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里奥并不知道他们夫妻之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疏远的。当有一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是事实了。
从那一刻开始，他就已无能为力，只能认为他们的生活慢慢地“中了毒”，而且自己也逐渐厌烦了这种生活。他一天天地看着他们的关系逐渐“风化”，也没有做任何事情，也找不到什么办法来挽救这种局面，只能可悲地、无奈地接受这种既成事实。
他在脑中光速般回忆了一下婚后最初的几年，他想他们应该还是享受过幸福的时刻——跟所有人一样，然而，他却再也回忆不起来那些幸福的画面。
他费了很大力气才回想起他们的初次见面——一个晚上，在郊区的几个朋友的朋友家里。
由于那点可怜的回忆是如此之少，而自己的回忆能力又如此之单薄，再加上他们是九年前相识的——他再也想不起他们怎么开始聊起来的，也不记得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他有印象，好像是他听她说了一个晚上。
那时候，他正值最潦倒的时候：已经失业，只能靠父亲的救济生活。这之前，有一个温柔的女大学生——可能是美国人，也可能是挪威人，他忘了——一直跟他同居，还供他吃喝。布莱里奥虽然跟同代人不一样，在性问题上没有那么开放，但是跟妻子相遇时还是有过经验的。
但是萨碧尼完全属于另一个世界。
她比他大，离过婚，认识很多人，举止优雅，体态迷人，谈吐机智，可以说是风情万种。在魏玛包豪斯大学毕业之后，她的工作是负责为多个基金会搜集现代艺术品。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她是个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她与他完全相反。
然而，却是她先对他有意。那天晚上的聚会结束之前，是她主动将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给了布莱里奥，还告诉他不要犹豫是否给她打电话。当他最终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已经等了他半个月了。
为什么他又见了她？也许仅仅是因为她想再见到他。
这种感觉与其说是受爱情或者欲望的驱使，更毋宁说是一种混合了糊涂与服从的奇怪的感觉。
再次见面后，她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因为她当时就已经认识约翰·凯奇【即John Cage（1912—1992），20世纪美国著名的作曲家、 哲学家和作家，在美国现代音乐发展史中，处于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约翰·凯奇在先锋艺术领域里的地位几乎就是一位领袖和先知。】和摩斯·肯宁汉【即Merce Cunningham（1919—），美国舞蹈家、编导。他的舞蹈抽象、新颖，是最有影响、最受争议的当代舞领袖人物之一。代表作用有《夏日时空》（1958）、《旅行日志》（1977）和《多重虚构》（1987）等。】，而且还热爱德语文学，尤其喜欢艾利亚斯·卡内蒂【即Elias Canetti （1905—） 英国作家。生于保加利亚北部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就读于维也纳大学，1929年获博士学位。1938年移居伦敦，加入英国国籍。自幼经历战争和死亡的威胁，创作中有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思考。用德语写作。长篇小说《迷惘》（1935）是他的代表作。其他重要著作有《群众与权势》（1960）、《婚礼》等，曾多次获得德、奥、法等国的文学奖，198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几乎可以说，他跟她一起出去是仅仅为了知道这位作家的天才到底体现在哪里，从而可以免去自己费劲地去看卡内蒂的作品。
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她的性感迷人的外表里面，是一个理智成熟、甚至很僵化的女人。等他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他很惊讶，因为一切都来得那么快，甚至意想不到的快——性感迷人的外表那么快就消失了。
她要嫁，他也就娶了——其实思想上还是有所保留的。结婚之后，他们立刻动身去爱尔兰待了一年。在那里她为一个私人基金会鉴定艺术品，而他则在附近的中学里面随便教些课。
就是在那里他们经历了所有恋人们都经历过的事情：急匆匆地跑进第一家酒店，却被困在了电梯中——激情总是被冷水浇灭。几年后，他们经常觉得无话可说，所有的话题似乎都已经穷尽。
然而，相识的前几个月多少次促膝长谈，多少夜晚的相拥相依，多少次挽手并肩的散步……这一切都让他们彼此有机会预想将来对方会给自己带来的幸福与不幸。但是布莱里奥很快就猜出来：不幸远比幸福要多。
但是他还是接受了这种命运，出于莽撞，也出于不够成熟。
如果非常客观地看待这些事情，毫无疑问，他是两个人中间最没有能力的人。因此也可以说，最有罪的就是他自己。
大多数男人毕生所追求的东西——智慧、温柔、理解、宽容……她都放在盘子里，一下子全部交给了布莱里奥。然而，他却不知道该如何使用。
之后，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不可挽回。
时间如同唱片，唱片机在上面总是划着相同的圈。
萨碧尼四月的时候怀孕了，这时的她已经四十二岁，完全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接下来的问题异常简单：他竭尽全力想要这个孩子；而她竭尽全力不想要这个孩子——因为她对他已经没有了信心。
他现在还记得那时她那直视他的目光。她不眨眼，也不回避，似乎突然“开了天眼”，看到了一些他和她将来的事——只是没有明说而已。
而关于她，他什么都不清楚。
她讨厌说知心话，程度就跟讨厌回忆一样深。他对她的前夫一无所知，更不知道她为何离开了他，到底讨厌他什么。至于她出生的家庭，她的有点奇怪的妹妹和两个兄弟，她不仅缄口不言，而且还对他们保持警惕，与他们也保持着距离，犹如设置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安全线。
布莱里奥内心想她拒绝要这个孩子可能跟她的童年有什么关系。但是这样想是徒劳的——她跟他闭口不谈任何有关她童年的话题。因为这是她的事，跟他毫无关系——她明确地告诉他。
为了逃避这件事情之后引起的冷战，他每天晚上都出去，到附近的街区转悠，走路的时候还念念有词，犹如在祈祷。
她在床上睡觉的时候，他都在走路。走路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在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地走进她的睡眠，直到那个房间——孩子的心脏正在跳动的那个房间。再回到住所，他已经精疲力竭。他明白他已经永远失去了那个孩子。旷日持久的诡辩、徒劳无功的争吵之后，他最终听任她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
当她从诊所回来的时候，她钻进被窝里，不再跟他说话。
从这时候开始，他们的夫妻生活变得沉闷，让人窒息。白天，他们相互躲避对方；晚上他们在同一张床上睡觉，但是却像两块孤独的石头，彼此之间被无法破解、无法消除的不理解所隔阂。
他们本可以分手，但是他们却继续生活在一起。也许这是因为在混乱的情感旋涡中，他们都需要一个正常的秩序——尽管彼此都有自己的秩序。一旦分手、离婚，那么彼此毫无疑问都会陷入更混乱的局面。
直到今天，这种妥协的局面依然在维持着。
夫妻之间就像内部经常会不协调的组织，然而为了组织的利益却又能彼此妥协——至少布莱里奥夫妻就是这样。
按照这种说法，夫妻可以变得越来越陌生，但是同时却越来越难以分开。
有时候，当布莱里奥想起他们之间的一切问题，揣摩那条由幻灭与伤心组成的分子链，他不知道两种选择之间哪种会让他更痛苦——有朝一日离开妻子还是与她共同变老。
不管怎样，今晚是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感到了轻松，既没有恐惧，也没有幻想。
当他在窗边喝自己的啤酒时，自己也独自唱 “You shot me down，Bang bang”。
对面的邻居，那个身材高大的黑人小伙子正在把头探出天窗呼吸着夜晚的空气——就像进入了仙境中的爱丽丝那样。
“一切都好。”他又重复了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