取群经之首《周易》，进行深入解读，当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用。
《周易》是一本系统体现宇宙和世间万物的生成和变化的基本原理的古老典籍，是我国古代学者的深不可测的智慧的结晶，受到历代学者的赞誉和追捧。西汉时期，儒家学派将《易经》奉为“六经”之一，故而《周易》亦称《易经》。
《周易》对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文化艺术、伦理道德，乃至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在我国古代哲学中的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价值，远超其他经典著作，是我国哲学的集大成之作。
遗憾的是，学界至今仍然没有考证出《周易》的写作时间，更谈不上找到真正的作者。不过，大多数学术观点认为《周易》成书于西周前期，应当不会超过春秋、战国时代。因为成书于春秋末期的史学作品《左传》中，已有关于《周易》的记载。当然，《周易》中的“卦”和“爻辞”中提到了周文王以后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似乎也可以间接证明《周易》并非出自一时之间、一人之手。故而，周初说、春秋中期说和战国说等各种说法，均有相当多的支持者。
不过，古代学者却没有太多对《周易》作者的疑问，秦汉之后，就已经有了一种传统的、近似于定论的《周易》作者说，也即所谓的“易更三圣”。当时，儒家学者认定：伏羲氏画出了八卦；周文王演绎八卦；孔子则发扬了《周易》的精要。如此一来，伏羲画卦——文王演卦——孔子传述，便成了古代学者对《周易》作者的理解。其实，文王的儿子周公，也曾经着力、深入阐释和扩充了文王的思想，著有“爻辞”，为《周易》的再次扩容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只是根据古代的父子相从的宗法观念，周公被排斥在“三圣”之外。
《周易》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杰出代表，虽然是哲学作品，却也与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6世纪以前，中国的科技水平，远超西方，甚至连爱因斯坦都曾经对此表示“惊奇”：中国古代贤哲们在不具备形式逻辑思维方法和近代科学实验方法的情况下，竟仍然领先西方科技数百年。
其实，古代科学家自幼习读《周易》，形成了相对先进的世界观，掌握了一套古代的西方科学家无法理解的打开未知世界大门的钥匙，并以此作为探索宇宙和生命奥秘的指导原则。与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相比，《周易》思想明显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这种别开生面的思维模式，突出反映了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创造出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其辉煌景象，至今令人神往。
先秦法家与现代法治
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表面看来，“家天下”的统治方式虎虎生风，实则在其统治内核中蕴藏着丰富的法治资源。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略有提及，可作为古代法治研究的入门读本。本节课程将详细解读中国法治思想的起源，即先秦和秦朝法治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思想、实践方式及效果等。以今日眼光来看，先秦法家的思想自然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但其思想中仍有很多熠熠发光的原则仍为今人所用，甚至被奉为“依法治国”之圭臬。从这一点来说，法家思想之深邃、明澈，其目光之久远，对世态人心之掌控，令人叹为观止。
先秦法家的诞生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中最坎坷、最混乱，也是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在这段战乱频仍的历史时期，既为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巨大的伤亡，也迎来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发展、大融合、大交流时期。在此期间，奴隶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经济关系的变革导致一批私人力量崛起，究竟是以法治国，还是以礼治国，成为当时社会必须关注的方略性问题。用比较学究的说法，也就是：私田主、国君与公田主即士大夫之间的矛盾；国君的集权和重臣的擅权之间的矛盾。更进一步讲，则是井田制与私田制之间、宗法分封制和君主集权制之间的综合对抗。
在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因为经济关系的变革，而变得非常混乱。当时的社会矛盾体现在多个方面：在经济关系上，主要是私田主、国君与公田主即大夫之间的矛盾。在政治关系方面，主要表现为国君的集权与重臣擅权之间的矛盾。同样地，在治国方略上，体现在以法治国还是以礼治国之间的矛盾。在制度上，是实行井田制和宗法分封制，还是实行私田制和君主集权制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这种局面下，有大批有识之士充满热情地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且参与到了社会实践中去，将自己个人理念和社会价值视为一体，纷纷提出自己治国平天下的主张，这也就出现了后世学者所称道的先秦诸子之间的“百家争鸣”。不过，在这些“百家争鸣”中，实际上对当时社会变革影响最大而又最切实际的还是法家。
法家思想是一种独到的法治思想，它吸收了各家学说的优点和长处，同时糅合了自己的观点。法家思想的那些代表人物既不在同一个时期，也不在同一个国家，而且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而我们之所以将他们视为一脉相承，是因为他们拥有相同的政治主张。他们所提出变法的理论依据都是“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以及不断发展的社会历史进化观。他们主张以“法治”作为治国的方针，认为应该通过农耕和战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们鼓吹君主集权，甚至主张君主专制，认为可以用严刑峻法来镇压人民的反抗。他们的思想涉及很多领域，比如关于治国方略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律等方面。
韩非是战国末期韩人，师从荀子，他是先秦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被认为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结合了法、术、势，提出君权至上以及“三纲”。他在对以往的政治经验和百家思想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实现了法家思想的系统化。
从根源上来说，法家思想的来源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来自古人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第二，是来自儒家的“礼”制传统；第三，是来自道家的方法论。当然，除此之外，法家还包容了诸如墨家、名家、纵横家等其他学派的思想。韩非对于法家思想体系的最终确立做出了很大贡献，他融合了儒家和法家两家学派，兼收并蓄，同时集合了商鞅、申不害、慎到三人的思想，使法家的理论规划呈现出了一个完整而鲜明的体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后来秦王嬴政“扫六合，成一统”打下了完备的思想基础。
先秦法家重要思想
1.反对礼制，尚法治
法家反对儒家的“礼”，非常重视法律。对于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的思想，他们认为是公平、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比如，管子就认为，商人之所以愿意日夜兼程地赶路，奔波劳碌也不觉得远，是因为有利益在前面吸引他；捕鱼的人敢于逆流而航行，不惧怕危险，就算行百里也不在意，也是在追求捕鱼的利益。在这种思想基础下，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3.“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变迁观
法家主张锐意改革，反对保守、复古的思想。他们认为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历史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着的，因此不能够复古倒退，或者因循守旧。商鞅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便因如此。之后，韩非则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将因循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申不害、慎到三人的思想主张各有特点，他们分别提倡重法、重术、重势。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术”指的是驾驭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势”指独掌军政大权，凸显君主的权势。法家的主张主要都是为了察觉、防止犯上作乱，以维护君主地位。而在实践中，法家成就最大的人则是李斯，他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原，取得了天下。
先秦法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虽然韩非子的政治思想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其思想中仍然有许多闪光点，直到现在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1.立法
韩非认为：“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事。”意思是说：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够遵法、守法，以法律为行动准则，法律就要制定得更加详细、具体。法是“必然之道”，因此必须让天下人知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不之于百姓者也……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法一定要明确，要公诸于众，只有这样，社会成员才能熟知法律，并且真正做到守法。
韩非主张赏罚要“合乎刑名”、“刑名者，言与事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同时要做出“赏罚有度”，赏罚作为法治手段必须使用恰当才能达到赏善罚恶的目的，否则“无功者受赏则财匮而民望，财匮而民望则民不尽力矣。故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
2.执法
韩非强调法律的规范，认为应该用法律来统一社会。法律就如同测量事物长短、轻重、曲直、多少的器具，在运用过程中体现的客观性是稳固的，它不会因为人的主观意愿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它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是公正、平等的。因此，法可以作为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规范社会。韩非所提出的“法不阿贵”和“刑无等级”思想，是他最激进的主张，他在《韩非子·有度》篇是这样说的：“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
商鞅也有同样的主张，其表达为“一刑”，“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者，罪死不赦”。这种思想的矛头直指贵族特权，与作为三代盛行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思想直接对立。因此，它为后世人们反抗法外特权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基础，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在执法上，韩非强调“重刑止奸”、“峭其法而严其刑”，这使得他走向了“以刑去刑”的重刑主义的死胡同。尽管如此，他对于犯罪分子坚决严惩的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及其现代意义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的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流派的特色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思想文化发展史的多元化特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和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精神财富，儒家思想对我国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那么，在悠久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影响了国人近三千年的儒家思想经历了怎样的演进，对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又具有哪些历史价值呢？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儒家思想又被人们称为儒教或儒学，是由至圣先师孔子创立的。儒学最初只是指的司仪，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了一种思想体系，并且将尊卑等级的“仁”作为该体系的核心。儒家学派对中国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也成为了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甚至对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是儒家学派的思想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或价值取向，是他们看待、处理问题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归纳起来，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肯定人的现实价值，尊重人的生命。在近代人文社会科学出现之前，对人的现实价值持完全肯定态度的只有我们中国的文化。在作为主流思想的儒家思想中，人生存在现实世界的意义得到了充分肯定，儒学认为在天、地、人三者之中，人处于最重要的位置，是中心。中国古代的“天命论”，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都是上天安排的结果，体现了上天意志。这种说法虽然与宗教的“上帝创世论”相似，但是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儒家思想中的“天”主要指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也就是现在所讲的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虽然也有神的含意和成分，但不是主要的。而最为重要和根本的一点是，中国古代“天命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并不是要求人们为“天”献身和殉道，或者去追求“天国世界”，而是借助“天”来证明在现实世界行为的合理性和按照天的意志（即客观规律）办事，以达到天为人服务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