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港台翻译外文名，用字跟大陆不大一样。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叫米高佐敦，贝克汉姆（Beckham）叫碧咸，乔布斯（Jobs）叫贾布斯，观其用字，颇为佶屈聱牙。但香港人一向认为港译名读音最准，非大陆译名可比。
旧的港文，有些还会保留旧译。比如Mo·ambique，现在新华社译作莫桑比克，旧译却是莫三鼻给。我一个朋友说：不知者乍看莫三鼻给这四字，还真以为一人姓莫，排行第三，被行了割鼻子的劓刑呢—好好一个国名，都给译出故事来了。
因为各国语言不同，读音就难定。比如巴黎（Paris），按法语读音，说是“巴黑”也无妨，按英语读音，就是“帕里斯”；又比如伦敦（London），按英语读音叫朗登也行，按法语写法Londres，那就是老实不客气：“聋的呵！”何况许多词写法还不同，法国人写希腊词爱把末尾的“斯”字去掉，比如阿喀琉斯在法语里正经就读“阿泻”，这可怎么好？
如是，就两种语言读音译名，都能打起架来了。把西班牙语、希伯来语、希腊语、葡萄牙语之类掺进来，就没法子争了。单说这中文译名定字，早年间，中国人定译名，疑似有个奇妙的原则：
不管你来自地球哪里，叫啥姓氏，务必要入乡随俗，把名字译得合我中华上邦的意思。比如吧，利玛窦先生（Matteo Ricci），一个意大利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起个汉名。若按当今新华社译法，该叫马特奥·里奇；又比如被成吉思汗干掉的花剌子模王阿拉乌丁·摩诃末（Alā al-Dīn Muhammad），若按现在译法，该是阿拉丁·穆罕默德。但因为这俩译得太早，没法从坟里爬出来改户口本，只得罢了。
中华上国是礼仪之邦，逼着外国人的姓名变成了中国字，当然也要礼敬以加，给点好字眼听。比如19世纪中期，英国首相全名Henry John Temple Lord Palmerston，按现在新华社译法，该叫亨利·约翰·坦布尔·帕尔默斯顿子爵。清朝就管人家叫巴麦尊，还特意称个“尊”呢。大国译名，也好听之极。英国叫英吉利，法国叫法兰西，意大利、美利坚、德意志、瑞典、荷兰，这些清朝就定下来的译名，字眼都挑得堂皇典雅。其实按读音较真儿的话，法国按英语读音是弗朗斯、法语读音更接近弗航斯；意大利也大可以叫伊塔利，但意思就不那么吉利了；美利坚这名，最初不过是阿美利加·韦斯普奇先生远航到彼，马马虎虎，拿自己姓氏定的名，哪里承想就意思丰富，“美”而且“利”，还“坚”起来了！瑞士、瑞典如果搁到今日，如果按英语音译成斯维策兰、斯维登，那么早先的祥瑞典雅意境，那就荡然无存。又比如，华盛顿这名字华贵繁盛，如果按音翻成沃辛顿，立刻就像个塑料制品厂；前头说，英国首都，英语读音更接近朗登，法语读音干脆是“聋的”，但一被译成伦敦，立刻就伦理敦厚、从容温雅了呢。
早年间的译名既不统一，所以读音古怪者相当多，莫三鼻给就不提了：料来那时节大家忙着给美利坚、意大利、英吉利定这些大吉大利的称号，来不及考虑非洲小国人民的感受。其他如雨果（Hugo）在鲁迅笔下，被呼做“嚣俄”。20世纪30年代有报刊为显得风流雅驯，热心地把托尔斯泰译成陶思道，把果戈理译成郭歌里—不知道的，真以为前者是饱学宿儒，后者是风流诗人，两个地道出身书香门第的中国人呢。傅雷先生总把提香译成铁相。晚清时，把拿破仑译做拿破轮，还出过考试题：《项羽拿破轮论》。有士子不通外务，真以为让项羽去拿个破轮子，上来就想当然发感慨：
“以项羽拿破轮，是大材小用，其力难施，其效不著，非知人善用之举也！”
但是在一片杂怪里，优美典雅的汉译名，颇多神译。比如枫丹白露—读音其实更接近“封太纳布勒”，法语原意是蓝泉—如此译出，虽然意思大变，但从文藻上看，实是神来之笔。比如徐志摩将佛罗伦萨译做翡冷翠，逸清沁碧，绝妙好词。所以说，想给自己找好听雅驯的汉译名，真得趁早。斯嘉丽·奥哈拉被译作郝思嘉，瑞德·巴特勒被译作白瑞德，就是老译本的功劳。跟洪秀全探讨过基督教的伊萨卡·罗伯茨（Issachar Jacox Roberts）先生，汉名罗孝全，真是十全孝子的大好名字。看清朝与民国时，法国驻华公使的名字吧：
Julien de Rochechouart，译名叫作罗淑亚—体现淑德，亚字还表谦逊呢，真谦谦君子风。
Marie Joseph Claude Edouard Robert de Semallé，译名叫作谢满梁—王谢堂前，燕子满梁，这名字如果住南京朱雀桥乌衣巷，尤有旧风。
Aime Joseph de Fleuriau，译名叫作傅乐猷—乐于以道而谋大事，真是好名字。
作为对比，20世纪60年代往后，法国公使们的名字已被定成：
Lucien Paye叫吕西安·贝耶；étienne Manac'h叫艾蒂安·马纳克；Claude Arnaud叫克劳德·阿诺—很贴切很精确，美中不足的是，一望就知是外国人……
也有些译名，一望而知不是汉人，但又不伦不类，至于搞笑的。比如，《茶花女》男主角Armand Duval，现在流行的译法叫阿尔芒·杜瓦尔，听着洋气。然而林琴南先生当年写《茶花女遗事》，给人定译名就格外霸道：男主角叫啥？哼哼，亚猛著彭！而且之后叙述台词，一口一个“亚猛道如何如何”。本来清秀痴心一男生，被叫了个亚猛，忽然就蓬头粗服、猛汉一条了。
后来，翻译界有了规矩。一是名从主人，二是便于反推。像利玛窦既然已经叫了这汉名，而且约定俗成，就不要改叫他马特奥·里奇了。同理，澳大利亚总理凯文·路德既然自称陆克文，咱也就跟着叫吧。像伟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按照现在的译法，该叫伯特兰·拉塞尔—真要改了，一下子就从素雅哲人变成豪迈大汉了。幸而名从主人，罗先生也可以瞑目了。当然有些译名甚好，因为定死，就此可惜了。
乾隆爷写诗的臭德行天下皆知，但他有首赞美外夷乖乖来上寿的诗，头两句倒有趣：
博都雅昔修职贡，英吉利今效其诚。
博都雅是什么呢？嗯，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葡萄牙（Portugal）。这译名其实雅而好听，可惜没沿承下来。
译名多了能打架，有这个例子：英语里有Elliot这个姓氏，比如鸦片战争时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就姓这个，旧史译作义律，乍听以为是个中国老爹给孩子起名，劝儿子要讲义气兼自律。英国诗人艾略特其实也姓这个，但名从主人，就不特意改了。钱锺书开他玩笑，在《围城》里扔给他个译名，叫爱利恶德，字眼大不好听；新华社如今译这名作埃利奥特，倒也罢了。妙在香港大学有个Elliot Hall，按新华社译法，就该叫埃利奥特礼堂。可是香港读书人聪明劲一犯，就有创意了：仪礼堂。即切音，又有意思，这才是老派翻译雍容高华、书卷满腹的玩法。
以前玩文字游戏，说拿美国总统的名讳——亚伯拉罕·林肯、乔治·华盛顿、赫尔利·杜鲁门、罗纳德·里根、比尔·克林顿、托马斯·杰弗森、詹姆斯·麦迪逊、理查德·尼克松—按照中国古典译法改个译名，可以串一首诗：
轧布寒林垦，桥直花陉屯。
鹤唳渡鹿门，骡讷得力耕。
碧洱客拎豚，驮马懈浮生。
枕牡麦地熏，沥茶泥蔻生。
《鹿鼎记》里，清朝翻译想礼敬俄罗斯苏菲亚公主，于是给她定译名做苏飞霞，好听。韦小宝懂点俄语，给俩俄罗斯兵士起译名：齐格诺夫叫猪猡懦夫，华伯斯基叫王八死鸡。可见金庸先生早谙熟中国人民智慧：给人家起好名字不难，想玩谐音骂别人，更是翻脸间事。比如要往粗了翻，《南方公园》里的Stan，台湾人译作屎蛋；要往雅了翻，《六人行》里的Rachel，香港就管你叫丽珍。中国汉字五彩缤纷，赞骂真只在一念之间。所以有些地方就能被叫翡冷翠，有些地方就只能叫莫三鼻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