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6月9日，我们创设的《密勒氏评论报》第一期出版。这时，北京的政治军事局势非常紧张，几乎达到一个临界点。当时，北京政府由督军集团和自由集团这两个政治集团构成。其中，督军集团是一个军事性的组织，成员包括督军和军事首领；督军来自各省，军事首领来自各省和各地区，尤其是华北诸省。值得一提的是，督军集团的成员还囊括了清末民初的军官。这些军官曾经只是在袁世凯的军队中任职，他们自私自利，相当无知，只在其管制的部队或所谓管制的部队里有一定的威信。自由集团成员多是国会议员，因其势单力薄，不可能取得北京政府的控制权。黎元洪是自由集团的成员之一，他虽说是总统，但不拥有任何军队，只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
这时，北京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国会、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平分秋色，其中段祺瑞的靠山是督军。在一篇文章中，《密勒氏评论报》诠释了这种政治格局。文章中写道：与外国的政治斗争相似，在中国，国会与政府各组成部分的政治斗争同样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产物。这种政治斗争涉及诸多方面，例如：如何行使权力，享有哪些特权和权力等等。直到目前为止，即使是民主制度相当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把这些问题处理好。在当时，中国还不够强大，主权并不完整，这些问题在中国更显复杂。当时的中国非常落后，法律制度尚不健全，众人对仅存的一条临时约法还争论不休。遇到难题无法决断时，中国政府习惯性的做法是去外国友人那里寻求帮助，并倾听友人的建议。不过，这些建议大多派不上用场，因为这些外国友人总是站在本国的角度想问题、提建议。
在当时，中国参战问题是主要问题之一，争论方各执一词。段祺瑞总理坚持认为中国应该参战，此举遭到了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双方陷入了僵局。1917年是民国六年，这年5月23日，总统黎元洪为了打破僵局，将段祺瑞革职。遗憾的是，黎元洪的计划落空了。段祺瑞离开北京后，辗转于天津，在当地与一些军阀相互勾结，企图发动政变，以此拖垮北京政府，北京的局势更趋紧张。在段祺瑞革职之后，黎元洪主要依靠张勋率领的军队来维持统治。张勋是辫子军的统帅，由于他一再劝说黎元洪解散国会，1917年6月13日，即《密勒氏评论报》创刊第四天，黎元洪宣布国会正式解体。
1917年早春，督军集团齐集北京，在此召开了一项会议。出于猜忌，每个督军都有随从相伴。被邀出席会议的还有张勋和他的辫子军，他们曾经在一个小城里安营扎寨，这个小城与南京市隔河相望。在中国，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张勋的故事：一次，张勋把众将领聚集起来，召开了一个会议，会议取得了理想的结果。按照惯例，会后大家把酒言欢，猜拳行令。正是在这时，屋里忽而漆黑一片，悄无声息，原来是电灯不亮了。之后，电灯重新亮了起来，只见众人手执枪杆，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好一个难堪而搞笑的局面。
张勋率领部分辫子军来京参会。按照张勋的部署，辫子军很快到北京城和各个战略要地驻防。张勋没向他的同伙提前说明，此举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因为这时军阀穿着统一的服装。
这时日本人和德国人在中国都很猖狂。日本大使向中国政府施压，企图让中国政府履行《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为避免中国对德宣战，德国人积极奔走，秘密进行着种种活动。德国人为保护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和租界，可谓是绞尽了脑汁。
1917年春天的北京便是如此。由此看来，当时的中国极有可能爆发内战。美国对中国的形势予以高度的关注。为了将可能的内战消除在萌芽状态之中，美国国务卿在与中国政府当局一起探讨内战潜在性的同时，郑重提出：中国的安定与否直接影响着世界和平的大局，因此必须努力保持中国国内的和平与安宁。与中国向德宣战相比，此举显得尤为重要。这时，英、法两国鼓动中国对德宣战。当时，美国人为避免中国发生内战，稳定世界局势，时常给予中国政府以忠告。日本人看不惯美国人的做法，对美国人很是不满，甚至传出了这样的谬论：美国人的所作所为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实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日本人认为，美国人事先不与他们商量，很是不给他们面子。
对于美国人的照会，中国人没有很大的反响。事实上，这时的美国也开始插手亚洲事务，只不过他们刚刚起步而已。当时，美国的一些金融家和工程师抵达上海，计划就铁路建设和运河兴修的相关事宜与中国政府协商。对于这个计划，日本人表示了很大的不满。日本人扬言道：倘若美国人不与他们合作，他们始终不会站在美国人这一边。
这时，德国人致力于秘密活动，目的是避免中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里德博士是一位美国牧师，在北平享有威名，1917年6月，他被美国政府捉拿，之后被押解到马尼拉。在这过程中，美国人得知了德国人的机密活动。事实上，里德博士在北京所经营的报社，完全由德国人出资，它成立的目的是在中国为德国的所作所为做好舆论宣传。这家报社的报纸是德国机关报。里德博士在被押解到马尼拉后，不但没有遭到任何处置，反而被释放了。里德博士重获人身自由后，立即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写道：美国鼓动中国对德宣战的行为，不是出于本国的利益，就是为了冠冕堂皇的道德准则。不论对美国总统威尔逊，还是对美国政府来说，里德的这一做法都是公开的挑衅。
当时，张勋暗中将部分辫子军安插在北京各个重要据点。与此同时，张勋还从南方不断调兵遣将，如此他拥有了大量的援军，杜绝了后患。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几家报社竟然出版了这样的中文报纸，报纸上写道：张勋频繁地与废立的清朝皇族打交道。在北京，当时亚洲报社的报纸刊载的新闻包括两类：一类是关于国会问题的新闻，一类是关于美国劝解中国的新闻。后一类报纸的新闻中这样写着：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应该致力于国内事务，并且以和平为宗旨。
为了炫耀个人势力，1917年7月1日清晨，张勋将年幼的皇帝溥仪从紫禁城中解救出来，并拥护溥仪即帝位，前后历时12天，这就是短暂的张勋复辟。起初，由于辫子军把持了整个北京城的战略重地，众人都认为复辟活动是张勋一人策划的，殊不知，德国人插手了复辟活动。时隔数月之后，真相大白，原来德国人也参与了复辟活动。当时，迫于协约国的压力，北京政府准备对德宣战，德国人察觉出这一点，于是帮助张勋复辟，企图给共和政府一点儿颜色看看。这时，辫子军不是正规军，他们得不到政府的军饷。为了复辟活动的正常进行，张勋极有可能从德国人那里获得了一大笔钱。
在复辟发生后，张勋觉察到打江山容易，保江山难啊。对张勋的复辟行为，有些军人和政治人士是反对的，不过他们反响不大，只是噗嗤一笑。不同派别的军阀总是为个人权力争执，张勋复辟不久后，为了避免各自的权力受影响，别的军阀相继提高警惕。在这次复辟事件中，没有发现日本人插手的痕迹。
溥仪是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从1908年12月2日登基，到1912年2月12日退位，前后在位共三年。在西方人士看来，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共和派人士是不应该让满清皇族继续待在紫禁城的，尤其是宣统皇帝溥仪。倘若当时共和政党将皇族人员驱逐出紫禁城，张勋复辟的闹剧就不会上演了。
在北京，张勋复辟的事件引起了外国人强烈的关注，中国政界领导人竟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对此，外国人甚是吃惊。在中国的政界领导人看来，纵然得到德国的资金援助，张勋也无法胜任溥仪复辟的工作。这是由于张勋不但没有充足的资金做后盾，而且资质也很浅薄。在各个军阀将领的协助下，段祺瑞总理对张勋发起进攻，历时12天的复辟顷刻间分崩离析了。中国政治领导人认为此事件不足为怪。事变发生之后，张勋逃往东交民巷使馆，先后受到荷兰和德国大使的庇护。
随着张勋复辟的失败，中国的政治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当时，关于中国内部的错杂形势，《密勒氏评论报》曾有下列论述：
共和政体取代君主政体的确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只是共和政体缺乏健全的体制，相关措施并没有落到实处，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并不是真正的民主与共和。我们认为共和政体需要以健全的法律、法规为保障，中国政府应当以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宪法》为根本，这个《临时约法》是于1912年孙先生在南京修订的。宪法任命黎元洪和冯国璋分别为总统和副总统，宪法还产生了国会和内阁。令人遗憾的是，近来国会解体了，国会议员早已不在北京，而是长期待在上海及其他地方。那时，内阁由国会议员选举产生，并由总统任命。不过，如今中国政府任人摆布，形同虚设。
为了取得协约国的支持，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同盟国下了战书。不过，中国政府派去战场的不是部队，而是劳工。在西欧战场上，这些数以千计的劳力挖战壕，修道路，建港口，修理铁路等等。这些铁路都是在战争中被损坏的。除了提供劳力，中国政府还向英美两国提供各种各样的原材料，旨在辅助协约国作战。
中国政府敏锐地察觉到，对德奥宣战，外国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将被废除，同时天津租界也将重归中国管辖，何乐而不为呢？事实证明，对德奥宣战还是大有裨益的。后来，俄国主动发表声明：本国希望与中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在中国将不再享有特权。在一战之前，外国与中国签订了诸多不平等的条约。俄国放弃在中国特权的决议为包括英美在内的列强树立了榜样，因为它为不平等条约的取消埋下了伏笔，对当时的中国相当有利。那时，英美两国是盟国。
北京政府公然挑衅孙中山制定的《临时约法》，孙先生对此很是恼怒。1917年7月，孙中山率领海军从上海出发，辗转广州，在当地成立了广州军政府，并召开了国会非常会议。在会议上，非常国会推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当时，北京政府是外国认定的唯一合法政府，广州政府并没有得到外国的认可。由此，中国的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窘迫的政治形势后来成了中国内战的导火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