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亚婷
作为德国产学研界倡导的愿景，工业4.0正在改变着全世界的工业发展进程。
2013年，德国成立了“工业4.0”工作组，并于同年4月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发布了最终报告《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这份报告认为下一代工业革命是信息物联网和服务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创新。报告指出，“工业4.0”会将智能技术和网络投入到工业应用中，从而进一步巩固德国在生产制造设备供应和IT业务解决方案供应领域的领先地位。
无独有偶。大洋彼岸的美国早在2005年末2006年初对信息物联网和服务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作出综合性的概括，称之为虚拟网络—实体物理系统（CPS）。面对制造业的未来发展，美国与德国虽然提出的概念不同，“工业4.0”与CPS在本质上异曲同工。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李杰教授（Jay Lee）用6Cs概括工业4.0的特征：
1.Connection——网络和感应器联系一切；
2.Cloud——按需运营的云端数据；
3.Cyber——分析、预测、情境决策模型调控；
4.Content——有意义的事件信息和相关性信息；
5.Community——社会和工业生产社区；
6.Customization——个性定制生产。
如果分别选取一个核心关键词来概括人类历史上的前三次工业革命，它们是“降低成本”“稳定质量”和“快速反应”。工业4.0的核心关键词是“智能互联”，更加注重建立一个能够自我测试、比较、分析、监控、预测、修复和保养的“自组织”工业乌托邦。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却是在2014年10月李克强总理访德，宣布两国将开展“工业4.0”合作后迅速成为中国产学研界的第一热词，举国上下一方面普及探究何为“工业4.0”，一方面思考辩论中国制造的未来路径。
“对照德国的愿景，中国在精心谋划4.0的时候还须着力打造工业3.0，甚至不得不去补2.0的欠账，这是中国的国情。”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的描述真实而无可回避，这正是中国要追逐工业4.0必须面对的现实情境。
相较于有着百年的制造业积淀和经验传承的欧美国家，中国制造大多处于2.0阶段。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认为海尔仍处于2.0阶段。从2.0到实现4.0，将会是极大的挑战。那么，囿于中国国情，最适合中国的工业4.0形态究竟是什么？谁又会成为这场变革大潮的领头羊？如何理性看待工业4.0时代作为劳动者的“人”的角色？
这场关于工业4.0的深入反复讨论，既是自上而下的，同时也是自下而上的——作为市场中最活跃的因子，大小不一的企业们纷纷寻找属于自己的工业4.0之路。本刊走访了通用电气、宝钢集团、沪东船厂以及名不见经传的初创企业明匠，试图还原它们各自切入工业4.0的路径以及在进程中的思考。
事实上，工业4.0绝非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是关乎全球制造业话语权的争夺，关乎工业意识形态的竞争。工业4.0是工业标准体系在信息技术的催化下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必然产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只是“术”，工业的“产业逻辑”“行业的体系和标准”才是核心。
复旦大学EMBA特聘教授鲍勇剑在此方面有他深入独特的思考——《工业4.0管理新视野》。
去繁存真，如果工业4.0的讨论能重新唤起中国社会对于工业效率的关注，专注于制造业系统能力的提升，同时基于中国工业4.0的实践进化升级中国的管理思想，实乃幸事。
