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官出身的任辅臣足智多谋，骁勇善战，他对华工士兵关爱有加、亲如兄弟。在他的指挥下，“中国团”转战在东部战区几个战场上。从这一年的春季到秋季，与敌人战斗近百次，在枪林弹雨中，中国战士们出生入死，屡屡获胜。“中国团”往往以少胜多，其战术和战略变幻莫测，又以钢铁意志和坚定勇敢著称，杀得敌人闻风丧胆。“中国团”不仅在乌拉尔地区声名大振，而且在俄国广袤的土地上也遐迩闻名。“中国团”有力地配合了苏联红军主力部队作战，被苏联人民称为“中国英雄军”。为了表彰“中国团”的战功和卓越的指挥者任辅臣，苏维埃中央特派员、红军军部、师部的首长还同任辅臣及全团战士合影留念。
任辅臣在前线率团浴血奋战，她的妻子张含光带领部分华工家属在后方奔波忙碌，照顾和救助从前线送回来的伤病员，还为前线送军粮。
1918年11月5日，任辅臣从前线返回后方办事处，这时办事处已转移到乌拉尔地区的洽索沃依城。任辅臣同妻子张含光一起冒着严寒，踏着厚厚的积雪，参加该城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大会。会场上，在皑皑的白雪映衬下，随风飞舞的十月革命的红旗，显得更火红。任辅臣应邀作了大会发言，他坚定地表示：“中国团”的战士们一定要为捍卫十月革命胜利的旗帜而拼搏奋斗。
参加完大会游行后，任辅臣看望了伤病员和自己的孩子。临行前，他把自己的全部证件、奖章、奖状放在一个皮夹内交给妻子，并说：“要保存好，也许对你和孩子们有用处。”说来也巧，任辅臣归来的那天晚上，张含光饲养的一对家鸽飞了一只，张含光送丈夫回前线，可在途中雪橇又翻倒了。这些本来也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跟随他俩多年的华工战士陈文友等人却认为是出师不利的征兆，坚决要求团长等雪停了再走。张含光望着丈夫急切的面容，搀扶丈夫上了雪橇车，让车夫继续前行。任辅臣紧紧地拥抱住妻子，激动地说：“我一切都放心了。”
1918年11月下旬，天气异常寒冷，东方战线的局势也进一步恶化。高尔察克白匪军在鄂木斯宣布自己为“全俄最高执政”，在北部发动了空前的攻势，企图打通彼尔姆、维牙特卡、科威拉斯一线，同北方的英国干涉军会合，来包围莫斯科。此时白匪军共集结了几十万士兵，而红军第三集团军仅有35000人，且分布在漫长的战线上，敌我势力十分悬殊。第三集团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甚至存在全军覆没的可能。为了避免被人多势众的敌人包围，迅速转移红军大部队，借以保存第三集团军的有生力量，任辅臣主动请命率领“中国团”在维牙火车站来阻击敌人的进攻，配合和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
维牙火车站是个小站，地理位置却非常重要。从这里开始的窄轨铁路，可以直接把士兵和装备运到彼尔姆省。高尔察克白匪军要同英美帝国主义远征军会合来围攻莫斯科，就必须占领和彼尔姆省息息相关的这个小站。
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候，“中国团”被派往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维牙火车站，任辅臣临危受命担任整个左翼战场的指挥。
第三集团军二十九狙击师师长在给上级首长的报告中写道：“最近的几次战斗中，‘中国团’表现得尤为坚强。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个团数次陷入敌人的包围中，但是它每一次都凭借着自己的坚强、组织性、革命纪律和指挥员的指挥，用炮火和刺刀为自己开辟了道路，冲出包围并进入新的阵地。因此，敌人打算占领维牙火车站和下图林斯克工厂，以便对红军后方的戈洛布拉哥达茨克车站构成直接威胁的企图，都被‘中国团’的顽强所粉碎。中国人在战斗中无所畏惧，英勇顽强，他们头脑冷静，形势越险恶，他们的军事纪律越强……经过三四天不间断的战斗，‘中国团’减员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指挥员损失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这样高的减员本身就已证明，这个团的每一个阵地都是经过殊死战斗而后放弃的。鉴于上述情况，我为能代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向‘中国团’和它的指挥员表示由衷的感激而感到幸福。”
1918年11月30日，“中国团”与敌人激战持续了一整夜，敌人以超过“中国团”近十倍的兵力，连续进攻。硝烟弥漫，枪声四起，任辅臣冷静地指挥“中国团”的战士们沉着应战。“中国团”伤亡惨重，终因寡不敌众，除了少数人突围外，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任辅臣在左臂受伤的情况下，一直战斗到打光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在维牙车站的站台上，被敌人用刀刺死。任辅臣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政权，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仅34岁。
黎明时分，大雪纷飞铺天盖地，枪声硝烟散尽，显得异常安谧和肃穆。积雪越来越厚，皑皑的白雪遮盖了近千名“中国团”勇士们的遗体，遮盖了牺牲在异国他乡的英烈们汩汩流淌的鲜血。
任辅臣和“中国团”的战士们牺牲后，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组织表示了深切的哀悼。1918年12月28日苏维埃《公社社员报》上发出讣告，对任辅臣战斗的一生和不朽的业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任辅臣同志在中国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把他在中国人中的全部威信都贡献给苏维埃俄国……作为一个世界革命中的忠诚战士，他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他对伟大事业的忠诚……他永远活在革命战士的心里。”
任辅臣牺牲之后，苏维埃政府把他的妻子张含光和三个孩子送到莫斯科居住，红三集团军第二十九师师部还专门派一个班战士做护卫。他们住在位于红色凯旋门附近的一幢二层楼房里，房间宽敞明亮，备有全套家具。当时由于国际帝国主义封锁和白匪军的疯狂反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极端困难时期，经济萧条，商品奇缺，莫斯科市内的物资供应也相当紧张，但是对于任辅臣家属的日常生活，苏维埃政府处处都给予了特殊的照顾。
在莫斯科生活了大约一年之后，张含光向苏维埃政府正式提出了回国的申请，为此革命导师列宁亲切地接见了张含光和她的孩子们。六十多年过去了，任辅臣的长子任栋梁对列宁的这次接见仍记忆犹新，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们曾经受到列宁的召见。那是母亲向组织提出回国申请之后不久的一天下午，在我们居住的楼前停了一辆小汽车，为的是送我们到克里姆林宫去。来到克里姆林宫办公大楼前，一位早已迎候在那里的年轻军官把我们领进楼房内，走过一段长长的走廊。母亲悄悄地告诉我们，一会儿就要见到列宁了，这使我们十分激动。年轻军官把我们领到一个陈设品极少、宽敞朴素的房间，列宁从办公桌后坐过来，一边亲切热情地同我们握手，一边对母亲说：‘这是任辅臣同志的夫人张含光同志吧！当我得知你们来到莫斯科后，就想和您见见面，可是一直抽不出时间来，今天能见到你们，我很高兴！’列宁向我们每个孩子都问了好，还问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生活得怎么样，连声说：‘很好，很好。’他在同我说话的时候，在我头上抚摸了一阵。列宁个子不高，说话快。列宁说我父亲是勇敢的战士，出色的指挥员，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他还高度评价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谈到我母亲的回国申请，列宁建议我们留在俄国，表示苏维埃政府将尽力照顾我们，回国后会遇到很多困难。母亲对列宁的关怀表示了感谢，同时说：‘任辅臣同志的父亲尚在国内，任辅臣牺牲了，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我作为他的妻子，应该把我们的子女带回祖国去。’列宁很受感动，安慰母亲说：‘等到东部战事平静时，就安排你们回祖国去。’在这次永生难忘的会见结束时，列宁送我们到办公室门口，我们依依不舍地和他握手告别。”
到了1912年，革命在全俄范围内取得胜利，东线白匪军基本肃清，横跨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已全线通车。这时，苏维埃政府发给张含光完备的证件和一份通行无阻的专批文件，用专车并派卫兵护送他们母子一行秘密去往中国。
在满洲里国境线上，张含光和对他们无微不至悉心照料的苏俄护送人员依依惜别。此时，正是初冬时节，满目荒凉，她失去了苏俄红军为她撑起的保护伞，即将面对难以预料的风雨人生，她有些瑟瑟发抖，感到了茫然无助和无奈。七年前带着孩子来到满洲里再苦再累也是充满希望的，因为一家人要在俄国团聚。如今一家人的顶梁柱没有了，她和孩子们变成了生活最艰难的孤儿寡母，再也不能依靠丈夫的臂膀，不能听到丈夫那熟悉的声音，再也不能遇事和丈夫商量，丈夫的遗骨下落不明，连把骨灰都没有，张含光止不住潸然泪下。
她的背后是丈夫和无数中国兄弟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红色土地，她的面前是军阀统治的祖国，踏上朝思暮想寻求归宿的这片土地就有被捕和杀头的危险。任辅臣是苏俄人民人人敬仰的英雄，而在当时黑暗的中国会被定性为“罪犯”。张含光将苏维埃政府签发给她的所有证件看了又看，为预防万一，最后还是忍痛割爱用油纸包上，装入一个小铁桶内并用烛油封好桶口，埋在国境线俄国一侧。同时，她一再严厉要求三个子女回国以后绝对不能向任何人讲起在俄国的一切。就这样，张含光含泪告别了已故的亲人为之战斗的那片广袤的苏联大地。
临回中国前，苏维埃政府发给张含光很大一笔抚恤金，足可以让任辅臣的家属在生活中无后顾之忧。由于当时中国不承认苏俄发行的卢布，只好委托中国商团驻莫斯科领事朱子峤领取由法郎兑换的抚恤金。朱子峤这个奸商兼官僚私吞了抚恤金，不但不给，反而以任辅臣参加苏俄革命和当年哈尔滨当局给任辅臣、张含光发过通缉令相威胁，并声称要把他们回国之事报告警察署。张含光只好忍气吞声，领着孩子们回到老家，隐姓埋名，开始了艰辛的生活。
这时任辅臣的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张含光要侍奉年迈的公公和双目失明的婆婆，还要供养子女读书，她从苏俄带回的一些纸币已成废纸，带回的一点首饰也变卖一空，只好靠给人家洗衣服做针线活挣钱度日。含辛茹苦，历尽磨难和煎熬，心地善良、性格刚强的张含光毅然扛起了生活的重担。任辅臣的双亲去世后，张含光默默地将子女哺育成人。
刚过30岁便孑然一身的张含光，始终铭记丈夫任辅臣的嘱托，要将孩子们培养成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材。她自己省吃俭用，将超常劳作换来的血汗钱都用在孩子们求学进取的花销上。在她的殷殷鼓励下，长子任栋梁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小女儿考入哈尔滨政法学院，另一个女儿任琳琳走上革命征途，后来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女将军。
张含光和她的子女都默默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从不张扬任辅臣的辉煌功绩和一家人受过列宁接见的特殊荣誉。建国初期，《中国战士》一书的两位苏联作者，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想要采访任辅臣烈士的遗属，他们从北京找到辽宁，又从辽宁找到北京，再三寻访，却没有人知，只能怀着遗憾又回到了苏联。
1958年春节，周恩来总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张含光还健在，非常高兴。他满怀深情地说：“任辅臣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他是我们的先烈，他的革命事迹是我们国家的光荣。”
周总理派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去与张含光及其子女取得联系，让他们把任辅臣参加十月革命的事迹写成材料报送给他，并提出给张含光终生奉养的待遇。老人得知这一消息，十分感动，含着泪说：“谢谢总理的关心，现在生活在祖国的大家庭里我很高兴，生活很好，我的子女都在为人民政府工作，我没有任何需求，祖国解放了，我对一切都满意了。”她谢绝了党和政府要给予她的特殊照顾。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儿子、女儿、女婿被抓进“牛棚”，老人对发生的一切也没说什么，只是每到深夜，总是拿出珍藏的俄国放大镜翻看全天的报纸。1974年以后，张含光病重，国务院派人前去探望，并将她由辽宁的医院接到北京特护。1975年5月11日，91岁的张含光病逝于北京同仁医院。有关部门在八宝山为她举行追悼会，她的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1984年是任辅臣烈士诞辰100周年。11月5日《中国青年报》登载了一篇对任辅臣儿子任栋梁老人的专访——《苏联红军中的中国团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见到此文后，也播放了一套有关的专题节目，并传到苏联。
1987年9月25日上午，原苏联中央电视台摄制组专程来到北京采访了任栋梁。此后雪片般的信件从苏联飞向北京，飞到任栋梁家中，寄托着苏联人民对任辅臣烈士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苏联《真理报》和《乌拉尔工人报》等报刊也连续发表文章，追忆任辅臣的英雄壮举，缅怀“中国团”的英雄事迹。
苏联人民一直没有忘记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任辅臣和他的“中国团”战友们，在任辅臣壮烈牺牲的乌拉尔地区维牙火车站，早就建有一座巍峨的以任辅臣命名的中国英雄墓碑。每到春天来临的时候，人们就纷纷来到这里，献上一束束鲜花，表达无尽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