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也是在浪费钱财，可是，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回美国的想法。如果回到美国，肯定有很多理想的工作和岗位可以供我选择。我却很高兴能够在上海过这种生活，结交朋友。这段生活，当时看起来，很像是在浪费时间，可在后来却对我有着无法估量的影响。
艾德温·S.克宁翰，是当时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而且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对于会审公堂的运作情况、治外法权的优势及滥用和美国的中国地区法院的作用等，我都从他那做了详细的了解。
大家都认为《上海泰晤士报》领的是日本人的补贴，这是我在那工作一个月后才听说的，让我感觉非常不可思议。说法后来被证实是真实的，这从报社对新闻的处理规定上可以看出来，更加明显的是他们有时还会把新闻压下来，不发表。几年以后，日本大使馆中有人告诉我说，报纸的控股权的确是被他们买下来了，但是在名义上，报社的老板还是一个英国人。日本向西方各民主国家宣战后，他们对上海的其他报刊不是勒令禁止，就是施行强制接管。只有《上海泰晤士报》能够顺利地继续发行，不受影响。
终于在八月底时，我迎来了生命中的转折点。北京《英文导报》的老板戈洛弗·柯乐文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北京，代替他负责报纸的总编辑工作。报社愿意每月付给我六百块中国货币。
让我感觉奇怪的是，当我向大家打听关于北京《英文导报》的情况时，他们都不愿意告诉我，不是故意躲开，就是改变话题。在我再三追问下，有人说，报纸还“可以”，只不过柯乐文不是个专业的新闻人，他以前是个教授。传教组织拥有报社大部分股权，其中有些是中国人。还有人经常把柯乐文本人称作是“空头激进派”。
我和柯乐文通了书信后，他告诉我，他想找一个可以在北京《英文导报》“干到1927年年中”的人。我经过再三考虑后在回信中说，我会在9月中旬花自己的钱开始北行，到了那先开展工作。至于能不能待到1927年年中，我到北京后，会在六个星期内给他一个明确答复。我告诉他，假如我不能在北京待那么久，我这么做的话，他在年底以前要想另找他人，时间也很充裕。
我们在书信中明明白白地谈妥这些条件后，我终于登上了从上海到天津的轮船，那天正好是我四十二岁生日。离开上海几个月后，那里成了全世界的新闻中心，所有紧张局势都是从那儿引出来的。我来北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远离了新闻中心，可是，后来几年时间里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证明，我在北京的价值远远大于在上海。
我坐着一艘小船沿着海边向前，一路经过了青岛、威海卫和芝罘，这是一艘小型轮船，其动力是通过水蒸气的热能产生的，所以速度很慢。不过，也让我看清了沿途的几个城市。我发现，这些城市真没有辜负“帝国主义前沿”的称号。
青岛被德国占领后，于1914年又被转交给了日本，这里的海被一座接一座的山团团围绕着，风景十分迷人。日本接手后，按照华盛顿会议决定中的条款，把青岛的部分地区交了出去。美国在亚洲的海军部队中有一些人夏天时会来到这里，以便躲避菲律宾炎热的天气。日本仍然霸占着很多“特权”，比如原本被德国人占有的支配胶济铁路的权力。
威海卫的周围大多都是岛屿，岛上有各种各样的山石，奇形怪状的，还靠着一座大山，山上树木高大青翠。这里以前是英国人的租界，他们曾经想着把这里建成一个高端的海军军港。直到现在，英国在亚洲的海军部队还是会选择威海卫消暑避热。
中国管辖下的芝罘，竟被美国的亚洲海军部队作为避暑的一个好地方。还有很多传教士和他们的家人，为了不再忍受内地又潮又热的气候，也跑到了芝罘避热。
我们后来开始顺着海河往上行驶。这里和上海的黄浦江边有点相似，河岸上都是泥，只不过黄浦江的水要比这里多，江面比这里宽阔些，曲折的地方也少一些。海河的水是黄褐色的。天津就坐落在海河边上，市区地形平缓，整体已经摆脱了传统形式，可看起来却并不好看。这里和上海很像，只是小了些。我讨厌上海等长江下游的一些城市，可是和上海比起来，我害怕自己会更加讨厌中国的北部城市。这是我第一次认真考虑是不是要回国的问题。我害怕一直待在中国，永远不会符合我的本意。
第二天下午时分，我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开始了进京路上最后九十英里的行程。当时刚刚进入秋季，密布的乌云压得很低，阴沉沉的天气，刮会儿风，下一会儿雨，相互交替。窗外的庄稼已经收完，裸露着地表，除了堆成圆锥形状大小不一的坟头，就是用泥垒起来的小村庄，再没有其他值得欣赏的景色。地面上种的树本来就少，一棵和另一棵还离得很远。我坐在车上，开始发困，小憩之后，翻了几下书，觉得无聊，不知不觉又想起了回家的事，我考虑着是回加州还是回西北地区呢？
等我回过神来看向窗外时，眼前竟然出现了一脉连绵不绝的群山。山上没有什么植物，可是却能很明显地看出天地相交的那一条轮廓线，这已经算是奇观了。由于群山的衬托，铁路和山脚之间那块平地也显得不同于其他地方了。尽管这些村庄正在被秋雨侵袭，可是仍然掩饰不住它们的秀丽风光。在我正在看的那本书里，写到中国北方时总会说，向北京周边的平原上四处望去，不见任何树木，可是这里，在田地的空闲处，在村庄的四周，却有不少树木。
冷杉和松树包围着那些用土墙围成的小村庄。很多坟场则是用灰砖围起来的，围墙上还留着一个很漂亮的大门，因为太长时间没有修理，现在看起来有些破旧，可正是这样，才多了种由饱经风霜而来的美丽。村里的街道弯弯曲曲，黄色的尘土中留下了重重的车痕，经常会有男子推着车子或者是坐着由蒙古马拉的双轮车路过。我们在一个村中，看到了很多戈壁骆驼，它们身形高大，驮着很重的东西，走路的姿态很有架势，好像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
我毫不犹豫地自言自语道：“怎么回事？好像终于有到家的感觉了。”
我们坐的火车，在距离北京只有几英里的一个小路口停下了。站台上有个人手里拿着很多荷花和晚香玉，原来是卖花的。那些荷花有粉的，有白的，晚香玉的茎干有四英尺那么长，我们各买了些，花了两毛钱。晚香玉这种花，在中国，白天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味道，可一到黄昏它吐露香气的时刻来临时，便会散发出浓重而自然的奇特香味。到了车上，我把花放在了腿上，这时忽然感觉像是到了一个非常美的意境之中，自己也成了幸运儿。
我们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曲线后终于来到北京。这里高大的城墙、角楼还有城门上矗立着的高塔在我的左侧慢慢地延伸。火车就停在了前门，我路过水门，向城内走去，径直到了使馆区，这里四周都是用围墙围起来的。我到时正是9月，当时已到黄昏时分，天空飘着细雨，不时还刮一阵风，吹来一股寒意。
我不喜欢的夏天终于过去了。我感觉自己还会在中国作长时间的逗留。这里的环境我一点儿都不熟悉，甚至还觉得有些诡异，可它却让我有回到家里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很强烈，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过。刚到这里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我觉得自己总算找到了归宿。
在后来的日子里，这种感觉在我每次出外返回时都会出现，不论我出去的时间长短。我当时下定决心，要在北京过完自己的下半辈子。这个决心却在日本人攻进北京城时，动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