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赫德对这届博览会还是一如既往地尽心尽力，他按照惯例要求各海关口岸协助柯尔乐收集展品。谁知柯尔乐费尽心机弄来的所谓极具中华特色、中国情调的展品却引起非议。原来，中国展馆里除了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古董瓷器、琴棋书画、笔墨纸砚外，还标新立异地建起了一座城隍庙，里面不但有凶神恶煞的判官，还有各种刑具、杀人刀具、刑场照片等。各种惟妙惟肖的雕像也粉墨登场，计有：小脚女人、妓女、烟鬼、犯人、乞丐，等等，不一而足。或许在海关洋员眼里，缠足的三寸金莲具有某些东方情调。
对此，国内的有识之士多有烦言，不少大臣也上奏说以后应由商部派遣熟悉商情的官员，会同驻该国的使臣办理。
尴尬的清政府痛下决心，趁势将承办世界博览会这项职能从海关全部收回。
“赫德之赛会”，演出到此结束。
赫德之死
赫德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这个在中国生活了54年的老人，已是风中残烛，似乎已经很难分辨自己到底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了。不过当他执掌海关帝国的时候，可一点儿也不含糊。
大清国外交官郭嵩焘曾经问赫德：“君自问帮中国，抑帮英国？”
赫德回答：“我与此都不敢偏袒。譬如骑马，偏东偏西便坐不住，我只是两边调停。”
但郭嵩焘打破砂锅问到底，继续逼问：“无事可以中立，有事不能中立，将奈何？”
赫德无奈，终于含蓄地支吾道：“我固英国人也！”
在中国的最后日子，赫德不仅诸病缠身，而且，他的权力显然也在不断地缩小。一向标榜廉洁的他，把海关的重要职位全部换成自家亲戚，或许，他能信任的人已经不多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是到了告老还乡、写写回忆录的时候了。所幸，他的总税务司头衔一直被保留着，这多少有些安慰。但坏消息终于传来，1910年春，朝廷任命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暂行代理总税务司。裴式楷真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若不是他在税务处会办大臣唐绍仪那里温顺得像绵羊，又何至于此。
既然中国人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自己的历史使命也该结束了。进入辛亥年（1911年）以后，赫德的身体每况愈下，精神萎靡，而“只有一谈起海关事务，他才会像服用了春药一般眼睛发亮”。
1911年9月14日，赫德自感来日无多，在给自己的继任者安格联的信中哀叹“我的身体一直很不好，日益衰弱，所以我担心再也回不到中国了”。
6天后，1911年9月20日，这个被孙中山称为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人在英国南部白金汉郡的马洛去世。在其绝笔中，念念不忘他一手擘画的海关帝国：我清楚地意识到，生命正渐渐离我而去。遥想走过的岁月，我为我的经历深感自豪和幸运。我从一个去中国为女王陛下服务的英国外交官成为这个国家的政府大臣，这件事竟然如此神奇地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不禁为命运深深折服，但我仍然在为女王陛下服务，我永远是她和大英帝国的忠实臣民，当然我也在为中国服务。
这个国家让我感到如此陶醉，如此怀念，又如此伤感。它是那样的善良，那样的自足，可是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竭尽全力地帮助过它，我希望我的继任者也像我一样帮助它，即使是为了英国的利益也该如此。
英国不能失去中国，不能失去中国海关！中国对我们太重要了，有了它，英国在全世界的贸易和统治才是完整的。
安格联能掌握中国海关吗？他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中国的选择正确吗？①
实在是难以瞑目！安格联能看管好自己留下的遗产吗？
20天后，他服务了半个世纪的那个东方帝国在武昌烽火中坍塌。
1915年5月25日，上海外滩汉口路海关大楼前，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铜像揭幕仪式。而这一天，恰是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字日。
基座上的铭文是：
前清太子太保尚书衔总税务司，英男爵赫君德，字鹭宾，生于道光乙未，卒于宣统辛亥，享遐龄77年，总关榷者48载。创办全国邮政，建设沿海灯塔，资衿式于邦人，备资询于政府，诚意，谦忍，智果，明通，立中华不朽之功，膺世界非常之誉。②
竖立铜像的创意，来自粤海关税务司庆丕（P.H.King）。
原来，赫德死后，洋员们如丧考妣。为纪念他的“丰功伟绩”，由庆丕发起，决定为其铸一铜像，并专门成立了赫德铜像募捐委员会，共募得经费白银15000两。离开中国7年后，赫德又“回来”了，登上江海关港务科办公处前的塔基，低着头，背着手，若有所思……
后继有人
1911年11月9日，广州珠江。晨雾久久不散，似乎不是起锚的天气。
前一晚乘小轿来到沙面英国领事馆避难的两广总督张鸣岐，在扈从护卫下，匆匆登上英国“汉弟”号驱逐舰，逃往香港。
驱逐他的，正是汹涌而至的革命洪流。
武昌烽火燎原全国，“乱机勃勃”的广州“全城官吏尽空”。时局的演变一如这混沌的雾气，令张鸣岐难以应付。各炮台军舰已然升起民国军旗，形势迫人。“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纷飞”，再不溜之大吉，只怕那黄花岗72鬼魂，索命来也！
第二天，粤海关税务司梅乐和（F.W.Maze）给安格联写信：
总督终于在昨天逃走，（到英国领事馆请求用英国军舰把他送到香港。）照会各国领事，日常事务可以同谘议局接洽。……广州现在已经无人领导。③
此时此刻的中国海关掌门人，已经是安格联爵士。
在不久前武昌起义连天的烽火中，安格联升补总税务司，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他走马上任后，基本延续了赫德所建立的制度。但如何在动荡的时局中保障他的地位，维护海关的“安全”，成为头等大事。
辛亥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还是代理总税务司的安格联敏锐地意识到税款有被革命军截留的危险。此时，他置标榜的海关“中立”政策于不顾，拍发电报给汉口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A.H.Sugden），指令：“你应当将税款设法转入汇丰银行我的账内，等候事态发展。让税款跑到革命党的库里是不行的！”④
总税务司对全国海关行政强大的统治力得到充分体现，自江汉关始，各口税务司都积极行动起来。当“各口的帝国当局不是被赶走，就是逃跑或是投入革命党人一方”时，“每一个海关税务司便都直觉地以总税务司的名义接管了海关银号和税款”。
各口税务司本来就和总税务司安格联心灵相通，在得到明确指示之后更是信心十足了。“就汉口来说，税务司进行交涉，无疑得到当时停泊江面的大批外国军舰的支持。在长沙的一艘德国小炮舰，也发生道义上的作用。”⑤
这是因为海关的利益就代表着列强的在华利益，所以很容易就取得了以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为首的公使团及其炮舰政策的强大支持。
张鸣岐出逃的当天，广东各界代表在广东谘议局集会，宣布“共和独立”，成立广东军政府。机敏的梅乐和报告安格联：“正午以后挂龙旗的政府机关，只有海关了。鉴于人民的情绪，我已经吩咐今天什么旗都不挂。另外我命令把外勤人员制服、帽子上的龙形帽徽取下。”
遵照安格联的指令，梅乐和向广州军政府提出保管税款的要求。鉴于广东政局不稳，军政府不愿和列强发生冲突，与梅乐和达成了协议，不仅照常办理粤海关事务，税款暂存汇丰银行广州分行，其余广东各关也同样办理。既然已经保住了广东各口岸海关的管理权和税款，梅乐和“在广州海关巡船挂旗问题上，只好让步”。因为安格联看来，在不可抗力前还是低头为妙。
如此，各起义口岸的海关税款被次第接管。
“计自清咸丰四年（西历1854年）创办海关，迄辛亥革命时止，数十年间，所有税款的收纳、存放、汇解等事，俱由海关道或海关监督主之。”⑥换言之，有清一代，洋关制度建立50多年来，外籍税务司在关税方面的权力，都只局限于关税征收权，从未涉及海关税款的保管权。
如今，安格联这个“我们人员中最有前途希望的”（赫德语）接班人，不但没有败掉赫德留下的遗产，而是将其发扬光大，利用各省纷纷起义和清朝统治瓦解的乱局，一举将列强垂涎多年的关税保管权收入囊中。
赫德九泉之下，当可瞑目矣！
①二档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
②二档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
③二档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
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8页。
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341页。
⑥[英]魏尔特.关税纪实.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6.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